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
2017年年底，我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中国民主同盟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承诺在当选后的一年内访遍全国民盟省级基层组织。山西民盟是我走访的第28家。
2018年11月6日，我到民盟山西省委机关走访，主委王维平同志在通报山西民盟工作时，向我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六个一”中长期调研规划，即分别确定一个乡村、一个企业、一个社区、一个学校、一个城镇、一个景区，作为民盟省委长期调查研究对象和参政议政联系点。2018年一年中，维平同志带领的调研组重点围绕一个乡村——山西省岢岚县宋家沟进行了深度调研。他们多次前往宋家沟，通过对村民们的走访调研，掌握了大量反映宋家沟在新时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困难等第一手田野资料。他们的介绍让我眼前一亮，感觉似曾相识却又颇有新意，不由得想起了民盟前辈们做过的乡村研究和改革实验，特别是民盟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费孝通先生在江苏开弦弓村做的研究。费老写的《江村经济》我曾读过，印象非常深刻。说起来，费老和我的研究工作还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费老是社会学家，要做田野调查，我做地质研究也需要跑野外，即都要深入现场、“解剖麻雀”，都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户外工作。费老当年在开弦弓村住了近两个月，与村民同吃同住，详细记录了能够全面而真实地反映村民生活和思想状态的各种数据和信息，并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为我们了解和认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范例，让我们窥见那个时代中国乡村的结构和发展脉络，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乡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本。
山西民盟对宋家沟的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当下中国晋西北地区乡村的样本，呈现给读者的是关于新时代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让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宋家沟这类乡村的社会结构和发展脉络。他们对宋家沟的调研细致生动，不仅对农村外观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观察描写，而且记录了与村里的种田人、经营户、贫困户、光棍儿户、村干部、外出打拼者等不同类别群体进行的深度交流，他们选择的几类采访对象基本上涵盖了当下中国乡村的主要人口构成。对这几类人群的详细描述让我们对当下乡村中形形色色人群的生存状况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调研组不仅运用了观察和访谈的研究方法，还制作了涉及面非常广的调查问卷，搜集到了有关村民生活生产、休闲娱乐等方方面面的第一手数据，并运用统计分析工具进行了定量研究，使得出的结论具有可信度和时效性；同时，系统的分析和简明的图表增强了该研究的可读性。显然，山西民盟的调研工作在遵循费老足迹的同时，也非常注意调研方法的与时俱进。
我认为山西民盟对宋家沟所做的研究值得肯定和推广，它将为我们解决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提供参考。我也认为，商务印书馆愿意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出版发行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对相关学者而言，这本书是有借鉴价值的一手资料；对于我们民盟，则是参政议政实践中，一份面向大众、面向历史的答卷。
在我们内部工作会议上，我曾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意思：社会调查曾经是民盟先贤，尤其是费孝通主席的“看家本领”，民盟的后来人完全有必要把这样的传统继承和发扬光大。这也是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把民盟建设成为高素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展示新气象、新作为、新面貌的必然要求。最近我就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们30个省级组织都像山西民盟这样，选择一个点用科学的方法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那我们参政议政的水平一定会有实质性的突破，我们的工作也会取得更多扎实的成果。说实话，民主党派在早期确实是人才荟萃，在知识及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今天这个优势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执政党无论在人才方面，还是在全面信息的掌握方面，特别是对全局和趋势的把握方面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民主党派要想做好议政工作，需要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研上下更大的功夫。
山西民盟的同志们希望由我来为他们这本书作序，我愉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我希望《乡村调研：宋家沟》这本书出版发行之后，能够受到全国盟员和其他读者的关注，同时得到“三农”研究领域专家们的认可。我相信他们针对宋家沟所做的研究是对中国乡村研究的一个新贡献，必将为现在和将来的读者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乡村状况提供重要依据。
2019年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