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四十——走在理想与现实边缘

有则消息，拨动了很多人的心弦。

2018年，美国西雅图塔科马机场。29岁的普通地勤理查德·罗素[1]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偷偷溜上了停机坪上一架庞巴迪Q400客机的驾驶舱，把飞机开上了天，90分钟后飞机坠毁，理查德·罗素没有生还。

最令人唏嘘的是，他临终前与塔台的对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降落，其实我本来就没打算降落。”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面临这样的至暗时刻，特别是对于中年人而言，某一天醒来或是当一天结束时，会突然感觉自己很陌生，甚至是面目可憎。

我还记得第一次走进法院的情形，那年香港地区回归。我入职的法院坐落于破旧街道的一隅，走廊里刷着绿漆，冬天办公室还用火炉取暖。但我没在那里待一天，因为旋即被分配到街道派出法庭。那时案件很少，调解率很高。我们的制服上有红色天平的肩章[2]，人们对法官很尊敬，却不太知道我们和街道工作人员的区别。

之后，进入新千年。法院大楼落成，城市法庭撤销，我们的制服也换成了法袍。法院条件大为改善，一切都是崭新的。

2007年，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同行的有23个和我一样年轻的法官，平均年龄不到35岁。我们来自全市各个法院，代表上海青年法官赴美国进行司法交流。与其说我们是公务访问，不如说是23只云雀放飞。有三件事印象至深：一是，在入关时遭到了海关反复盘问，可能在美国人眼里我们作为法官却如此年轻，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怀疑；二是，在参观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时看到了悬挂于法庭中和走廊里的现任及历任法官的肖像油画，画中的他们大多白发苍苍、沉着睿智，体现着美国法治精神与法官尊崇的地位；三是，一天晚上于A法官家中做客后，A兴之所至，开车带我们参观了他当初执业的律所，一座静静伫立在月光中的三层小楼，他说律师的经历让他知道如何去做一名法官。

现在回想起来，美国之行确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当身着法袍的时候，我感觉更加神圣；当面对律师的时候，我表现得更为谦和。甚至在一同赴美的同学辞职做律师时，我虽然不解，但也觉得无可厚非。只是没想到若干年后，会步其后尘。

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我们，是幸运的一代，赶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40年；但是，我们又是处于时空被急剧压缩的一代，未来正以令人目瞪口呆的方式飞速呈现。上大学时，有个中文BB机就是令人骄傲的事，谁曾想手机从黑白机发展到彩屏，又到智能机，苹果手机的横空出世，打败了诺基亚、摩托罗拉，还打败了佳能等数码相机；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无不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父亲问我：“怎么街上的银行网点越来越少了？”我说：“我已经记不起来上一次用信用卡是什么时候了，现在出门不用现金，打车都是手机支付，不要说您这辈，就是我们，也需要努力才能跟得上时代的变化。”

三十九岁的时候，我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顺着原先的轨迹，也许能安然退休；二是脱离原先的轨道，拥抱变化。我选择了后者。不是基于勇气，而是基于时代。

有的人活了一辈子，最后发现这一辈子只是像一天一样度过，而有的人则希望一天像一辈子一样度过，只要精彩就无憾。没有对错。选择而已。

想起理查德·罗素坠毁前和塔台的对话：

“我有点儿头晕。哥儿们，旁边的景色过得好快，我在想，我要好好看看这些风景，享受这一刻的宁静。一切都很美……”

世人很快会遗忘。

但，总会有人记住你曾经的努力。

[1] 罗素被媒体称为“偷飞机去自杀的年轻人”，他没有飞行员执照、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仅靠“飞行模拟器游戏”学会了开飞机，第一次上天也是最后一次上天。他驾驶飞机是想去海湾看那条带着夭折幼崽迁徙的虎鲸妈妈。

[2] 84款法官制服，当时法官佩戴军警式肩章、头带大檐帽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