四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为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会养成“对起源的爱好”？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共运风起云涌，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方兴未艾，那么多紧迫的现实政治问题都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面前。譬如，“1879—1880年间，除了德国工人运动以外，法国工人运动特别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援。有阶级觉悟的法国工人于1879年10月，在马赛召开了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创建法国工人党。不久，这个党的领袖茹尔·盖得，请求马克思、恩格斯帮助这个年轻的党制订一个党纲。他们两人答应了这个要求。1880年5月初，盖得来到伦敦，在恩格斯家里，和马克思以及保尔·拉法格一起，草拟了党纲。马克思写了理论部分，又和恩格斯两人合写了第二部分，即包含直接的政治和社会要求的部分。”[1]紧接着，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80年8月又在瑞士召开了第一次秘密的党代表大会，参会的56个代表作出决定，要反对德国的非常法，而且要马上采取一切手段，而不仅仅是采取迄至那时为止党纲中所称的“合法手段”来进行斗争。“恩格斯拥护这个决定。代表们激烈地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同时他们还发出了呼吁，要利用‘最广泛的最猛烈的活动’，以‘任何适当的方式’牢固地组织起来，以加强党的力量。这些都符合恩格斯的心愿。把无政府主义代表开除出党，也是恩格斯所赞同的。”[2]这样一些片断与细节，大致可以折射出1880年前后的马克思、恩格斯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研究看似远离现实的原始社会问题、人类起源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必须看到，对一个卓越的思想家来说，研究方向、研究重心的选择，他们关注什么，他们忽略什么，其实才是关键性的价值选择、价值判断。

在这里，让我们重新回到列宁对《起源》一书的评价。如前所述，列宁以“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定位《起源》，要求人们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要看看此书，因为《起源》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如何理解列宁的这个判断？为什么叙述人类早期历史、讲国家的产生，是“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是不是说，要正确处理1919年的俄国现实问题，需要从蒙昧时代、氏族社会说起？或者说，在人类最早的家庭中，蕴含着解决1919年俄国现实问题的答案？显然不是。对一个具体处理实际事务的政府公职人员来说，也许还真不需要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也不太需要研究马克思关于此书的《摘要》，甚至不太需要研究恩格斯根据《古代社会》以及马克思的《摘要》写成的《起源》。那么，《起源》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如何理解《起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实际上，在马克思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中，已经隐含着一根理解《摘要》与《起源》的重要线索。在《摘要》中，马克思写道：“这些部落转而依据血统关系上的明白的事实，用基本称谓的结合语，来说明每个人对己身的亲属关系；他们这样说：兄弟的儿子，兄弟的孙子；父亲的兄弟，父亲的兄弟的儿子；每一个词组描述一个人，从而使亲属关系包含在里面；雅利安各民族的亲属制度的最古的形式，即存在于希腊语系、拉丁语系、梵语系、克尔特语系、闪米特语系诸部落中最古的亲属制度，就是这样（《旧约全书》，系谱）。”[3]

马克思在此提到的《旧约全书》之系谱，首见于《创世记》第5章：“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5：1），随后，就是从亚当开始，直至挪亚的系谱；次见于《创世记》第10章：“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10：1），下面就是挪亚之后的系谱。根据马克思提示的这根线索，我们可以发现，《起源》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文献体系中的地位，就相当于圣经中的《创世记》。

《创世记》作为“摩西五经”的第一篇，同时也是《旧约全书》的第一篇文献。翻开《旧约全书》，首先看到的就是《创世记》。但是，在任何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起源》都不是首先呈现给读者的第一篇文献。就创作时间的先后来看，《起源》当然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作的第一篇文献。事实上，《起源》甚至是马克思辞世之后才正式诞生的文献。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反而要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体系、理论体系中，《起源》的思想地位、理论意义就相当于圣经中的《创世记》。这是一个由什么样的理论逻辑支撑起来的结论呢？

在《旧约全书》建构起来的世界中，《创世记》记载了万事万物的开端。在《创世记》所记载的事实发生之前，神是存在的，但人和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所谓“创世记”，就是神创造人的世界的记录。正是在神“创世”之后，人的世界才得以展开，人世的善与恶、拯救与沉沦才出现了无休无止的纠缠。因此，《创世记》构成了《旧约全书》的起点。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理解《起源》的意义。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中，《起源》同样意味着“开端”。只是，《起源》描述的“开端”不是神创造的人的世界的开端，《起源》旨在解释的“开端”是：人的世界是如何开始的？人是如何创造了人的世界的？人是如何从蒙昧状态走向野蛮状态进而走向文明状态的？《旧约全书》是宗教，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是它们的本质区别。但是，无论是《旧约全书》解释的世界，还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世界，都离不开对“开端”“起点”的描述，否则，就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世界的来龙去脉。从这个角度来看，《起源》堪称马克思主义的“创世记”。

我们可以假设——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假设，如果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对“起源”“源头”“开端”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框架将会怎样？稍微偏激一点说，那它就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就是说，《起源》实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理论体系、文献体系的源头和起点。《创世记》作为《旧约全书》的源头和起点，主要是时间意义上的，神创造了天地与人的世界，时间就开始了，一切都开始了。《起源》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和起点，它与时间有关，但主要是逻辑意义上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然而，这个理论要说服人，它就必须彻底；这个理论如果要彻底，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理论就必须进一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从何而来？

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是由封建社会蜕变而来的，那么封建社会从何而来？如果说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蜕变而来的，那么奴隶社会又从何而来？这就必须追溯到原始社会中的氏族与部落，必须追溯到人类的野蛮时代，直至追溯到人类还处于“一无所知”状态或“所知甚少”状态的蒙昧时代。蒙昧时代就是人类文明的初始时代，就是社会进化与政治演进的起点。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如果要成为一个逻辑完整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那么，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各个环节的说明，关于遥远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的说明，关于最古老的家庭与氏族的说明，可以提供最具基础性的支撑。这样的说明，这样的支撑，就是由《起源》来承担的。可见，《起源》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文献，堪称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与第一推动力，堪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与第一块砖。

为了更好地理解《起源》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理论体系、文献体系中的地位，我们还可以参看传统儒家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与文献体系。譬如《尚书》，它从帝尧、帝舜开始，一直讲到夏、商、周。在《尚书》各篇中，《尧典》的地位就相当于圣经中的《创世记》。《尧典》记载的帝尧，是《尚书》编织的政治系谱、文明谱系中的第一个圣王。在《尚书》建构的世界中，帝尧是圣王的起点，也是文明的起点。中国固有的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文明传统，就是由帝尧开辟的，正如《尧典》开篇所记：“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按照这样的叙事框架，华夏文明秩序就是由此而开启的。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涉及政论的古代文本，《尧典》是中华现存全部文献的第一篇”，“《尧典》讲述的是儒家承认的第一位、第二位圣人，即尧和舜。所以我们可以称《尧典》为中华文明第一典，其中阐发的是这个文明在很多意义上的源头，既是思想哲理的源头，也是精神信仰的源头，又是生存结构的源头和政统的源头。”[4]沿着这样的理路，还可以补充一句，《尧典》在《尚书》中的地位，甚至在儒家学说体系中的地位，就相当于《创世记》在《旧约全书》中的地位，也相当于《起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文献、文本来说，《创世记》是基督教教义的逻辑起点，《尧典》是儒家教义的逻辑起点，至于《起源》，则是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为什么要说《起源》是马克思主义的“创世记”，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晚年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投入了如此巨大的热情，原因也在这里。

在此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把《起源》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世记”，把马克思主义文献或科学社会主义文献与基督教文献相提并论，还可以在恩格斯的晚期著述中找到直接的依据。1894年，亦即在恩格斯辞世的前一年，他写成了《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这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献，鉴于它的写作时间，它提出的观点几乎可以看作是恩格斯的“晚年定论”之一。在这篇文献的开头，恩格斯就指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两者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信从者遭到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虽然有这一切迫害，甚至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产生300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60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5]社会主义与基督教当然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晚年的恩格斯看来，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共同点，也有相当大的可比性。正是这种共同点与可比性，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基督教文献的起点与马克思主义文献或科学社会主义文献的起点分别是什么？如果说，《创世记》是基督教文献——《旧约全书》的起点，那么，马克思主义文献或科学社会主义文献的起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作的《起源》。

[1] ［德］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易廷镇、侯焕良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页。

[2] ［德］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易廷镇、侯焕良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341页。

[4] 张祥龙：《〈尚书·尧典〉解说：以时、孝为源的正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