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编第一
《诗经》颂战诗及其遭遇误读的分析
谈及《诗经》的战争诗，就会想起《豳风·东山》中那位忧郁的士兵，咀嚼着他“慆慆不归”的忧伤情怀，也会想起《卫风·伯兮》中那位因丈夫久征不归而“首如飞蓬”、肝肠寸断的思妇，更会在眼前浮现出“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的场景，惹出一腔无以言说的苦闷……这些弥漫着浓重厌战气息的诗篇，因其辉耀千古的艺术魅力而被人们久久传唱。然而，战争毕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类带来无限痛苦的同时，也满足了某些阶层的物质欲望及精神追求，成为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重要力量，故而厌战只是战争观之一种，而绝不是全部。穿行在《诗经》战争诗中，就会发现其中既有充盈着怨容愁情的角落，更有回荡着欢歌劲曲的广场。有学者以为：“通观《诗经》的战争作品，从国家到个体，从征夫到家人，普遍地对战争报以厌弃的态度。”17认为《诗经》的厌战诗一枝独秀，这显然有悖于《诗经》的客观实际。
一
《诗经》既有厌战诗，更有颂战诗。所谓颂战诗，指的是《诗经》中讴歌战争英雄、颂扬武功军容以及鼓励士兵斗志的作品。据笔者统计，《诗》三百中，涉及战争的作品共三十多首，其中颂战诗就有十余首。就音乐类型而言，颂战诗遍及风、雅、颂；从反映的历史内容来看，则绵延殷商、西周及春秋中叶，所涉及的战争史实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商汤伐桀及武丁伐楚
《商颂》为商诗还是宋诗，乃《诗经》研究的一大公案。笔者同意杨公骥等先生的意见18，以为《商颂》属殷商旧歌，是后人了解殷商史的重要材料。杨公骥先生指出《商颂》“继承着英雄诗歌的传统”，表现的是“暴力思想”。19《长发》第六章言及商汤伐桀而有天下，字里行间充斥着对商汤武功的歌颂。作者用了两个比喻来渲染商汤的声威：一是“如火烈烈”，表明任何人若敢违抗商汤的意志，就如身陷熊熊燃烧的烈火，最终只能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另外一个比喻是“苞有三蘖，莫遂莫达”，意谓“一棵树有三个杈，叫它不生又不长”20，以对树杈的大力砍削，比喻消灭敌人的干净彻底与毫不留情。
武丁伐楚之史实则体现于《商颂·殷武》之中。《殷武》是一首祭祀殷高宗武丁的诗。该诗以不可一世的傲慢口吻，声称成汤以来殷商便对荆楚享有绝对的统治权，各部落“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后因殷道中衰，国力不振，荆楚趁机背叛。殷高宗为了恢复对荆楚的控制，亲率武力征伐。首章曰：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诗经》孔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前二句突出了武丁的勇武之貌。中间二句尽显殷军以疾风扫落叶的气概，一举荡平荆楚、获得大批战俘的威势。据甲骨文献，殷商时期经常发动针对异族的战争，“每次杀戮之人数，有多至三千人左右者”21。侥幸不死而成为战俘的也难逃悲惨的命运，成为殷商统治者的奴隶。殷代有残酷的献俘制度，每次战胜归来，为乞求祖宗及神灵的庇护，殷王会将一部分战俘当作牺牲杀掉。“这样的人祭通常要杀掉数十人到数百人，实在令人发指！”22故而“裒荆之旅”四字的背后，是荆楚战俘的声声悲鸣及累累白骨。末二句写武丁的平叛之功。陈廷杰在《诗序解》中指出此诗具有“既温而厉”的风格，但就首章而言，则不见温和之气，但闻严厉之声，使人不禁联想到殷商大鼎的狞厉之气以及殷墟人殉的恐怖之象。
（二）文、武剪灭殷商
周人经过长期努力，最终一举剪灭殷商，从西方的一个蕞尔小邦一跃而成天下共主。有关这方面的军事史实，在《周颂·大武乐章》及《大雅》的《大明》《皇矣》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领袖人物周文王、武王是儒家倾心赞颂的圣人，是仁义道德的楷模。然而在《诗经》的上述作品中，他们却呈现出与后儒之描述不尽相同的但也可能是更为真实的形象。
《大武乐章》的篇目及次序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就篇目而言，只有《武》《赉》《桓》《酌》等四篇由于被《左传·宣公十二年》及《毛诗序》明确提及属《大武乐章》，而被古今学者认可。23《礼记·乐记》指出《大武》各章的内涵为：“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这种说法的可信性虽然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大武乐章》主要表现武王伐纣的战争过程则是不容置疑的。各篇既有对武王灭商的赞美，也有对武王大肆杀伐殷人的描述，如“胜殷遏刘，蓍定尔功”（《武》）。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曰：“‘胜殷遏刘’谓胜殷而灭杀之，犹《周语》云‘蔑杀其民人’。”可知这四个字散发出浓烈的血腥气，可看成是对《逸周书·世俘篇》杀死殷人“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之描述的呼应。
对于战争的表现，如果说《大武乐章》过于粗略的话，那么《大明》《皇矣》就细致很多。《大明》共八章，末二章颂扬武王伐商的功业，追忆了武王所领导的同时也是周人历史上最为光荣的一场战役―牧野之战。第七章记录了武王的战前誓词，所谓“维予侯兴，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武王搬出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表明周人已经得到上帝的佐助，并显示这场旨在推翻殷纣政权之战争乃天命使然；同时更重要的，是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以令将士畏惧上帝责罚的方式来鼓舞士气。这种方式明显带有威胁的成分，与《尚书·牧誓》中武王誓师前训诫兵士时“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的恫吓口吻，何其相似。第八章渲染了牧野战场上周人战车的夺人耳目，战马的骨骼强健，并以翱翔于蓝天之上的苍鹰来比喻武王的大臣姜尚。看来对于武王和姜尚，诗人所着力渲染的都不是他们在道德方面的优势，而是其不可冒犯的权威和战无不胜的气概。
《皇矣》充分展现了文王的武功。前六章“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朱熹《诗集传》卷第十五），末二章涉及战争，写“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同上），周人取得天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几代人的长期努力。傅斯年先生曾将其概括为七个步骤：“其一为平定密、阮、共，此为巩固豳岐之域。二步为灭崇而‘作邑于丰’，于是定渭南矣。三步为断虞芮之讼，于是疆域至河东矣。四步为牧野之战，殷商克矣。五步为灭唐，自河东北上矣。六步为伐奄，定淮夷。七步为营成周。”24其中的伐密与伐崇，是两场至关重要的战争。周人因此获得对西方的控制，从而为其日后平定天下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础，这就是他们之所以高度评价周文王功业的原因所在。如果说《大明》对武王等的歌颂主要在于武功的话，那么《皇矣》对文王所歌颂的，不仅在于武功，还有德行，但重心仍在武功。《皇矣》也抬出了上帝，借助上帝的权威评论，指出周文王的高贵品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意谓“你不把声色来夸张，你不把鞭棒将人伤，不逞能，不弄巧，遵守上帝的规章”25。赞扬周文王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对人不疾声厉色，也不滥施刑罚，所作所为均能自然地与天意相合。显然，这是文王打败崇人的重要因素。至于敌对方密国则罪行昭彰，所谓“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这样周文王对其发动进攻，就变成了剿灭残贼的正义之战。诗歌用一块彩色的面纱，掩盖了周文王扩张领土的真实野心。诗歌末章描绘了周人攻打崇国时的情景：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凸显出周人在战斗中那种排山倒海、一往无前的气势。崇人高大的城墙很快被攻下，大批俘虏成为周人的战利品。对于崇人，周人绝不手软，俘虏胆敢不服，便被割掉左耳。“伐”“肆”“绝”“忽”等字眼更是让人心惊胆战，崇人实施的讨伐、攻打、扫荡、根除，周人的冷血之态、残酷之意，从中一览无余。周文王所率领的军队被儒家冠以仁义之师的美名，属“以德服人者”，而非“以力服人者”（《孟子·公孙丑上》）。然而《皇矣》却渲染了周文王“以力服人”的一面，这是值得细细思索的。无独有偶，《大雅·文王有声》在总结周文王的功业时唱道：“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认为文王的功勋主要在于“伐于崇”的武功，而非道德领域的建树。显然，同周武王一样，《诗经》中周文王的形象与后来儒者们所设计的，其间也存在着较大的距离。
（三）宣王征伐四夷
周宣王是西周后期一位毁誉参半的天子，誉之者称其为中兴之主，“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毁之者则将其与“贪天祸”的周厉王、周幽王等昏君并列26。在位期间，他曾多次发起对淮夷、徐方、楚、犬戎等异族的战争。《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六月》《采芑》，对周宣王及其大臣尹吉甫、方叔、召虎、皇父等人的武功做了淋漓尽致的歌颂。其中有对王师车马之盛容的描绘，以之衬托将士们昂扬的斗志，如“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六月》），“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鞗革”（《采芑》）；也有对敌方闻风丧胆的描写，像“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庭，徐方震惊”（《大雅·常武》）；更有令人目不暇接的博喻，“王旅嘽嘽，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水之流”（同上），以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概，渲染出王师的所向披靡。这些比喻直接启迪后世兵家对兵势的描写。《孙子兵法》曰：“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阳，动如雷霆。”《尉缭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轻者如炮如燔。”姜南《学圃余力》分析道：“二子言兵势，皆不外乎《诗》之意。”27
（四）秦国尚武图强
秦国偏居西隅，久与戎狄为邻，境内烽燧之烟多见，弦歌之声少闻，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迥异于东方各国的强悍民风，即所谓“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书·地理志》）。男人剽悍尚武，妇女亦深受浸润。《秦风·小戎》是一首思妇诗，但也可定位成颂战诗。诗中女主人公的形象与《伯兮》中的大为不同。思妇称其丈夫为“厌厌良人，秩秩德音”，安安静静，规规矩矩，是一位“温其如玉”的君子。丈夫奔赴前线之后，妻子沉浸在思念的海洋中，“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寝食难安，心烦意乱。可贵的是，她没有因思念而消沉，不像《伯兮》中的思妇那样面容憔悴，心痛悲伤，完全无法正常地安排日常生活。为了深入刻画思妇的心曲，《小戎》还用大量笔墨铺陈景物。若以常规思路设想，则诗中之景物当与柔弱女子之形象相配，从而映衬出思妇的绵绵情意。然而此诗却出人意料地将聚光灯对准兵车，细腻地描摹了秦人车马之制。兵车本身充满阳刚之气，驾驭者乃充满豪情壮志的将士。他们描绘兵车、咏唱兵车，绝不会让人惊异，而从女子的视角出发将其展现，则显得格外奇特。对此，刘玉汝分析道：“秦人强悍尚勇敢，又值犬戎之变而事战斗。其平居暇日所以备其车马器械、以备战伐之用者，无不整饰而精致，故家人妇女亦皆习见而熟知之。”28从妇女对兵车构造的谙熟，人们可以感受到秦国尚武的民风。包括思妇之丈夫在内的秦国军人的威仪，得以从中展现；而思妇柔中带刚的性格，更是得到有力的折射。
对秦地尚武习俗的展现，如果说《小戎》还不够显豁的话，那么《无衣》就堪称直截了当了。其第二章曰：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像这样威武雄壮的军歌，在《诗》三百中是绝无仅有的。由勇士口中唱出上述词句，必有一种地动山摇的气概，使敌人闻之胆寒。表现士卒心境的诗篇，《诗经》尚有多篇，如《邶风·击鼓》《魏风·陟岵》，“豳风”中的《东山》《破斧》，《小雅》中的《采薇》《祁父》《渐渐之石》等。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感伤的甚至是怨愤的色彩，或埋怨久戍不归：“不以我归，忧心有忡”（《击鼓》）；或诉说征战岁月的艰辛：“行道迟迟，载饥载渴”（《采薇》），“山川悠远，维其老矣”（《渐渐之石》）；或倾诉从战场侥幸生还后的辛酸：“我东曰归，我心西悲”（《东山》），“哀我人斯，亦孔之休”（《破斧》）；或抒发对父母兄弟的绵绵思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岵》）；或愤恨地指责身居高位的“祁父”：“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祁父》），均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表现了对战争的憎恶。如此一来，《无衣》在整个《诗经》中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了。奔赴战场时，士卒们对战争非但不厌恶、不诅咒，反而生出一股巨大的热情，具有高昂的斗志，豪迈的情怀。钟惺说此诗“有吞六国气象”29，日后秦人统一天下的伟业的确已在诗的字里行间初露端倪。
从《诗经》颂战诗中，人们可以窥视秦国强悍的民风，更可以看到商周统治者对其武功的理直气壮的颂扬。商汤、周文王、武王等人的战争英雄形象，是由殷红的鲜血与惨白的尸骨衬托出来的。他们征服异族时的冷酷无情，以及以力服人后的炫耀夸饰，令人油然而生畏惧之情与厌恶之感。人们在这里看到的，也许才更接近他们的真正面目。
二
解读任何作品，均须“知人论世”，以此信条面对《诗经》，必会疑窦丛生，因为其中作品大都作者不明，无法准确系年。显然，《诗经》的颂战诗也无法逃脱类似的尴尬。关于作品的年代，笔者也只能如上所述，推导出作品所反映的历史时期，而不是言之凿凿的系年。至于颂战诗的作者，笔者自然无法说出其姓甚名谁，而只能大致推断出作者是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殷周音乐机构的专职官员，或一般公卿贵族，商朝、西周初期以及宣王时期的颂战诗，即出自他们之手；二是秦国民间诗人，他们生活在地理环境及文化氛围均十分特殊的秦地，熟悉当地的尚武风习，从而创作出极具秦地风味的《小戎》《无衣》等民歌。两类作者有着不同的创作宗旨。后者是出于抒发性情的需要，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的结果。而前者则政治色彩浓郁，将乐、舞、诗等艺术形式用于宫廷礼仪活动，进而将其纳入政治生活的轨道，使之成为巩固统治的手段。《礼记·乐记》有“王者功成作乐”的说法，指出“作乐”的前提是“王者功成”。如何理解其中的“功”字？显然，王者统领一方之政，其“功”可以体现为多个领域。《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述古代乐舞的由来，时限始于朱襄氏，止于周成王。其中以下文字有助于人们了解何为王者之“功”：
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可见，《夏龠》《大护》《九招》《六列》《大武》《三象》等舞、乐、歌三位一体的作品，是在古代贤王取得不同功绩的背景下，出于歌功颂德的目的而创作出来的。贤王们的功绩有文治，如大禹辛勤治水、文王德感诸侯；也有武功，如商汤讨桀、武王伐纣。在作品的制作者看来，贤王们所取得的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均意义重大，都值得大加称颂。
统治者热衷于炫耀赫赫武功的做法，从《诗经》保存的颂战诗来看，应该说从殷商开始，一直延续到西周宣王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现实，使得统治者认为对贤王武功的称颂，非但没有什么不妥，反而是一种意义重大的政治行为。这种称颂用于祭祀祖先的场合，能够起到沟通神灵与人间的作用，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序》），从而利用天上的神权以巩固地上的王权；同时它还与其他乐舞歌诗一样，具有教育民众的功能，即“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记·乐记》），试图收到“经夫妇，成孝敬，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效果。
春秋后期以降，上层贵族以“赋诗言志”的方式，使《诗经》成为政治活动的工具；诸子百家在论证其理论主张的时候，也时时引用《诗经》，将其视为思想依托。秦汉之后，《诗经》成为“五经”之一，被赋予神圣使命，地位极其崇高。伴随着《诗经》的政治工具化，在经学研究史上出现了解诗者的误读现象，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对恋情诗的解释，如将《关雎》题旨说成“后妃之德也”之类；而对颂战诗也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然而该现象却一直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
秦人对其尚武习俗的展现，以及殷周统治者对其武功的炫耀，成为颂战诗遭遇长期误读的主要区域。由于颂战诗涉及多个历史时期的政治人物及战争事件，其误读者亦绝非一时一地之人，而是绵延存在于自先秦至今的不同时代，故而造成了误读情形的复杂。为了便于分析，姑且将误读分为“抨击秦政型”与“美化君王型”两类。两类之中，后者涉及的诗篇以及造成的影响，均要大于前者。
一是抨击秦政型。
秦始皇积数世之功，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本以为建立了万世不朽之基业，然而没料到“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贾谊《过秦论》），庞大的帝国在短时间内分崩离析。秦王朝何以如此短命，引起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深深思索。秦始皇在政治上的严刑峻法、军事上的穷兵黩武，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前车之鉴。对秦政的憎恶，直接影响到对《秦风》颂战诗的评价。比如在对《无衣》题旨的认识上，《毛传》曰：“《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十二曰：“好战而不恤民，则《无衣》作矣。”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亦曰：“本篇确实是刺秦君好用兵的诗，也即是人民反对战争的诗。”30以上三种解释，均将《无衣》误读为反战诗。从政治功用的目的出发，拿《诗》为其所用而完全不顾及诗歌本义，这是《毛传》解诗的一大特征。它对《无衣》的解释，亦当作如是观；至于马、蓝二人，则一方面深受《毛传》影响，另一方面在他们内心深处，对秦政的批判意识已形成强大的心理定势，并进而转化为层层云雾，遮挡了他们的视线，以致竟无法看清诗歌的原义。
二是美化君王型。
在先秦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眼中，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人已经变成一种符号，象征着其各自的理想政治。这些被尊崇为圣人的君王，其历史的本真面目并不是儒家探寻的方向。在孟子那里，甚至干脆从自己的构想出发，为上古帝王随意涂抹画像，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言：“在孔子的说话中，只把历来名人的性格加以批评，虽有传闻之误，却不致有何装点。孟子呢，他简直不管古代的事实究竟如何（例如古公亶父是否好色，灵囿是否文王所筑），只尽力把古代的王公硬装到他的王道的模型里去，好借着他们的牌子做他宣传自己学说的手段。”31为了让高举的牌子更有号召力，孟、荀等还搬出被世人尊崇的《诗经》，从中摘引出一些涉及上古帝王的诗句，度以己意，加以评点，美饰的色彩十分浓郁。这种评《诗》之方式与所得之结论，对后人影响甚大。《诗经》颂战诗“美化君王”一类的误读，基本由此产生。下面试举四例加以说明：
（1）《荀子》对《殷武》“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四句诗的理解：
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故仁人用，国日明，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虑敌之者削，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此之谓也。（《荀子·议兵》）
《议兵》记述荀子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围绕战争的诸多问题展开的争论。临武君“兵之所贵者势力也”的观点，遭到荀子的强烈反对。他指出“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禁暴除害”的高尚动机是战胜敌人的法宝。荀子在上面引文中描述仁者之兵的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正是仁人手中握有法宝的结果。《殷武》“武王载旆”四句对商汤灭桀时强大气势的渲染，被荀子借用过来证明仁者之兵的战斗力，而商汤也自然成为“仁人”，他所发动的推翻夏朝的战争，也自然是为了“禁暴除害”。诗句原本对商汤武功的夸耀，却被当成仁义之师战无不胜的一个例证。
（2）《孟子》对《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五句诗的认识：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上》）
《皇矣》“王赫斯怒”数句原本是记叙周文王灭密须氏一事，歌颂文王通过武力扩大周人版图而造福本族的功绩。诗歌还以“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表明讨伐密须的师出有名。实际上，周文王用几十年的时间征服密须、耆、邘、崇等国，不断扩大周人的版图，以致“三分天下有其二”（《史记·周本纪》），从而为武王灭商铺平了道路。为了成为天下共主，周文王可谓做了长期、周密的计划，而攻伐密须仅仅是他宏伟蓝图的一个部分。因此，“密人不恭”诸语只能视为周人出兵的借口而已。然而孟子从其仁政理论出发，宣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仅把文王的战争升格为一个崇高的政治行为，还把文王装扮成一个仁慈爱民的君主，遮掩了诗歌所彰显的大邦吞掉小邦后，因实力的增强、野心的满足而踌躇满志的情形。
（3）《左传》《荀子》对《大武》乐章的曲解。《论语·八佾篇》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大武》表现武王以武力取得天下的过程，而孔子对战争基本持否定态度，故而认为其未能尽善。孔子的评价是对《大武》宣扬武王武功的有力说明。然而《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楚庄王之语：“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认为《大武》的题旨非但不是宣扬武功，反而是表现“禁暴”“戢兵”，这显然不符合《大武》的创作意图。
《大武》颂扬的是武王在牧野之战中的武功。荀子在《荀子·儒效》中认为于牧野之战打败殷军的不是周人，而是反戈一击的“纣卒”。战役结束后，周人“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还说《大武》是顺乎“定三革，偃五兵”的形势而制作出来的。有人说孔子曾说周公“胜敌而愈戒”，荀子认为此“非孔子之言”，因为周公率领的是仁者之兵，无敌于天下，根本无须警惕任何人，因为谁也无法对他构成威胁。荀子还曾在《礼论》《乐论》等篇论及《大武》，即“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濩》，所以养耳也”。从荀子犹如小说家般描绘出的牧野之战的情景，从他对《大武》具有养人之耳、使人心庄之审美作用的概括，以及他在《荀子·议兵》所虚构的武王等人用兵的神话，所谓“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可知其所认定的《大武》的内容并不是表现暴力的。
（4）汉人婴韩在《韩诗外传》卷六中对《常武》“王猷允塞，徐方既来”的理解：
夫倡而不和，动而不偾，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来宾者，诚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诗曰：“王猷允塞，徐方既来。”
“王猷允塞，徐方既来”是对周宣王征服徐国的吹捧。周宣王在位期间，对北方的戎狄、东方的淮夷以及南方的楚国，实行的是武力征服之术，而非以德怀柔之策。战争的结果是先胜后败。宣王晚年在对戎狄的战争中接连失利，尤其是在千亩之战中丧失南国之师，“周军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32。结合《国语·周语上》对宣王政治昏聩的多次彰显，可以看出《韩诗外传》所赞誉的“德之至”的“先王”，无论如何也与周宣王对不上号。“先王”如若指的确是宣王，则可视为一种溢美之词；当然，无论确指与否，都改变不了韩婴以断章取义的方式阐述其政治主张的写作意图。
从以上四例的分析中，可知误读者固然存在着诠释立场的差异，但也呈现出共同之处，即把颂战诗原有的炫耀武力的内容抽去，而填之以歌颂统治者美好品德的题旨。
《诗经》颂战诗误读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应与先秦儒家的战争观念有直接的关联。殷周时期将宣扬武功的行为看成巩固统治的合理手段，但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战争观念的变化，这种做法已不被嘉许，楚庄王在取得邲之战的胜利后反对“为京观”（详见《左传·宣公十二年》）之举，即为明证。身为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孔子、孟子、荀子，均反对当时愈演愈烈的兼并战争。当然，他们对战争也不是一概反对。孟子支持能实现其仁政理想的义战，而荀子则认为战争应当“禁暴除害”（《荀子·议兵篇》）。在各自战争观的支配下，他们从构建理论大厦的目的出发，以其主观之意逆《诗经》颂战诗之志，形成一种追求政治功用的解《诗》模式，并以之深深浸染着秦汉之后的解《诗》者。《诗经》颂战诗误读现象的经久不绝，其主要缘由便在于此。
（本文原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