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企业管理层李某、郑某永、钱某太对液氯泄漏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失。根据我国《刑法》第136条规定，危险物品肇事罪是指，违反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管理规定，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中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肇事者对重大事故的发生是过失心态，如果是故意造成事故，则可能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故意杀人罪。《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李某、郑某永、钱某太均认为他们无法预见事故发生，也无法避免事故发生，因而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检察院和法院均认为上述三人对事故有过失。

（一）监督管理过失的含义及认定

监督管理过失刑事责任是指，没有直接参与犯罪的人员，因为没有严格履行对下属的监督或对企业的管理责任，具有犯罪过失，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

监督管理过失分为监督过失和管理过失，前者指对下属人员指挥监督不当的过失，所谓“御下无方”，后者指落实管理制度不力的过失，所谓“法令不畅”。本案中，李某作为罐车的所有人及康某、王某的老板，对康某、王某没有尽到指挥监督责任，存在监督过失。郑某永、钱某太作为迪迪运输中心负责安全工作的领导，没能贯彻落实车辆定期进行二级维修、集中教育培训等管理制度，存在管理过失。

民营企业人员监督管理过失的，则构成一般的过失犯罪，而公职人员监督管理过失的，构成渎职犯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有监督管理过失，导致重大人员财产损失的，构成玩忽职守罪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等渎职犯罪。不具有公职人员身份的人有监督管理过失的，涉嫌的罪名一般取决于直接犯罪人员所犯罪名，如本案中罐车司机和押运员构成危险物品肇事罪，则企业领导也涉嫌该罪名。

（二）监督管理过失的发展沿革

监督管理过失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在1955年的日本森永奶粉案件中得到司法机关的确认，具体案情[2]如下：日本森永奶粉公司德岛工厂专门生产婴儿奶粉，为提高奶粉的溶解度，工厂自1943年起在奶粉中加入一定量的第二磷酸苏打药品，药品供货商一直是以药品品质著称的协和药品公司，奶粉从未发生质量问题。1955年3月至4月，协和药品公司生产出厂的一些第二磷酸苏打药品含有毒物质砒素，森永公司没有检测该批第二磷酸苏打药品，直接加入奶粉中。有毒奶粉造成日本133名婴儿死亡，1.2万名婴儿中毒。

日本检察官向法院起诉，其中一起是指控森永奶粉公司德岛工厂厂长犯业务过失致人死亡罪。一审法院经过长达八年的“马拉松”式审理，判决厂长无罪，理由是不能认定厂长在森永公司订购药品和未检测药物上有过失。检察官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森永公司整个企业都存在过失，将案件发回重审。最终，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森永奶粉工厂在将药物添加进奶粉时，应怀有“不安感”，应预见到危险，对奶粉食品安全有注意义务，违反该注意义务造成严重后果就应当承担过失犯罪责任。

森永奶粉案件判决后，监督管理过失责任引起各方广泛关注，经学者研究完善，监督管理过失责任被广泛应用于司法审判。后来发生的日本的水俣病、毒油症事件中，企业管理者都因监督管理过失被追究了刑事责任。[3]

（三）处罚根据——与事故发生的间接因果关系

监督管理过失案件中存在双重因果关系——直接因果关系和间接因果关系，被管理者的行为与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监督管理者通过被管理者而与事故发生有间接因果关系。在液氯泄漏案件中，罐车驾驶员康某、押运员王某长期超载运输、事故当天严重超载运输是导致液氯泄漏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康某、王某的违规驾驶行为与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致远石化公司负责人李某虽然没有直接接触过罐车和液氯，但疏于对康某、王某的监督管理，没有对车辆安全性能进行有效管理，与事故发生有间接因果关系。

企业领导与事故发生是否有间接因果关系，可以用“如果……事故就不会发生”来判断。在液氯泄漏案件中，如果郑某永、钱某太能够对所有车辆定期进行二级维修，对所有司机和押运员教育培训，轮胎已达到报废标准的罐车就不会上路，事故就不会发生，因此郑某永、钱某太的不作为对事故发生就有因果关系。相反，在日本大洋百货失火案中，法院认为：“即便被告人（贩卖科长）平常就对3号楼的营业人员进行防止火灾燃烧的训练，但也很难说，在本案中的火灾蔓延到3层商铺之前，能够有效地采取关上C号楼梯防火门的防火措施”，[4]因此被告人的不作为与火灾没有间接因果关系，不负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