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相关研究成果

在中国，乡村问题由来已久。这主要缘于从古至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始终处于相对较低层次。后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耕文化逐渐衰落，乡村问题日益突显，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者和政府的关注。按照社会关注度和研究成果的密集度，可以将乡村问题研究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上半期。当时中国政治混乱、经济凋敝、文化破损，广大知识分子将希望寄托于农村，希望“以农兴国”。他们深入农村，“注重调查，确定方向；崇尚科学，积极实验；联系生活，启发自觉”，涌现出一批农村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按照研究路径和研究思想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乡村建设派，主张通过在乡村开展各类乡村建设实验来复兴乡村，其中以梁漱溟的“邹平模式”、晏阳初的“定县模式”、卢作孚的“北碚模式”这三类典型模式为代表。虽然后来大部分实验因日本侵略而中断，但他们有关乡村建设的思想和主张为我国的乡村治理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和参考，甚至当代仍有学者模仿当年的做法，尝试破解当今的“三农”问题。另一类是单纯从理论方面研究“三农”问题的学院派4，代表性人物如费孝通，其一生著述数百万字，其中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是其研述一生的大课题，他从农村社会学的角度编写了多本著作，如《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另外还有被誉为“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的董时进，代表作《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政策》《国防与农业》，作为民国时期重农派和维护土地私有制思想的代表，他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

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乡村建设方面做了很多探索研究。毛泽东就曾针对农村和农民问题做过多次实地调查，如在20世纪20年代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在30年代对江西长冈乡和福建才溪乡的调查，在40年代主持的陕西省农村调查，等等。这些调查不仅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而且在调查方法方面也有所创新。5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农村制度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形成了我国乡村研究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数量较上一时期大幅增长，涌现出如陆学艺、陈吉元、李培林、王铭铭等一批著名农村研究学者。研究主题多富有改革时代特征，如《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地调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改革中的农民问题》。研究问题从农村复兴道路的探索逐渐深入到中国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出现的具体问题。

第三阶段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乡村问题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其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根据本研究需要，在中国知网（CNKI）输入关键词“乡村研究综述”进行检索，2004年至2018年发表的相关文献共329篇，具体分布为：2018（56）、2017（53）、2016（27）、2015（38）、2014（28）、2013（29）、2012（11）、2010（25）、2009（17）、2008（9）、2007（13）、2006（15）、2005（5）、2004（3）。2017～2018年两年间共发表相关研究成果109篇，约占总数的33%；中共十八大以来共242篇，约占总数的74%。检索数据显示，关于“乡村研究”的学术专题研讨会文献共23篇，说明乡村问题已然实现了从分散的碎片化认识向集中的理论化、系统化转变。“三农”问题不再只是被社会某一群体关注，而是成为政府、学者、公众合力关注的热点。

研究人员也已经不再局限于社会学、人类学学科，一些历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甚至建筑学的科研人员都参与到乡村研究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被称为“温三农”的中国研究“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其撰写的《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等著作研究深入、例证具体、数据确凿，非常具有说服力；“华中乡土派”带头人贺雪峰，先后在全国20余个省市做农村调查，发表学术论文1000余篇，出版著作60余部，在学界和政策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曹锦清教授撰写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记录了半个世纪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全过程；吴毅教授长期专注于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其著作《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围绕税费改革、农业结构调整、官民关系等新世纪初叶乡域政治的主轴，运用人类学式的“深描”来展示主题，并在这种展示中分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的特征、机制与逻辑，以此对改善乡村治理进行思考。

中国乡村的研究人员中不仅有中国学者，还有许多外国学者。早在19世纪末，来华传教士就已有了关于中国乡村的专书。如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1899年就出版了《中国的乡村生活：社会学的研究》。1925年上海沪江大学的美国学者库尔普带领攻读社会学的学生对广州潮州凤凰村的家族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南部中国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旅美华人杨庆堃根据自己20世纪50年代初在广州郊区鹭江村的调查写成《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1959）。爱德华·弗里德曼从1978年5月开始对河北省五公村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查，10年中他先后12次来到中国，对这个村及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与数百名干部和村民进行了长达数千小时的访谈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20年的社会变革及其影响和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