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九锡名物略考[115]
——物化礼乐视角下的北魏礼制渊源与变迁窥管

刘凯

拓跋鲜卑建极之北魏，其制“汉化以渐，新旧竞替，制杂胡华，敷汉名于旧制，因事宜而立官”，孝文改制之后，至太和十九年（495）始见九锡应用之史实记载。九锡，锡者，赐也[116]；赐者，予也，故九锡亦作九赐，乃是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赏赐给有殊勋之臣子的九种礼器；九为阳数之极，九锡之谓，亦彰显赐物之尊，恩宠至隆。作为具象的物化礼乐，九锡器物通过数度差别体现用户的尊卑等级，故最高统治者赏赐九锡于臣子，其形而上的象征意义便远胜于其使用价值，九锡的最初功能便寓于其中；在此前提下，具象之九锡与抽象之礼仪制度相配合，渗合为一套完整的荣誉授予仪式，即九锡殊礼。九锡与九锡殊礼渊薮于宗周九命，萌芽于西汉之末，规范于曹魏，而兴盛于两晋南北朝，历隋唐直迄于五代十国，而自两宋以降，声势顿萎，几至无闻。魏晋南北朝之间，权臣多有凭借熏天权势，胁迫皇帝赐予九锡或自加九锡，加以以功德为公/王与开建王国等方式实现身份“去臣化”[117]，而后以“禅让”的方式擅权篡位，易代鼎革，故史籍所载多将九锡与九锡殊礼置于与禅让相结合的王朝更替环境中，论其作为权臣篡弑工具的功能，而忽视其褒奖功臣的最初功能。赵翼《廿二史札记》卷7“九锡文”条及文后附论九锡出处以降[118]，至今日学者研究[119]，着眼点皆是“禅让九锡”[120]，未出古人窠臼。以此观之，北魏九锡非鲜卑旧有传统，源起中原先代“故事”，大致无异议。然终北魏一朝，九锡应用的对象、时间及形式大异于曹魏两晋及南朝的“禅让九锡”。简言之，在拓跋鲜卑建极的北魏一朝，缘起中原先代“故事”的九锡并没有发挥“禅让工具”的功效，反而是以皇帝于勋臣死后追赠的形式出现，彰显出主强臣弱、如众星拱北辰的面貌，与“禅让九锡”标示出臣凌君上、皇权不彰的东晋南朝形成鲜明对比，可谓九锡之变相；而其出现的时间节点，正在孝文迁洛后的太和十九年，其由来渊源与九锡始出文献时段相关联[121]，而又为孝文所变，独具北魏特色。[122]本文所欲为者，是略考北魏九锡名物。具象的物化礼乐是抽象的制度运行、政治运作的载体，考察名物，可将九锡文献史、北魏九锡变相应用的政治史承载起来，构建其基础与源头；而名物典制，历朝所本既异，兼之本朝客观形势所限，器物必有沿有革，何况北魏为拓跋鲜卑建极，后有孝文汉化改制，九锡具体器物必有异于他朝者，故须考索。在略考九锡名物的基础上，窥管北魏礼制渊源与变迁，尤其是孝文之后时段的变迁脉络。

曹魏以降，史籍所载九锡渐趋一致、规范，按照排列次序一般包含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弓矢、钺、秬鬯。以《韩诗外传》卷8第十三章九锡记载及《汉书·武帝纪》所载元朔奏议为史料依据的九锡自西汉初即有之说值得商榷。规范化九锡实始出《礼纬·含文嘉》；始出文献时段当在王莽受“九命之锡”（汉平帝元始五年，5）至《白虎通》成书（汉章帝建初四年，79）之间，而非谶纬大量造生的哀平之际。《礼纬·含文嘉》在东汉初年官方主导的谶纬思潮影响下，将九锡名称规范化；在试图将儒学与谶纬进一步结合的白虎观会议后，由班固《白虎通》引用《含文嘉》文，剔除王莽以九锡为篡位工具的实践影响，回复九锡渊薮的宗周九命褒奖功臣的最初功能上，并将之与封爵、土地相关联，申述规范化九锡“组合”与“排序”的依据，从而将谶纬化的九锡权威化、官方化。[123]北魏九锡功用虽大异于魏晋南朝，然其九锡名物、殊礼内容却与魏晋南朝相同，皆是后世所言规范九锡，即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弓矢、钺、秬鬯，且排列次序无二。[124]

九锡文献渊源始出《礼纬·含文嘉》九锡记载。曹魏之前王莽所受“九命之锡”并非曹魏以降规范化九锡，既非北魏所用九锡，名物亦自不同，可将王莽所受之九锡视为九锡的过渡阶段。然，王莽所受“九命之锡”部分名物，如弓矢、/斧钺、秬鬯、朱户、纳陛，因此等名物在曹魏以降规范化九锡中同样无大变化，于此仅考北魏九锡之车马、衣服、乐则三类，一者因此三类为历朝物化礼乐之最大类，且历朝变革多有，再则此三类皆可于《周礼》等典籍中寻到源头，而如朱户、纳陛则是后出，王先谦《汉书补注》与钱大昭《汉书辨疑》[125]俱引《文选·魏公九锡文》“纳陛以登”句李周翰注：“纳陛者，置于殿两阶之间，便其上殿。此盖汉人相承之说。”弓矢、/斧钺则未见与宗周九命赐物、王莽“九命之锡”[126]中不同者，故以车马、衣服、乐则三类管窥北魏九锡名物细则及其与先秦宗周九命之“九命之仪”器物层面的渊源与变异。

北魏九锡名物名称与曹魏以降规范化九锡相同，具体器物形制则有自身特色。依次论列车马、衣服与乐则如下：

一、车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

大辂，亦作“ 大路 ”，古时天子所乘车。按《周礼·春官·巾车》载王之五辂形制、用途：“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钩，樊缨九就，建大旂，以宾，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以朝，异姓以封；革路，龙勒，条缨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卫；木路，前樊鹄缨，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国。”[127]车谓之辂或路，其说有二：一云路有“大”之意，因为“王之所在”故“以大为名”。郑注《巾车》既云：“王在焉曰路。”孔疏详解之：“释曰：‘王在焉曰路’者，谓若路门、路寝、路车、路马，皆称路，故广言之。云王在焉曰路，路，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为名，诸侯亦然。《左氏》义以为行于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门寝之等，岂亦行于路乎？”《艺文类聚》卷71《舟车部》引班固《白虎通义》同主此说：“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另一说即孔疏批评的《春秋左氏传》所云以行于道路而名路，刘熙《释名》卷4《释车》主是说：“谓之路者，谓行于道路也。”钱玄先生以为“按古称路，不限于天子，诸侯公卿之车，均得谓之路”。故以为当以第二说为确。然其一孔疏已云：“王之所在，故以大为名，诸侯亦然。”是第一说已包含诸侯之等在，钱说此处可商；其二孔疏驳斥第二说云：“门寝之等，岂亦行于路乎？”[128]钱说未引此材料，未对孔疏之说予以回答论难，故钱说当存在值得商榷处；窃以为孔疏所言至少在特定语境环境下，具体而言指《周礼》等礼典所载语境下是成立的，于此取之。

《周礼·春官·巾车》所载王之五辂，对应九锡车马中大辂与戎辂两项中，戎辂较易确认，即革辂。《巾车》言革辂形制：“龙勒，条缨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卫。”郑注云：“革辂，鞔之以革而漆之，无他饰。龙，也，以白黑饰韦，杂色为勒。……其樊及缨以条丝饰之，而五成，……大白，殷之旗，犹周大赤，盖象正色也。即戎，谓兵事。四卫，四方诸侯守卫者，蛮服以内。”则革辂即车端之末包以革而漆之；王于兵事乘之，《周礼·巾车·车仆》云：“掌戎辂之萃。”郑玄注云：“戎辂，王在军所乘也。”孔颖达疏《礼记·曲礼上》“兵车不式，武车绥旌”句亦云：“兵车，革辂也。……武车，亦革辂也。”同样说明了革辂作为王之戎辂的行用时间与场所；革辂可赏赐四方诸侯，此点与九锡车马殊勋大臣受戎辂一项有共通关联。

然九锡车马之大辂具体何指则诸说纷纭。一说为玉辂。《尚书·顾命》云：“大辂在宾阶面。”孔传云：“大辂，玉。” 孔颖达疏：“《周礼》巾车掌王之五辂：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是为五辂也。……大辂，辂之最大，故知大辂玉辂也。”《隋书·礼仪志五》引《白虎通》云：“玉辂，大辂也。”其后叙论历代玉辂及典籍所载形制综成其说：

《周礼》巾车氏所掌，“镂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虞氏谓之鸾车，夏后氏谓之钩车，殷谓之大辂，周谓之乘辂。《大戴礼》著其形式，上盖如规象天，二十八橑象列星，下方舆象地，三十辐象一月。前视则睹銮和之声，侧观则睹四时之运。昔成汤用而郊祀，因有山车之瑞，亦谓桑根车。蔡邕《独断》论汉制度，凡乘舆车，皆有六马，羽盖金爪，黄屋左纛，镂鋄方，重毂繁缨，黄缯为盖里也。左纛，以旄牛尾建于竿上，其大如斗，立于左也。镂鋄高阔各五寸，上如伞形，施于发上，而插翟尾也。方当颅，盖马冠也。繁缨，膺前索也。重毂，重施毂也。应劭《汉官》，大辂龙旂，画龙于旂上也。董巴志谓为瑞山车，秦谓金根，即殷辂矣。司马彪志亦云：“汉备五辂，或谓德车，其所驾马，皆如方色。”唯晋太常卿挚虞，独疑大辂，谓非玉辂。挚虞之说，理实可疑，而历代通儒，混为玉辂，详其施用，义亦不殊。[129]

另一说为金辂，主此说者主要是贾逵。《史记·齐太公世家》：“ 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贾逵曰：“大路，诸侯朝服之车，谓之金路。”[130]同书卷39《晋世家》：“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赐大辂。”贾逵亦曰：“大辂，金辂。”《史记》卷37《卫世家》：“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引《左传》曰：“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茷、旃旌、大吕。”贾逵曰：“大路，金路也。”又有一说释大辂为天子之车，如《礼记·乐记》云：“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史记》卷24《乐书第二》：“所谓大路者，天子之舆也。”张守节《正义》曰：“此以下广言礼以报为体之事。舆，车也。大路，天子之车也。诸侯朝天子，修其职贡，若有勋劳者，天子赐之大路也。”又有一说释大辂为祀天车，称之为素车，归为殷路，《礼记·礼器》即云：“大辂繁缨一就。”郑注云：“殷祭天之车也。”《礼记·郊特牲》云：“乘素车，贵其质也。”郑注：“素车，殷辂也。”《史记》卷23《礼书第一》：“故大路越席。”服虔曰：“大路，祀天车也。越席，结括草以为席也。”《史记》卷40《楚世家》“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露蓝蒌”句，裴骃按云：“荜露，柴车素木辂也。”《晋书》卷25《舆服志》云：“大路，殷路也。”而此大辂为殷祀天车说据《周礼·春官·巾车》所载玉辂以祀的记载，当是与第一说—大辂为玉辂—有所关联，即二说皆以大辂为王祭祀所乘用。

又，逮至春秋天子册命赐物中仍有大辂一项，前述齐桓、晋文即是，其中《史记》卷39《晋世家》载“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赐物大辂云云是晋文受大辂当属宗周九命最高的“九命作伯”一等赐物。谨按，孔疏《巾车》“金辂”至“以封”云：“上五辂云‘一曰’，此以下皆不云‘二曰’、‘三曰’之等者，若据王而言，玉辂言一曰则金辂以下二曰、三曰之等可知。若据诸侯言之，从此金辂已下，所受得各自为上，故此以下略不言二曰、三曰之等也。云‘同姓以封’者，周人先同姓，故得金辂。赐异姓已下，则用象辂之等。同姓虽尊，仍不得玉辂。玉辂以祭祀，故不可分赐。”可知第一，《巾车》所载王之五辂除用途有异外，等级亦有差别，大致以排列顺序先后为定，玉辂最尊，依次等降，郑注金辂云“金辂无锡有钩”，孔疏解之云：“以玉辂、金辂二者相参知之。何者？玉辂云锡，金辂云钩，明知金辂有钩无锡。上得兼下言之，则玉辂直言锡，兼有钩可知。”是金辂在玉辂下明矣，其他亦可推定；第二，周天子赐诸侯有勋劳者，有同姓与异姓之别，一般而言，同姓待遇高于异姓，然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131]玉辂关乎祭祀大事，同姓亦不得受。故，宗周九命车马一项必是金辂及其下，无有玉辂。九锡之制与九仪之命中最高的九命之仪，即《典命》所云“上公九命，车旗衣服，以九为节”相类，是九锡中车马之大辂当是玉辂之外最高之金辂。

“及秦皇并国，……车舆之彩，各树其文，所谓秦人大备，而陈战国之后车者也。及凝脂布网，经书咸烬，削灭三代，以金根为帝轸，除弃六冕，以袀玄为祭服。高祖入关，既因秦制。”[132]孙机先生认为：“由于秦时皇帝乘金根车，汉承秦制，西汉时皇帝的车也以金根为主，所以尽管东汉已尚玉辂，其形制却也只能和金根相仿。目前在汉代的考古材料中，还未能识别出哪一种车代表当时的辂。”[133]自兹以降，辂之形制较早见于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其中绘有洛神所乘六龙所驾龙辂及曹植所乘四马驾辂（图1为洛神龙辂，图2为曹植四马驾辂，两图截取自顾恺之《洛神赋图》宋摹本，绢本，设色，纵27.1cm，横572.8cm），

洛神所乘龙辂，因要符合其神仙身份故驾龙，然其辂体与人世间行用者如曹植四马驾辂同。观辂体箱后插有大旂，旂上飘带即斿数为九，依使用者等级降杀的原则，天子之辂斿数十二，公九，侯伯七；洛神虽为神仙，但其原型为宓妃，故斿数为九。旂之外又有类小旗者，是为棨戟，《晋书》卷25《舆服志》云五辂形制有云：“斜注旂旗于车之左，又加棨戟于车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韬以黻绣，上为亚字，系大蛙蟆幡。”此前记云：“两箱之后，皆玳瑁为鹍翅，加以金银雕饰，故世人亦谓之金鹍车。”两辂车厢侧后装有羽翼状饰物即所谓鹍翅。两图辂皆重盖，与两汉画像石、壁画中多见一重车盖者相异；辂盖上方边缘装有三角形或拱形突起的博山，《隋书》载玉辂盖形制云：“青盖黄里，绣游带。金博山，缀以镜子。下垂八佩，树四十葆羽。”是博山以下缀有镜子，敦煌莫高窟296窟西壁隋代壁画绘东王公所乘龙辂即可见镜子形制（参见图3 敦煌莫高窟296窟西壁隋代壁画东王公所乘龙辂）；盖顶上插雉尾，即所谓“树羽”，《洛神赋图》中两辂可见。

又，《晋书》卷25《舆服志》：“玉路驾六黑马，余四路皆驾四马，马并以黄金为文髦，插以翟尾。”曹植四马驾辂，驾辂之马额鬃均扎起，上插长羽，当即“插以翟尾”；又据其旂斿数为九，当是王公所乘金辂，亦即本文所考九锡车马之大辂形制。《晋书·舆服志》综列所载晋五辂形制如下，并列玉辂，以显明其与金辂之级别等差：

玉、金、象、革、木等路，是为五路。并天子之法车，皆朱班漆轮，画为椃文。三十辐，法月之数；重毂贰辖。以赤油，广八寸，长三尺，注地，系两轴头，谓之飞。金薄缪龙之为舆倚较，较重，为文兽伏轼，龙首衔轭，左右吉阳筒，鸾雀立衡，椃文画辕及。青盖，黄为里，谓之黄屋。金华施橑末，橑二十八以象宿。两箱之后，皆玳瑁为鹍翅，加以金银雕饰，故世人亦谓之金鹍车。斜注旂旗于车之左，又加棨戟于车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韬以黻绣，上为亚字，系大蛙蟆幡。轭长丈余。于戟之杪，以牦牛尾，大如斗，置左马轭上，是为左纛。辕皆曲向上，取《礼纬》“山车垂句”之义，言不揉而能自曲。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饰车，因以为名。……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仞委地，画日月升龙，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会万国之宾，亦以赐上公及王子母弟。……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兵事，亦以赐四镇诸侯。……玉路驾六黑马，余四路皆驾四马，马并以黄金为文髦，插以翟尾。象镳而镂锡，金而方，繁缨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五路皆有锡鸾之饰，和铃之响，钩膺玉瓖，龙辀华朱。

北魏车马之制见于《魏书》卷108《礼志四》及《隋书》卷10《礼仪志五》。《魏志》首云：“舆服之制，秦汉已降，损益可知矣。魏氏居百王之末，接分崩之后，典礼之用，故有阙焉。”评定拓跋焘所制车马云：“太祖世所制车辇，虽参采古式，多违旧章。今案而书之，以存一代之迹。”随后具录太祖车马之制，其中记有“乘舆辇辂”即天子辇路的具体形制：“龙十六，四衡，毂朱班，绣轮，有雕虬、文虎、盘螭之饰。龙首衔扼，鸾爵立衡，圆盖华虫，金鸡树羽，蛟龙游苏。建太常十有二斿，画日月升龙。”记其功用云：“郊天祭庙则乘之。”《隋书·礼仪志五》采魏收之说，亦云：“后魏天兴初，诏仪曹郎董谧撰朝飨仪，始制轩冕，未知古式，多违旧章。”只是未录太祖时车马形制。孝文太和年间改制，仪曹令李韶“更奏详定，讨论经籍，议改正之”。《魏志》载此次改革，着重记叙了孝文遵从古式的特色：“至高祖太和中，诏仪曹令李韶监造车辂，一遵古式焉。”而《隋志》着重的则是改革的成果：“唯备五辂，各依方色，其余车辇，犹未能具。”孝文虽然有欣慕汉化，一遵古制的理念，却未能完备车马，只是打造了五色五辂。联系舆服的汉化、完备进程，可见此类具象的物化礼乐，孝文汉化多不尽备，实赖以后尤其是孝明帝时期完善、系统之，如此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孝文时期物化礼乐的汉化在改正朔、易服色的正统采择，郊庙祭祀的祭典改革与官爵定名系统三项之后，而物化礼乐的排序在后也侧面彰显出舆服等在巩固王朝统治与孝文汉化改制中低于其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揭示出此顺序的必然性：必须正朔、服色既定，明晰王朝承继；南郊诸礼典汉化，昭示王朝正统所在，拉拢汉族门阀；官爵系统化，明晰尊卑，提高效率等步骤方能建立系统的王朝金字塔结构，在此基础上方需要匹配的舆服车马标示尊卑等级。

孝明帝熙平元年（516），中侍中刘腾等奏：“中宫仆刺列车舆朽败。自昔旧都，礼物颇异；迁京已来，未复更造。请集礼官，以裁其制。”其时灵太后下令：“付尚书量议。”所论者虽然仅是裁制中宫车马，即后宫皇后以降诸妃、女官车制，但群臣意见纷纭，太常卿为首的太常认为：“谨以《周礼》圣制，不刊之典，其礼文尤备。……后王舆服典章，多放周式。虽文质时变，辂名宜存；雕饰虽异，理无全舍。当今……宜准《周礼》备造五辂，雕饰之制，随时增减。”以太学博士王延业为代表的国子提出不同意见，以为：“按周、秦、汉、晋车舆仪式，互见图书，虽名号小异，其大较略相依拟。金根车虽起自秦造，即殷之遗制；今之乘舆五辂，是其象也，华饰典丽，容观庄美。司马彪以为，孔子所谓乘殷之辂，即此之谓也。……今辄竭管见，稽之《周礼》，考之汉晋，采诸图史，验之时事，以为宜依汉晋。”以司空、领尚书令、任城王澄为代表的五十朝臣根据灵太后临朝的现实情况驳难上述两说：“皇太后称制临朝，躬亲庶政，郊天祭地，宗庙之礼，所乘之车，宜同至尊，不应更有制造。《周礼》、魏晋虽有文辞，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为一代典。臣以太常、国子二议为疑，重集群官，并从今议，唯恩裁决。”最后的决议自然是灵太后准奏任城王澄等：“群官以后议折中者，便可如奏。”太常卿的意见是宗《周礼》，仿周式，为“宗经”、“复古”；国子意见是“宜依汉晋”，虽可“稽之《周礼》”，然时移世变，须“采诸图史，验之时事”，更举秦造金根车为例，以为北魏皇帝五辂乃依金根车形制为之，此与前述孙机先生论汉承秦制多用金根形制相类，然五辂虽有仿金根之事，两者却依然有别，迥然两物，如《晋书》卷25《舆服志》记载五辂之后记安车、立车之别，然后方云：“金根车，驾四马，不建旗帜，其上如画轮车，下犹金根之饰。”明五辂与金根之异且等级高于金根。国子所谓“验之时事”可谓不深，没有考虑到现实中灵太后当政之“时事”，故为任城王元澄等驳难。但若排除灵太后当政这一非正常情况，此讨论可见北魏孝文汉化之后车马改革对于《周礼》为表征的“宗周旧制”与汉晋故事皆有采择，“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的标准随时便宜。另，史例中任城王澄在灵太后临朝的情形下，折中《周礼》典籍与汉晋故事两说，以为皇太后车舆之制“宜同至尊”，亦反映出其死后得蒙九锡之赐与政治的关系。

熙平九年，明帝再次下诏，令侍中崔光、安丰王元延明与博士崔瓒等采择经籍，大造车马舆服，车马定制于斯方备：

定制：五辂并驾五马。皇太子乘金辂，朱盖赤质，四马。三公及王，朱屋青表，制同于辂，名曰高车，驾三马。庶姓王、侯及尚书令、仆已下，列卿已上，并给轺车，驾用一马。或乘四望通幰车，驾一牛。自斯以后，条章粗备，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增损。[134]

而北魏两定车马舆服之制皆是在勋臣死后追赠九锡的皇帝时，则此车马舆服诏令当是与九锡追赠有所关系，即赐予勋臣九锡需要详备的物化礼乐，车马舆服必须有所定制。

孝文帝时车马之制只有五色五辂，无大臣车马等级，则孝文世太和十九年后死后追赠九锡的三位大臣（冯诞，太和十九年二月；冯熙，太和十九年三月；刘昶，太和廿一年四月）与孝明帝熙平二年（517）三月追赠的元怀，四人生前车马定制无从得知。但其死后追赠九锡车马之制则准同皇帝五辂，故九锡车马中大辂、戎辂当是准五色之五辂了。又，前述《魏志》所载太祖“所制车辇”，有卧辇、游观辇，驾马之数已经超过五匹。联系孝明帝熙平九年定制五马最尊的记载可推知孝明定制之前皇帝舆马之数并未明确规定匹数，则熙平九年之前四位受九锡者，其受赐九锡车马一项中马数或不仅限于五。据前考述，北魏九锡中勋臣死后追赠九锡车马为“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其中大辂当是皇帝五辂中的金辂，戎辂为革辂；驾马之数在孝明帝熙平九年定制之前没有明文严格规定。

孝明帝熙平九年后车马定制方完备，驾马之数有了明文规定，天子最高，驾五，是五辂并驾，五马乃北魏驾马最尊之数；其次为皇太子，驾四；三公及王又次之，驾三。而得享九锡的勋臣合于此时段的有胡国珍（神龟元年四月）、元澄（神龟二年十二月）、元怿（孝昌元年）与尔朱荣（节闵帝普泰元年），其生前官、爵皆当“三公及王”一等，生前车舆当是高车三马，其中高车形制与辂同，所异者是“朱屋青表”。死后所受九锡车马一项同于熙平九年之前制度，即金辂、革辂各一；但驾马之数九锡云“玄牝二驷”，是驾马之数需探讨。

《周礼·夏官》有“校人”一职，其职乃“掌王马之政”、“辨六马之属”，是将王马分为六等：“种马一物，戎马一物，齐马一物，道马一物，田马一物，驽马一物。”郑玄注分别六马用途，中云：“种，谓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驾种马，戎路驾戎马，金路驾齐马……”[135]又，驾马之数自来大致有二说，《诗·鄘风·干旄》郑注“良马五之”云：“骖马五佩。”孔疏引王肃说：“古者一辕之车驾三马则五辔，其大夫皆一辕车。夏后氏驾两谓之丽，殷益以一谓之骖，周人又益一谓之驷。本从一骖而来，亦谓之骖。”[136]是王肃以大夫所乘一辕车驾马之数为三；又引许慎《五经异义》“天子驾数，《易》孟、京、《春秋公羊》说天子驾六”云云，最后总按引《逸礼·王度记》系统之：“天子驾六，诸侯与卿同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是许慎、王肃及《逸礼·王度记》认为驾马之数自天子至于庶人分别是六、四、三、二、一，此为一说。郑玄及孔颖达则非《逸礼·王度记》之说，以为“天子至大夫同驾四，士驾二”、“大夫以上驾四，四马则八辔矣”，孔疏以《周礼·校人》与《尚书·顾命》驳难第一说，云：

《周礼·校人》：“掌王马之政……凡颁良马而养乘之，乘马一师四圉。”四马为乘，此一圉者养一马，而一师监之也。《尚书·顾命》诸侯入应门皆布乘黄朱，言献四黄马朱鬣也。既实周天子驾六，《校人》则何不以马与圉以六为数？《顾命》诸侯何以不献六马？《王度记》曰“大夫驾三”，经传无所言，是自古无驾三之制也。[137]

郑玄与孔颖达所主驾马之数为天子至大夫同驾四马，士驾二马；驳难第一说中天子驾六马与大夫驾三马之论。孔疏云“自古无驾三之制也”不敢定论，但其论据“经传无所言”则是值得肯定的，按管见经传所记，多言“四牡”或“两马”，驾四马最为常见，如《诗》中既有“四牡”、“四黄”、“四骐”、“四铁”、“四骆”等记载；驾四马称为乘或驷[138]，最为常见，驾二马称为骈，亦可见，却不见六马、三马记载。加之孔颖达驳斥第一说天子驾六马又有《周礼·校人》、《尚书·顾命》的反问亦可谓得当，故当遵从郑玄、孔颖达之说。[139]

驾马以纯牡为贵，纯牝为贱，故《诗》多言“四牡”，时或间牝，亦无不可。而戎辂不必尽驾牡，刘向《列女传·辩通传》有“赵津女娟”，载赵娟言于赵简子曰：“妾闻昔者汤伐夏，左骖骊，右骖牝靡，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骖牝骐，右骖牝，而遂克纣，至于华山之阳。”[140]四马驾车，夹辀之两马谓之服，左右两旁之马谓之骖，亦名之为，则赵娟所言汤伐夏、武王伐殷所乘戎车并有牝，是戎车不必尽牡之证也。九锡车马中“玄牡二驷”，玄为黑色，在、缁之间。[141]玄牡本有二义：一为祭祀所用黑色公牛，《尚书·汤诰》云：“汤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晋书》卷22《乐志上》载傅玄《祠天地五郊夕牲歌》：“天命有晋，穆穆明明。……于荐玄牡，进夕其牲。崇德作乐，神祇是听。”刘勰《文心雕龙》卷2《祝盟第十》：“至于商履，圣敬日跻，玄牡告天，以万方罪己。”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选译》注云：“玄牡，黑色公牛。” 更广义一说为黑色公马，九锡中即是此义。《说文》云：“驷，马一乘也。”四马拉车为一乘，则“二驷”即为八马。联系上解北魏九锡车马大辂、戎辂各一，则“玄牝二驷”当是黑色公马八匹，大辂、戎辂各用四之意，规制与皇太子同，是孝明帝熙平九年后授予勋臣死后九锡车马一项“大辂、戎辂各一，玄牝二驷”是金辂、革辂各一，各驾黑色公马四，规制同于皇太子车马制度。

二、衣服：衮冕之服，赤舄副焉

《周礼·春官·司服》载司服职为“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其中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郑众云：“衮，卷龙衣也。”郑玄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饰尊也。”《司服》后又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玄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142]是衮冕为天子与公之吉服：天子享先王则服衮冕，此时公服衮冕陪祭[143]，平时朝觐天子亦服衮冕；公得服衮冕以下五冕。天子与公衮冕虽同，且玄注“六服同冕”，然衮之章数、冕之旒数却不同，天子衮衣十二章[144]，公则为九章。天子冕旒十二，旒十有二玉；公则为九旒、九玉，《周礼·夏官·弁师》：“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里、延纽；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纮。”郑玄注云：“缫，杂文之名也，合五彩丝为之绳，垂于延之前后，各十二，……就，成也。绳之每一币而贯五彩玉十二，旒则十二玉也。”按此算法，玄以为：“衮衣之冕十二旒，则用玉二百八十八。”观郑注知其以为天子之冕前后皆有旒，各十二缫，每缫十有二玉，玉有五色：青、赤、黄、白、黑，则天子衮衣之冕总计二百八十八玉；郑玄此说当承自《尚书》欧阳说。前人多有不同玄说，以为天子冕只有前旒者。《晋书》卷46《刘颂传》即云：“故冕而前旒，充纩塞耳，意在善恶之报必取其尤。”江永《乡党图考·冕考》亦主此说：“按《大戴记》（按，即《子章问入官》）及东方朔《答客难》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则无后旒可知。后旒何所取义乎？郑谓前后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后邃延而误耳。前后邃延谓版长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后皆深邃，非谓后亦有旒也。”[145]孔广森《礼学卮言·礼服释名》所论更详：

《尚书》欧阳说冕前后皆有旒，大小夏侯说唯前有旒。汉永平中议定冕服、乘舆，从欧阳说，前后垂珠二十四旒；公卿以下从夏侯说，皆有前无后。此注云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亦通前后记之，同欧阳说。广森谓《玉藻》前后邃延，唯见冠上覆前后初耳，不足为后延有旒之证。《礼·子张问入官》篇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于后无取。夏侯义是也。[146]

于今取《晋书》、江永及孔广森说，则天子之冕仅有前旒，郑玄所言玉数当减半记之。又，郑玄注云“衮衣之冕十二旒”后记冕以下旒数：“衣之冕缫九旒，……毳衣之冕七旒，……希衣之冕五旒，……玄衣之冕三旒”云云，是玄以为天子冕服自衮衣之冕以下旒数按十二、九、七、五、三递减，孔广森驳难郑说云：“经言五冕皆五彩缫十二就，则王之冕无不十二旒矣。注独以此为衮衣之冕，与‘皆’文不相会。”[147]后引《春秋左传》文证之，是孔言天子自衮冕而下五冕皆十二旒，非如郑玄所言降杀以两，孙诒让《周礼正义》卷60引《礼器》云：“《礼器》天子六冕皆十二旒，诸侯五等皆九旒，卿即上大夫皆七旒，大夫皆五旒，咸视爵为降杀，不随命数，正足与此经相补正。”与孔氏所言同，故本文以孔说为确，取之。《周礼·夏官·弁师》论天子冕旒后云诸侯冕旒：“诸侯之缫斿九就，珉玉三采，其余如王之事。缫、斿皆就，玉瑱、玉笄。”郑玄注：“侯，当为公字之误也。”[148]证以孙诒让《周礼正义》引《礼器》文，是经文“侯”字不应改“公”字。

此上多论为冕制，而天子与诸侯臣子衮衣之制除章数不同外，皆玄衣裳。郑玄注《周礼·春官·司服》云：“凡冕服皆玄衣裳。”又，《诗·小雅·采菽》：“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郑玄笺曰：“玄衣而画以卷龙也。”《诗·豳风·九罭》有言：“我觏之子，衮衣绣裳。……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毛亨传云：“衮衣，卷龙也。”《诗·大雅·韩奕》：“王锡韩侯，……玄衮赤舄。”是衮冕中衮衣是玄衣裳。

九锡衣服“衮冕之服”而外是“赤舄副焉”。《周礼·天官·屦人》云：“掌王及后之服屦。为赤舄、黑舄，赤、黄、青句，素屦，葛屦。”郑玄注云：“复下曰舄，下曰屦。”即鞋之复底者为舄，单底为履。玄后注云：“王……舄有三等。赤舄为上冕服之舄。《诗》（按，即《诗·大雅·韩奕》）云：‘王赐韩侯，玄衮赤舄。’则诸侯与王同。下有白舄、黑舄。”赤舄乃复底鞋帮赤色者，其为舄之最尊者，《诗·豳风·狼跋》毛传释“赤舄几几”句云：“赤舄，人君之盛屦也。”赤舄与衮冕搭配，“玄谓凡屦舄，各象其裳之色”。且诸侯（确切言当是公及有殊勋之侯）可得王赐赤舄，此当宗周九命与后世九锡关联之一例，是九锡亦是如此搭配。

鲜卑起自森林草原游牧民族，建极北魏之前，其服制发辫当适应当地气候与狩猎民族的特点，《南齐书》卷57《魏虏传》云：“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是索头之称源于其披发左衽之风。其时鲜卑部落对于曹魏、西晋的中原服饰不乐接受甚至有敌视之意，《魏书》卷1《序纪》载文皇帝沙漠汗先是“以国太子留洛阳，为魏宾之冠”，后逢魏晋禅代，沙漠汗“以父老求归，晋武帝具礼护送”。此后多次“如晋”，史称“在晋之日，朝士英俊多与亲善，雅为人物归仰”。当是欣慕并沾染汉化的；然当其援弹飞丸，击落飞鸟后，“时国俗无弹，众咸大惊，乃相谓曰：‘太子风彩被服，同于南夏，兼奇术绝世，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国诸子，习本淳朴。’咸以为然。……始祖年逾期颐……闻诸大人之语，意乃有疑。……于是，诸大人乃驰诣塞南，矫害帝”。是沙漠汗之被害自有“风彩被服，同于南夏”一缘由；而鲜卑诸部大人可由此间嗅出“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的风险，亦可见此时鲜卑诸部坚固本民族衣饰风俗之原因与决心。直至太祖道武帝天兴年间方有部分冕服汉化之行动，其制先从发辫起，《资治通鉴》卷110“晋安帝隆安二年”条载魏天兴元年（398）道武帝“命朝野皆束发加帽”。1981年宁夏固原雷祖庙北魏墓中出土两件锥形、铜制长笄（见图5），两件长笄均插在男女墓主人的发髻上，此墓葬的年代在太和十年左右，当可见道武此令极大可能被朝堂与民间执行了。[149]至“六年，又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对此天兴六年冕服制度，《隋书》卷10《礼仪志五》将之于车马制度合言：“后魏天兴初，诏仪曹郎董谧撰朝飨仪，始制轩冕，未知古式，多违旧章。”卷11《礼仪志六》亦云：“后魏天兴六年，诏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旧制。”是此制虽有“始制冠冕”的开创之功，但因客观形势，如“时事未暇”、“未知古式”，结果“多违旧章”，是就冕服汉化一节论，此制并无多少实际效果。至太武帝拓跋焘时，道武时情况依然留存，《魏书》卷108《礼志四》云：“世祖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于便习而已。”是孝文太和改制之前，北魏车马舆服之制虽引起了统治者关注，却因客观形势，只是“取于便习而已”，着鲜卑本服者仍多。

孝文时“始考旧典，以制冠服”，因“早世升遐，犹未周洽”，《隋书》卷11《礼仪志六》同云：“至太和中，方考故实，正定前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前述宁夏固原雷祖庙太和十年北魏漆棺画，墓主人为鲜卑人，棺前档漆画是其生前生活图（见图6），其头戴高冠，身穿窄袖圆领长袍，窄口袖，腰束带，足登尖头乌靴，此服饰乃鲜卑族装束；然其右手执耳杯，小指翘起，左手持麈尾，此着鲜卑服饰而手持清谈之麈尾的形象极为少见，是一者此墓主人当为鲜卑之贵族，方可尚清谈之风；二者此时期当是存在鲜卑统治者冕服欲仿华夏而未能在实践中革鲜卑服饰或尽施汉服的过渡期。墓主人两侍者亦着鲜卑服饰，其服饰形制与麦积山石窟78窟壁画供养人服装一致。[150]棺木侧板壁画上栏是孝子连环故事绘图，其上人物形象较为一致，男戴高冠，女作高髻，面相长圆，着夹领，窄袖长袍，脚蹬乌靴，均是鲜卑人服饰，与敦煌莫高窟出土太和十一年刺绣佛像上供养人像装束相类。[151]此外，云冈石窟第11窟太和七年明窗东西侧佛龛中的女供养人，纪念龛中的男女供养人，13窟东壁供养人以及麦积山石窟最早洞窟的供养人姿态、服饰与漆画前档中侍从、孝子故事绘图中人物装束相类。而此棺棺盖漆画中（见图8），左边屋内榻上坐一中年男子，头戴黑色高冠，角巾披肩，身着红色长袍，盘腿袖手，身后左右各有侍女，屋左侧有黄底墨字榜题“东王父”三字；右边屋内为一年纪相仿女子，人物姿态与服饰、屋内陈设与左同，只是右边侍从残毁，屋外左右各立一侍从，皆著高冠，长衣袖手。《固原北魏墓漆棺画》指出“东王父”榜题的男女很可能“寓意为墓主人夫妇”。此棺盖画中夫妇着装则是褒衣博带，当是汉服，与生活图不甚相合。按检《魏书》卷7《高祖孝文帝纪下》载：“（太和）十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始”字透露出衮冕服制首次为北魏皇帝行用。同年四月，同卷载云：“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帝初以法服御辇，祀于西郊。”“八月乙亥，给尚书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组绶。”是孝文对于五等品爵等级官僚的服制已付诸实践；亦可见冕服改革是自上而下展开的。而联合宁夏固原雷祖庙太和十年北魏漆棺画中身为鲜卑贵族的墓主人，死后棺木前档壁画所绘生前生活图服鲜卑装束而棺盖象征寓意图则着褒衣博带，是其时孝文冕服改制初起，新旧服饰交替过程中，出现胡汉杂糅的现象，则此前内蒙古赤峰托克托县出土太和八年铜佛像基座上的供养人依然着鲜卑装就不足为奇了。

太和十五年亦见冕服改革，《魏书》卷108《礼志一》云：“（十一月）甲子，帝衮冕辞太和庙，临太华殿，朝群官。既而帝冠通天，绛纱袍，临飨礼。”此次冕服改制当是由冯诞、游明根、高闾、李冲及刘昶五人议定，《魏书》卷91《蒋少游传》：“及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载乃成，始班赐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五人中二人（冯诞、刘昶）乃是死后获蒙孝文帝追赠九锡殊荣的，刘昶本传载：“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忘。”是孝文冕服有借鉴南朝者；后宫冕服制度亦然，《魏书》卷94《阉官列传·张宗之》：“始，宗之纳南来殷孝祖妻萧氏，刘义隆仪同三司思话弟思度女也，多悉妇人仪饰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宫服章，萧被命在内预见访采，数蒙赐赉。”而冯诞、刘昶死后追赠九锡，衣服一项却是其生前所着力的部分成果。

又《资治通鉴》卷137“齐世祖武皇帝永明九年”条载：“魏旧制，群臣冬季朝贺，服裤褶行事，谓之小岁，丙戌诏罢之。”裤褶乃南北朝时期不论贵贱，南北极为通用之便服，褶是短上衣，裤则是大口裤，《晋书》卷27《五行志》云：“为裤者直幅为口，无杀，下大之象。”“无杀”即谓不缝裤口使之宽松，平日一般裤管上提，以带子缚结，便利行动与日常劳作；此服上至显贵、下至奴仆，皆可为便服，然尤以劳作之平民及军人服者为常见。洛阳出土北魏孝子画像石棺线刻画所见北朝劳动者以及邓县彩色画像砖墓、襄阳贾家冲画像砖墓中所绘南朝劳动者皆著裤褶[152]；周一良先生考证指出此时军人所着裤褶被称为“急装”。[153]《资治通鉴》载北魏朝会大典时仍以裤褶这般便服行事，当承袭有自。《太平御览》卷695引《北疆记》云：“虏主南郊，着皇斑褶、绣裤。”此记载出自南人之口，态度或以此为不然，《梁书》卷20《陈伯之传》载陈伯之亲狎之褚，投魏后因作诗戏言北魏元会着裤褶而惹怒群臣，遽“魏人怒，出为始平太守”。其诗云：“帽上著笼冠，裤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而“著笼冠，短朱衣”服制在南朝并非不合礼法，《南史》卷17《刘怀慎传》载其子德愿：“岸著笼冠，短朱衣，执辔进止，甚有容状。”刘德愿有执辔之举，其时当亦服裤褶，则是褚戏言之实质当非指摘“帽上著笼冠，裤上著朱衣”的服制，而是非议其场合——朝会大典，即认为如斯大典不应满朝文武群服裤褶便服。魏人虽不满于褚诗所讥，但孝文帝太和十五年最终还是“丙戌诏罢之”。是此时文明太后已薨，孝文冕服改制已由先前单慕汉化，部分行汉制转为行汉制之时，兼革鲜卑旧服制。另，沈从文先生指出“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力求汉化而特制定型的有一种圆顶漆纱笼冠”[154]，着此冠的北魏贵族或高级文官形象见于洛阳宁懋石室出土石刻画中（图9），贵族身着大袖朝服，腰缠鞶革，脚着笏头履，头戴汉式平巾帻，外加北魏特制纱笼冠，脑后垂起一钓竿式东西，垂下至前额，尾端为缨穗状装饰，沈先生指出此“似应名‘垂笔’，本于汉代簪笔制度”。并认为纱笼冠与“垂笔”：“虽本意仍在取法汉代细纱冠子和御史簪笔制度，实得不到本来面目，反而成为北朝特别标志。”此纱笼冠具体形制不见载于《魏书》诸史籍，但其与褚诗所言“帽上著笼冠”的北魏旧俗当有联系；且沈从文先生并未具文考证此冠为迁洛以后才定形制，然观此摹仿汉制之“垂笔”，当始于孝文帝汉化之后无疑；是否确为迁洛之后不可遽断。

孝文冕服改制至太和十八年十二月“丙寅革衣服之制”方算小成，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前壁有北魏浮雕《皇帝礼佛图》（图10）[155]，群臣如众星拱卫的皇帝即为孝文帝本人的形象，所服即衮冕、赤舄，图中所绘细节处尚不清晰；群臣所服亦是褒衣博带，脚登高履，鲜卑民族着靴的习俗已不见，前述所云裤褶亦不见。另，群臣履头有明显极高者，洛阳宁懋石室石刻贵族所着同样很高，履头之高与江苏常州戚家村南朝晚期墓出土画像砖上人物所着相类，如履头高度这样的细微处亦有与南朝同处，可见孝文冕服之汉化已达相当程度。后世史家虽视孝文世冕服改制为“尚不能周洽”，然与本文所论九锡衣服一项的衮冕制度却初成于此时，且孝文世冕服制度改革之最大功当是开始革除鲜卑旧俗服制，实有开创之功，经此汉化，北魏服制方开始较为全面地抛除鲜卑旧俗束缚，始具华夏冠冕之仪型。崔僧渊入魏后，“萧鸾乃遣其族兄惠景遗僧渊书，说以入国之屈，规令改图”。僧渊拒之，回信中称赞孝文：“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156]《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景宁寺”条载陈庆之所言：“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北人安可不重？”杨衒之接续：“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褒衣博带”之语可侧面表明孝文汉化之成效。

孝明帝世“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157]熙平元年九月，崔光等群臣上奏议定五时朝服主要引据仍是《周礼》；同时对于汉晋故事“宪章前代，损益从宜”。《魏志》载太学博士崔瓒议：“《周礼》及《礼记》，三冠六冕，承用区分，琐玉五彩，配饰亦别，都无随气春夏之异。……以此而推，五时之冠，《礼》既无文；若求诸正典，难以经证。……自汉逮于魏晋，迎气五郊，用帻从服，改色随气。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仍旧，未闻有变。今皇魏宪章前代，损益从宜。五时之冠，愚谓如汉晋用帻为允。”灵太后诏委太傅清河王元怿“以决所疑”。二年九月元怿上言：“臣以为，帝王服章，方为万世则，不可轻裁。请更集礼官下省定议，蒙敕听许。谨集门下及学官以上四十三人，寻考史传，量古校今，一同国子前议，帻随服变，冠冕弗改。又四门博士臣王僧奇、蒋雅哲二人，以为五时冠冕，宜从衣变。臣等谓从国子前议为允。”灵太后令曰：“依议。”是魏皇帝五时之冠“如汉晋用帻。”即《隋书》卷11《礼仪志六》所云：“及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怿、黄门侍郎韦廷祥等，奏定五时朝服，准汉故事，五郊衣帻，各如方色焉。”

《隋书·礼仪志六》载北齐因仍北魏冕服制度，“河清中，……著令定制”。其中与本文九锡相关者主要是皇帝、皇太子与诸公卿，分录于下：

乘舆，平冕，黑介帻，垂白珠十二旒，饰以五采玉，以组为缨，色如其绶，黈纩，玉笄。

皇太子平冕，黑介帻，垂白珠九旒，饰以三采玉，以组为缨，色如其绶。……衮服，同乘舆而九章，绛绂，佩瑜玉，玉具剑、火珠标首，绛裤袜，赤舄。非谒庙则不服。

诸公卿平冕，黑介帻，青珠为旒，上公九，三公八，诸卿六，以组为缨，色如其绶。衣皆玄上下。三公山龙八章，降皇太子一等，九卿藻火六章，唯郊祀天地宗庙服之。

远游三梁，诸王所服。其未冠，则空顶黑介帻。开国公、侯、伯、子、男及五等散爵未冠者，通如之。

进贤冠，文官二品已上，并三梁，四品已上，并两梁……

规制中，得服衮服九章且有赤舄副之的是皇太子冕服制度。诸公卿一项中有“上公九，三公八”句，《通典》卷2《职官二》“三公总叙”条：“后魏以太师、太傅、太保谓之三师，上公也。大司马、大将军谓之二大，太尉、司徒、司空谓之三公。”依照《北魏受九锡者生前最终官、爵与死后赠官、爵对比表》[158]，诸勋臣死前冕服规制当与生前官、爵相匹，追赠九锡时冕服规制当与赠官、爵相同。据太和十七年《职员令》者以冯诞为例，冯诞生前官司徒，位居三公，服制是平冕，黑介帻，青珠八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玄衣裳，山龙八章，此服制郊祀天地宗庙服之。据其爵，平时所服则如诸王：远游三梁；未冠时，则空顶黑介帻。死后追赠官、爵与九锡“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官大司马、爵仍长乐郡公，十七年《职员令》中大司马与三师上公居第一品上，三公位第一品中，是大司马冕服制度此时准上公当可，则冯诞冕服规制中平冕，冕旒之数为九，衮衣，服章亦九，又有赤舄，其服制当是与皇太子冕服制度相同。据太和二十三年《职员令》者以元怀为例，元怀生前官太保，已经是三师上公，爵广平王，王爵品位亦在“二大”（大司马、大将军）上，是元怀生前冕服之制是平冕，黑介帻，青珠九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服章亦九，已与皇太子服等相类。元怀死后赠官太师，虽同是三师上公，却是上公之首位，生前太保为三师之末，与其官、爵位而言，“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的冕服制度与生前变化并不算大。

三、乐则：轩悬之乐，六佾之舞

《周礼·春官·小胥》载：“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郑玄注云：“乐悬，谓钟磬之属悬于筍簴也。”筍簴乃悬钟、磬、鼓之架，其中悬乐器的横梁称筍，簴则为支撑横梁的柱，有木制，亦有铜制[159]，筍亦作簨，簴或作，郑玄注《礼记·明堂位》云：“簨簴，所以悬钟磬也。横曰簨，饰之以鳞属；植曰簴，饰之以羸属、羽属。”是筍簴之上可饰以鸟兽龙蛇之属。接着玄引郑众之说：“宫悬四面悬，轩悬去其一面，判悬又去其一面，特悬又去其一面。四而象宫室四面有墙，故谓之宫悬。轩悬三面，其形曲，故《春秋传》曰‘请曲悬繁缨以朝’，诸侯礼也。故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是郑司农所云大致两点：一为编钟、编磬悬挂方式依等级不同而有四悬，王至士四悬是由宫悬四面悬层级递减一面而成，却未言依次递减是哪面，如轩悬是去宫悬四面的哪面为言及；其二是宫悬四面象宫室四面有墙，轩悬行曲，乃诸侯之礼。郑玄补先郑所言，云：“玄谓轩悬去南面，辟王也。判悬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悬悬于东方，或于阶间而已。”综言之，则轩悬乃是以编钟、编磬悬挂方式标示的诸侯级别乐礼，其制是天子四面宫悬去南方一面，存东、西、北三面。

《周礼》所载乐舞有大舞、小舞之别，大舞有六代之舞，即《周礼·春官·大司乐》所云：“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郑玄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乐。皇帝曰《云门》、《大卷》，皇帝能成名，……。《大咸》，《咸池》，尧乐也。……《大韶》，舜乐也。……《大夏》，禹乐也。……《大濩》，汤乐也。……《大武》，武王乐也。”小舞与大舞的区别“或即……大舞分场，小舞不分场”。[160]据《周礼·春官·乐师》所记，小舞依舞者手中所执舞具的不同，可分为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诗》、《左传》及《礼记》等叙及的勺舞、象舞、万舞“实际上亦包括在六种小舞之中，仅是名称不同而已”。[161]而小舞人数与上述宫悬等同因等级不同而以之标示尊卑。《左传·隐公五年》：“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 杜预注：“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公羊传·隐公五年》何休注“六佾”为“六人为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与杜预同。而服虔说人数与杜预、何休相异，孔颖达疏《公羊传·隐公五年》引服虔说驳难之：“服虔以‘用六’为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为四八三十二，士‘二’为二八十六。杜以舞势宜方，行列既减，即每行人数亦宜减，故同何说也。”于此取孔疏意见，即同杜预、何休所主六佾人数为三十六人。又，《公羊传·隐公五年》与《谷梁传·隐公五年》云：“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是以六佾为诸公之礼，诸侯所用为四佾，与《左传》“诸侯用六”异。《公羊传·隐公五年》：

初献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献六羽，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僭诸公也。六羽之为僭奈何？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诸公者何？诸侯者何？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始僭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僭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是《公羊传》所言“公”其范围是“天子三公”与“王者之后”，即天子三相与以宾礼相待的前朝王室后裔“二王三恪”之类，则“公”的人数是极少的。何休解云：“正以诸公有二等，故执不知问。……漫言诸侯，明是五等总名。文次公下，复疑偏指七命，故执不知问。所以不待答迄而连句问之者，正以上文并解诸公六、诸侯四故也。……公侯方百里，《王制》文也。侯与公等者，据有功者言之矣。”是此处“诸公”、“诸侯”乃总言五等爵也，侯之有功者可与公等，亦可用六佾。《论语·八佾》记有孔子之言季氏云：“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为大夫，只能用四佾之舞，今用八佾，乃僭越天子之礼，是《论语》所记与《左传》同。即便退而言之，综合《左传》与《公羊》说法，六佾之礼当是公爵重臣的乐舞规制。

北魏乐制主要见于《魏书》卷109《乐志》，散见于《魏书》、《北史》等本纪、列传之间；《隋书》卷14《音乐志》所载不多，然《隋志》载高欢及文宣帝高洋初禅时乐制“咸遵魏典”、“尚未改旧章”云云[162]，时将创革乐制，尚乐典御祖珽自言“旧在洛下，晓知旧乐”，上书论北魏乐制，其关于北魏前期乐制兴革论述颇合于《魏志》所载而系统之，兹录于此：

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奏上庙乐，创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回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

是北魏前期统治者自道武帝天兴年间开始注意以中原典章为依据创制乐舞；但其乐舞来源除华夏旧礼外，尚有杂采西域诸族者，且中原乐舞亦有“钟管不备”、“乐章既阙”等问题，最终出现“皆杂用焉”的情况。

孝文太和年间已开始注意乐舞创革，《魏志》云：“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其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求集中秘群官议定其事，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终因“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金石羽旄之饰，为壮丽于往时矣”。至十一年春正月丁亥朔，孝文“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163]同年春《魏志》载有文明太后相类诏令：“先王作乐，所以和风改俗，非雅曲正声不宜庭奏。可集新旧乐章，参探章律，除去新声不典之曲，裨增钟县铿锵之韵。”与孝文丁亥诏义同，联系前叙此时太后秉政，孝文“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164]则此两诏令是否为一不论，实主者乃文明太后当是属实的。十四年文明太后薨，十五年冬孝文为“稽古复礼”便有了下诏简置乐官的举措，《魏志》云：“高祖诏曰：‘乐者……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迟，正声顿废，多好郑卫之音以悦耳目。故使乐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遂简置焉。”紧接着，十六年春孝文为文明服丧期间以“礼乐事大，乃为化之本”续行乐制创革，诏云：

礼乐之道，自古所先，故圣王作乐以和中，制礼以防外。……自魏室之兴，太祖之世尊崇古式，旧典无坠。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比太乐奏其职司，求与中书参议。……然心丧在躬，未忍阙此。但礼乐事大，乃为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书监高闾器识详富，志量明允，每间陈奏乐典，颇体音律，可令与太乐详采古今，以备兹典。其内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参议也。[165]

是此诏下于孝文服丧期间，此时仍秉作乐意志，可见孝文汉化决心之坚定。但结果却未能尽如人意：“闾历年考度，粗以成立，遇迁洛不及精尽，未得施行。寻属高祖崩，未几，闾卒。”是孝文时期未能完成乐制“定制”。观宣武时公孙崇上书所言：“高祖孝文皇帝……乃命闾广程儒林，究论古乐，依据《六经》，参诸国志，错综阴阳，以制声律。钟石管弦，略以完具；八音声韵，事别粗举。值迁邑崧瀍，未获周密；五权五量，竟不就果。”高闾定乐制主要以“古乐”、《六经》、“国志”为渊源；最终虽未果，但“钟石管弦，略以完具；八音声韵，事别粗举”，于北魏乐舞之制奠基实有裨益。

宣武帝景明年间，高闾引之“共考音律”的公孙崇以为“自尔（孝文世）迄今，率多褫落，金石虚悬，宫商未会。”乃上书“言乐事。”正始元年宣武帝因其请下诏“八座已下，四门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大乐署，考论同异，博采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至八月初诣署集议，却因“六乐该深，五声妙远。……自斯已降，莫有详之。今既草创，悉不穷解，虽微有诘论，略无究悉”。尚书李崇奏“请依前所召之官并博闻通学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穷音律，辨括权衡。若可施用，别以闻请”。制虽可，然《魏志》记云：“时亦未能考定也。”是宣武世乐舞之制虽有公孙崇等大臣提议、皇帝赞成，却因“今既草创，悉不穷解”未果而终。四年公孙崇复上言请准高肇监考乐制，宣武“知肇非才”，以刘芳主其事。永平二年秋，尚书令高肇会同尚书仆射、清河王元怿等上奏：

案太乐令公孙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刘芳及朝之儒学，执诸经传，考辨合否，尺寸度数，悉与《周礼》不同。问其所以，称必依经文，声则不协，以情增减，殊无准据。窃惟乐者，……不刊之制，宜宪章先圣，详依经史。且二汉、魏、晋，历诸儒哲，未闻器度依经，而声调差谬。臣等参议，请使臣芳准依《周礼》更造乐器，事讫之后，集议并呈，从其善者。

是公孙崇所造八音之器与五度五量，“尺寸度数，悉与《周礼》不同”。高肇等奏请刘芳等“依《周礼》更造乐器”，宣武帝同意，此亦反映出《周礼》在北魏后期已成为制礼作乐须依据的主要规范。此后，刘芳与侍中崔光、郭祚，黄门游肇、孙惠蔚等四人“参定舞名并鼓吹诸曲”。永平三年上书，宣武诏曰：“舞可用新，余且仍旧。”至此，刘芳等参定的鼓吹杂曲遂寝，《魏志》云：“时太常卿刘芳以崇所作，体制差舛，不合古义，请更修营，被旨听许。芳又厘综，久而申呈。时故东平王元匡共相论驳，各树朋党，争竞纷纶，竟无底定。”

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元雍奏停御史中尉元匡与刘芳竞论钟律事。又有“陈仲儒者自江南归国，颇闲乐事，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神龟二年尚书萧宝夤奏言：“金石律吕，制度调均，中古已来鲜或通晓。仲儒虽粗述书文，颇有所说，而学不师授，云出已心。又言旧器不任，必须更造，然后克谐。……臣窃思量，不合依许。”孝明帝准萧宝夤所奏。正光年间，侍中、安丰王元延明受诏监修金石，令门生河间信都芳考算之。因“属天下多难，终无制造”。是孝明帝世乐舞之制亦无有大进展。

《魏书》卷18《太武五王·临淮王谭传》载元孚于孝庄帝永安末监修乐器仪注上表：

往岁大军入洛，戎马交驰，所有乐器，亡失垂尽。臣至太乐署，问太乐令张乾龟等，云承前以来，置宫悬四箱，簨簴六架。东北架编黄钟之磬十四，虽器名黄钟，而声实夷则，考之音制，不甚谐韵。姑洗悬于东北，太蔟编于西北，蕤宾列于西南，并皆器象差位，调律不和。又有仪钟十四，虚悬架首，初不叩击，今便删废，以从正则。臣今据《周礼》凫氏修广之规，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声，叩钟求音，损除繁杂，讨论实录，依十二月为十二宫，各准辰次，当位悬设，月声既备，随用击奏，则会还相为宫之义，又得律吕相生之体。今量钟磬之数，各以十二架为定。

是孝庄帝永安末之前，北魏乐制“置宫悬四箱，簨簴六架。东北架编黄钟之磬十四，……姑洗悬于东北，太蔟编于西北，蕤宾列于西南，……又有仪钟十四，虚悬架首”云云。元孚据《周礼》定则为“量钟磬之数，各以十二架为定”。此次改制成效颇善：“于时搢绅之士，咸往观听，靡不咨嗟叹服而返。太傅、录尚书长孙承业妙解声律，特复称善。后从出帝入关。”

节闵帝普泰年间，诏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营理金石。孝武帝永熙二年春，二臣上表云：

臣等谨详《周礼》，分乐而序之。……案《春秋》鲁昭公二十年……服子慎《注》云：“……一悬十九钟，十二悬二百二十八钟，八十四律。”即如此义，乃可寻究。今案《周礼》小胥之职，乐悬之法，郑注云：“钟磬编县之，二八十六枚。”汉成帝时，……复依《礼图》编悬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悬之器。检太乐所用钟、磬，各一悬十四，不知何据。……臣等谨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记》凫氏为钟鼓之分、磬氏为磬倨句之法，《礼运》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义，以律吕为之剂量，奏请制度，经纪营造。依魏晋所用四厢宫悬，钟、磬各十六悬，埙、箎、筝、筑声韵区别。盖理三稔，于兹始就，……虽未极万古之徽踪，实是一时之盛事。

是孝武帝世长孙稚与祖莹所定金石涉及了悬数，太乐所用钟、磬，各一悬十四，不知何据，最终“依魏晋所用四厢宫悬，钟、磬各十六悬”，典籍渊源仍取于《周礼·春官·小胥》。其后二臣上书中批评了后宫飨会及五郊之祭用二悬乐的做法：“案今后宫飨会及五郊之祭，皆用两悬之乐，详揽先诰，大为纰缪。古礼，天子宫悬，诸侯轩悬，大夫判悬，士特悬。皇后礼数，德合王者，名器所资，岂同于大夫哉！”提出解决之法：“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莹等奏求造十二悬，六悬裁讫，续复营造，寻蒙旨判。今六悬既成，臣等思钟磬各四，相从，十六格宫悬已足，今请更营二悬，通前为八，宫悬而具矣。一具备于太极，一具列于显阳。”是北魏乐舞之制至节闵帝始完备，《隋志》载北齐时祖珽上书文宣帝云：“至永熙中，录尚书长孙承业，共臣先人太常卿莹等，斟酌缮修，戎华兼采，至于钟律，焕然大备。”当非夸赞祖先的虚言。

联系本文所言九锡乐则，可知在孝文改制时北魏乐舞之制中“钟石管弦，略以完具；八音声韵，事别粗举”。宣武、孝明、节闵帝世多有更造之举，却未收寸功。至末代孝武帝永熙二年方有完备之情状。观长孙稚与祖莹所言此年之前“太乐所用钟、磬，各一悬十四，不知何据”。是此前乐悬之中一悬十四，不合于《周礼·春官·小胥》所载一悬十六的记载。则北魏大臣死后追赠九锡乐则一项“轩悬之乐”，当是去南方一面，存东、西、北三面；一悬并没有遵从《周礼·小胥》一悬十六的记载，而是一悬十四。按查时间，尔朱荣以上诸臣皆是准此一悬十四之制的轩悬乐制。“六佾之舞”方面，可以胡国珍薨后事例窥管。《魏书》卷83《外戚·胡国珍》载：“及国珍神主入庙，诏太常权给以轩悬之乐、六佾之舞。”是在北魏六佾之舞遵从“宗周旧制”，与轩悬之乐相搭配；人数当是三十六人。

综上所论，北魏车马、衣服与乐则规制经太祖诸帝注意，却耽于时事，未能付诸行动，此时制度的特点是“取于便习而已”。舆服规制多奠基于孝文之时，此三项文明太后主政时便有动作，是孝文前期汉化文明太后主导之情况不可不关注；另，孝文虽有汉化之功，车舆等制多“犹未周洽”者，凸显出物化礼乐滞后于礼典、官爵制度的特点，北魏之汉化亦须从长远时段考察，非是孝文一朝可僦，故对于北魏汉化的考察不应偏重于孝文一朝，其后诸帝尤其是孝明世在车舆、乐制等汉化改制的史事需要关注，确切言，北魏物化礼乐方面的汉化达至完备阶段即在孝明之时。以车马、衣服、乐则三项窥管，北魏九锡名物皆可在《周礼》中寻到踪迹，与宗周“九仪之命”最高的“九命之仪”有器物渊源，此契合北魏遵崇《周礼》的传统，是统治者有意识的“宗经”、“复古”以寻求自身正统；而在涉及军国关键，尤其是维护皇权统治时，变更华夏故事，以利权柄驾驭时，“尊君”、“实用”原则稳居上风，在礼仪典制中通行、以数度隆杀来表现礼制等级的具象的物化礼乐因着“一目了然”的特性成为此原则实践的不二之选，北魏九锡名物及其实践的“变相应用”便是窥管此原则的显微镜：[166]拓跋统治者寻求汉晋故事，以之为变革“经典”的理由，而谋求皇权独尊与政权稳固，现实中勋臣九锡车马、衣服、乐则规制与皇太子同即是显例。

北魏九锡是“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两规则平衡下的产物，详言之，孝文汉化以九锡与九命的渊源行“宗经”之名，固皇权，宣正统，并以汉故事皇帝赏赐勋臣九锡为临摹，赏赐勋臣九锡，恢复了九锡褒奖功臣的原始功能，力图与曹魏以降、盛行于同时期东晋南朝的“禅让九锡”泾渭区分，既可昭示正统，亦明汉化之决心与成果。但鉴于曹魏、两晋及南朝“禅让九锡”对于皇权的威胁，以及北魏自身正处于由宗王政治向皇权独尊转变的关键阶段，“尊君”、“实用”原则实为最重，故变汉故事制度，于勋臣死后追赠九锡，且死后得蒙九锡追赠的标准除了一定等级的高官爵外，必须有可支持皇权的政治势力；同时，追赠九锡的勋臣死后归葬地皆是在洛阳，与家乡的关系日益疏远，其权力来源自此单纯依赖于皇权或类皇权（如秉政的文明太后、灵胡太后等中枢）。君臣之间寻求的契合使得九锡在北魏变形为勋臣死后追赠的形式，且荣誉不能世袭。北魏九锡对于东汉九锡褒赠功臣原始功能的回归只是表面化的，目的性明显，直接指向为皇权服务的目标，而其与东晋南朝“禅让九锡”的差异，背后的实质同样是皇权地位的沉浮；为皇权服务的目标决定了北魏九锡对于东汉九锡褒赠功臣原始功能的回归只能是表面化的，最终也会随着皇权的衰落而不可避免地变成“禅让九锡”，魏末权臣尔朱荣生前冀得九锡，终为孝庄所弑而未果，然其侄尔朱世隆得志后为荣立庙、加九锡，已经彰显出皇权暗弱下北魏特色九锡独木难支，而至北齐高洋自加九锡，变魏建齐，北魏九锡彻底沦为“禅让九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