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崎文夫的南朝贵族制理论
引言
冈崎文夫（1888—1950），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师从内藤湖南，后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为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通史》（弘文堂1932年版）和《南北朝に於ける社会経済制度》（弘文堂1935年版）。
关于南朝贵族制，冈崎文夫有以下见解。他认为典型的贵族制，只存在于南朝时期，而在三国、西晋和北朝时期均未形成。因为在三国、西晋和北朝时期，皇权的制约力比较强。南朝贵族，主要以提高其家族成员的德行修养，使各成员依家风行事的方式来维持家门。南朝贵族制的发展，在宋齐时代达到顶峰。但是，由于梁武帝受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影响，而推进将贵族制纳入国家统治之下的改革。这样使得努力维持家风的贵族制思潮为之一变，转而向炫耀诗文创作和儒学修养等个人能力的方向发展，南朝贵族制由此衰落。
冈崎文夫的南朝贵族制理论，大体如上所述。其理论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认为重视家风是南朝贵族家门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二是认为梁武帝受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影响，使得南朝贵族制走向衰落。
本文将主要介绍冈崎文夫的南朝贵族制理论，及其对今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并就此阐述一些笔者自己的见解。
一、关于冈崎文夫的南朝贵族制理论
冈崎文夫就南朝贵族制所提出的观点，一部分已被后来的研究所否定，时至今日已不再适用[20]，但仍有不少观点是值得探讨的。首先，日本学界现在仍在使用的“贵族制”一词，便是冈崎氏的首创[21]。他还提出了典型的贵族制只见于南朝时期这样的特有观点。关于这点，他有如下表述：
始建于三国时期而完备于西晋的中正制度，对维护名门势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正因为它是基于王朝政权而建立的制度，所以会阻碍像南朝那样典型的贵族制的形成。中正制度，一方面得到了发展，在高祖（孝文帝）的统治下起到了分定氏族的作用；另一方面，只要高祖（孝文帝）坚持将它与门第一起用于品评人物，那么名门望族的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要处于皇权的监视之下。而且，随着严格的皇权的消失，也必然会导致制度本身的瓦解。[22]
由此可见，在三国、西晋和北朝时期，典型的贵族制未能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贵族制受到了皇权的制约。关于贵族制与皇权的关系，冈崎氏表述如下：
在当时的中国，人们的思想早已摆脱了过去那种将门第神圣化的传统思想的桎梏，而转变为一种以人情为主的功利性观念。因此，贵族制在理论上并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受制于各种制度要求的君主的意志，如果没有为维持贵族制而努力的话，这一制度也具有很快便会崩坏的特性。同时，根据君主的意志如何作用于这一制度（贵族制），贵族制虽然在形式上延续不断，但其内容已发生了变化。[23]
冈崎氏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已经走出了那种将门第神圣化的阶段。所以，皇权成为决定贵族制能否维持下去的关键。受皇帝想法的影响，贵族制的内容也随之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冈崎氏比较重视皇权的作用。此外，前述中正制度时所提及的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分定氏族，便是在皇权的主导下对贵族门第进行划分的一种制度。虽然这也是一种贵族制，但它并不是南朝那种典型的贵族制。
那么，南朝贵族制是如何形成的呢？
面对宋齐两代皇帝均系武将出身的这种情形，南朝贵族（通过互相通婚等方式）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而谋求维持其阶级地位，南朝贵族制便由此形成。[24]
冈崎氏假设，贵族阶层的各家族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谋求维持其阶级地位，从而达到了与皇权相抗衡的目的。但是，除了通过相互联姻的方式以外，各个贵族家族间协同、联合的具体方式并不明确。另一方面，就维持构成贵族的各个家门而言，冈崎氏有如下表述：
南朝历史上的高门如王、谢二族，其历史地位确立于东晋末期。王、谢二族在江南的繁盛，原本是因其在政治上对东晋南朝的功勋所致。但其地位得以长久保持，则全在于其家族成员的德行修养受到了社会的认可。家风的重要性，当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理解。依家风行事，是保持其家族地位的关键。这是当时一般社会所认同的看法。[25]
冈崎氏认为，南朝贵族能世代保持其地位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家族能依家风而努力提高其德行修养。并强调贵族地位的保持不是由皇权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构成贵族的各家族为维持家风所做出的努力。对具有以上特征的南朝贵族制，冈崎氏进一步指出：
在宋齐之际，南朝贵族制的发展正值顶峰。当时普遍认为，家门的维持需要依靠家风的维持来保证，而不必关心财政、法律等俗务。这种事例，在名门贵族的列传中随处可见。此时，从下级官吏中的令史乃至典签、主帅等职务，主要是由东南地区的富人或出身比较卑贱的人们所担任。他们掌握了中央各省及地方军府的实权。这些被江南人视为“伧楚”的卑微的江北人作为武将，充当了皇室及地方军府的爪牙。虽然这些人的社会地位较为卑微，但是他们逐渐地掌握了实权。[26]
南朝贵族制的发展，虽然在宋齐时代达到顶峰，但与此同时，在有关财政、法律的实务和军事方面，寒门出身的下级官吏和武人势力也逐渐兴起。在这种状况下，梁武帝断行改革，使得南朝贵族制的发展不得不有所改变。
基于梁武帝反对优待甲族这一不公平的官吏录用制度，完善以培养高级官吏为目的的学校制度等事实，冈崎氏指出：
统观梁武帝的意图，他是想让所有士族在（君主）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努力将国家经营成一个以君主为中心的国家。梁武帝这样做的企图，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北朝英主即北魏孝文帝做法的影响。[27]
进而指出：
梁代是贵族制在国家主导下形成体系的时代。在这一意义上，北魏孝文帝改革和其做法如出一辙。如果一定要指出贵族制的完成时期，那无疑是南朝的梁代。而完成也同时意味着消亡。[28]
梁代是南朝贵族制的完成时代，但此期的贵族制是在皇权的主导下所形成的。这一点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贵族制相同，南朝贵族制由此失去了其特质。正因如此，这也意味着南朝贵族制的消亡。关于南朝社会风气转变这一点，冈崎氏有如下表述：
梁武帝即位以来，树立了国家的威严，以至将贵族的权力置于国威之下。努力维持家风的贵族制思潮为之一变，可以彰显个人才能的文章开始流行起来，抑或是儒学的复兴使得做学问成为了可以炫耀的事。治国之道也由此日渐衰微。[29]
冈崎氏认为，由国家主导的贵族制改革，反倒破坏了南朝贵族制的特质即维持家风这一优点，从而导致了贵族对政治的漠不关心。
上述便是冈崎氏的南朝贵族制理论。他认为，南朝贵族制的特质，只在五世纪的宋齐时代这一较短时期内，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对于南朝特质是否在梁代消失这一点，笔者认为仍有待商榷。但是，冈崎氏所提出的南朝贵族制的特质与北朝不同这一观点，仍给我们现阶段的研究带来许多启发。笔者将在下一节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
二、对冈崎文夫南朝贵族制理论的探讨
冈崎氏将南朝贵族制的特质和北朝进行比较，进而以南朝贵族制不受皇权制约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这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见解。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他也指出贵族制能否存续取决于皇帝的意志。这些乍看有些矛盾的观点，又应该如何理解呢？
此外，冈崎氏还指出，南朝贵族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有势力的大族能够维持家门，是通过努力维持其家风而实现的。换言之，南朝贵族中的各高门甲族之所以能够维持其家族的繁荣昌盛（高官辈出），不是由于皇权的庇护，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的。这点被视作南朝贵族拥有独立性的表现。那么，要如何理解具有这种独立性的贵族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一点，冈崎氏在论文中并未予以解答。但是，我们可以以南朝贵族拒绝同皇帝所亲信的寒人官僚同坐的事例[30]为线索来考察，其事例如下。
首先，《宋书》卷57《蔡兴宗传》载：
太宗崩，兴宗与尚书令袁粲、右仆射褚渊、中领军刘勔、镇军将军沈攸之同被顾命。以兴宗为使持节、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加班剑二十人，常侍如故。被征还都。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内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秋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南朝刘宋时期，贵族出身的官僚拒绝与皇帝所亲信的寒人官僚同坐的三个例子。即（1）蔡兴宗（济阳蔡氏）拒绝与宋明帝、宋后废帝的亲信王道隆同坐，（2）王昙首（琅邪王氏）拒绝与宋文帝的亲信秋当同坐，（3）王球（琅邪王氏）拒绝与宋文帝的亲信王弘同坐。特别是在（3）的事例中，尽管王弘是受宋文帝之命而去造访王球，但是仍旧遭受了拒绝同坐的待遇。不过，宋文帝竟接受了这一事实，这点值得注意。而且，在事例（3）中，宋文帝对王弘说，他能否成为士人（贵族），取决于他能否与王球同坐。宋文帝这样说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而与事例（3）相似的记载，亦见于《南史》卷23《王球传》：
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王）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
此处，除了将《宋书·蔡兴宗传》中的王弘换作了徐爰外，并未见到拒绝同坐的记载，而是成了王球拒绝宋文帝令其同徐爰交往的记载。此外，王球以“士庶区别，国之章也”为由回绝，也是值得关注的。
另外，还有一则和王球拒绝与受皇命的王弘（或徐爰）同坐相似的逸闻。见《南史》卷36《江
传》：
先是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
、谢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登榻坐定，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时人重风格，不为权倖降意。
这是南齐武帝时期，江（济阳江氏）拒绝与齐武帝的亲信纪僧真同坐的例子。尽管纪僧真也是受齐武帝之命而拜访江，但江还是拒绝与其同坐。齐武帝也只能说，纪僧真能否成为“士大夫”（贵族），不是由皇帝的命令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其能否与江、谢瀹（陈郡谢氏）等同坐。
上述拒绝同坐的例子，正如《宋书·蔡兴宗传》所谓“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并不多见。那些拒绝同坐的“士人”、“士大夫”，只是贵族中一部分所谓的贵族中的贵族。反而是《宋书·蔡兴宗传》所谓“殷、刘并杂”中的殷景仁（陈郡殷氏）、刘湛（南阳刘氏）等那样的贵族更多一些。尽管如此，对于那些拒绝与皇帝的亲信同坐的贵族，皇帝对其不仅表现了一种接纳的姿态，而且还容忍由其判定他人能否成为士人、士大夫。这一点值得注意。能否成为“士人”、“士大夫”，也就是贵族，并非由皇帝所决定，而是取决于贵族中的贵族能否接纳他们。
蔡兴宗（济阳蔡氏）、王昙首（琅邪王氏）、王球（琅邪王氏）、江（济阳江氏）等，是那种作为贵族中的贵族而存在的。这并不是由皇帝所决定的，而是由当时江南贵族社会中所广泛存在的共识所决定的。在这种社会中，能否成为贵族，主要取决于是否可以得到贵族中的贵族，即贵族中的代表人物的认可。在这一点上，南朝贵族制与北魏孝文帝在分定氏族（分定姓族）中，凭借国家权力而明确划分门第的性质不同。在把握南朝贵族制方面，冈崎氏对南朝贵族制特质的揭示可谓一语中的。
那么，受到北魏孝文帝改革影响的梁武帝改革，是如何使得上述南朝贵族制的特质消失的呢？笔者认为，虽然梁武帝改革，受北魏孝文帝改革影响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同时，南朝也确实存在着贤才主义思潮[31]。南朝贵族在这种贤才主义思潮下的自我革新，也是无法忽视的一面[32]。但是，若考虑到其后南朝贵族逐渐衰退的这一趋势，便不得不承认梁武帝改革的精神，并没有完全渗透到南朝贵族社会这一事实[33]。尽管如此，但诚如冈崎氏所言，这次改革并非完全受到外部的影响所致，而是顺应了南朝贵族社会内部要求的产物。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认可冈崎氏观点的前提下，对这次改革没有彻底成功的原因进行探究。
结语
以上，介绍了冈崎文夫的南朝贵族制理论中颇具特色的观点，并就其中可以继承和发展的观点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南朝贵族制不是一种单纯的在皇权主导下完善而成的制度性的产物，而是基于贵族社会内部的自律性秩序所形成的社会性的产物。这一研究视角，时至今日仍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