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宋元经学文献的汇集与保存

我国古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基本上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儒家经典备受尊崇，而对儒家思想与经典进行研究的经学便成为历代学术的主流。其中就流派而言，有汉代的今文学与古文学、魏晋的郑学与王学、南北朝的南学与北学等；就时代而言，则有所谓汉学、宋学与清学之分。经学文献作为经学研究成果的凝结，各个朝代都大量产生，总量难以计数。然而随着流传日久，由于派系衰微、战乱水火、人为破坏等因素，加之古时文献载体以及印刷与流通等方面的局限，大量的经学文献日趋散佚。汉唐人著作历世久远，散佚尤多，仅存的成果主要保留在《十三经注疏》以及有限的一些综合性丛书中。至宋代，学者富有开创精神，敢于挑战权威，突破陈说，于是各自成家，新论叠出；此风下及元代，元儒继续阐发宋学未尽之余蕴。故宋元两代经学文献愈加繁富。然元末至明，学风趋于空疏，朝廷又以时文取士，士人除科举考试取题来源的《四书》《五经》之外，多束书不读，致宋元诸儒经解之书或渐致散佚或藏于一隅，少有人整理刊布。逮至明末清初，此种情况更加突出，“宋元诸儒之书，存者亦复寥寥可数”注54；偶有存者，“雕版既漫漶断阙，不可卒读，钞本讹谬尤多，其间完善无讹者，又十不得一二”注55。宋元两代经学文献的命运犹如往代古籍，大有隐没之势，亟须抢救整理。

《通志堂经解》之编刻，收录经学著作一百四十种，其中《子夏易传》之外，唐人著作二种，后蜀人著作一种，明人著作三种，清人著作二种，著者时代不明者一种，其余皆为宋元人著作，计一百三十种之多。可见《通志堂经解》所收以宋元经学著作为主，并且数量巨大，是对宋元经解文献的一次集中抢救与保护。

《通志堂经解》对于宋元经学著作的保存不仅数量上规模巨大，非一般丛书所能比，在收录各书的选择上也体现了审慎的态度，基本做到了择善而存，所收经解整体上看都是经学史上的重要典籍。《四库全书》向称历代要籍之总汇，其中所收各书，馆臣又划分为抄录与存目两等，以体现他们对于不同著作价值差异的区分。与《四库全书》相较，《通志堂经解》所收的一百四十种经说，《四库全书》全部收入，其中抄录者一百三十二种，存目仅八种。《四库全书荟要》作为《四库全书》的精华，规模仅为后者的七分之一，收录标准更加严苛，而《通志堂经解》所收的一百四十种著作中，为《四库全书荟要》收录者多达九十八种，占《经解》总数的七成；若单就宋元经解而言，《四库全书荟要》经部共收入宋元两代经学著作一百三十一种，而其中同为《通志堂经解》所收者九十三种，占《四库全书荟要》宋元经部书总数的七成还多。

明永乐间所纂《五经大全》，割裂袭抄，饾饤成编，历来为后世学者所诟病。如其《周易大全》即杂抄宋董楷《周易传义附录》、元胡一桂《周易本义附录纂注》、元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元董真卿《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诸书而成；《书传大全》则全袭元陈师凯《书蔡氏传旁通》、元陈栎《书集传纂疏》。袭抄固不可取，但从另一角度则可见所取原书的重要性及影响，而以上各原书，《通志堂经解》全予收录。

清张之洞《书目答问》是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其卷一有云：“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于前代著作，撷长弃短，皆已包括其中，故于宋元明人从略。”注56而书中所列为数不多的宋元人经说，亦大部分为《通志堂经解》所收，如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唐成伯玙《毛诗指说》、元吴澄《仪礼逸经传》、宋卫湜《礼记集说》、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元赵汸《春秋左传补注》、元赵汸《春秋集传》、宋孙奭《孟子音义》等。

综合以上可见，称《通志堂经解》为宋元两代经解要籍之荟萃，非为虚誉。

除荟萃宋元经解要籍之外，《通志堂经解》于宋元经学文献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对大量稀见版本的保存与传播，使“多数罕传之籍得因其巨力以行世”注57。《通志堂经解》所据以付刻之底本，大多为宋元旧刻及旧抄本。此类旧刻、旧抄在当时虽有存世，但多庋于藏书之家，流传稀少，一般学者士人难以得见，无法为经学研究所用。丛书所收如宋吕祖谦《古周易》、宋税与权《易学启蒙小传》和《古经传》、宋林光世《水村易镜》、宋朱鉴《诗传遗说》、宋范处义《逸斋诗补传》、宋王晰《春秋皇纲论》、宋吕本中《春秋集解》、元詹道传《四书纂笺》、元朱公迁《四书通旨》等，清代书目书录皆罕见著录，在当时应该存世绝少；又如宋王当《春秋臣传》、宋吕祖谦《左氏传说》等，《通志堂经解》本之前，仅见有抄本著录，其流布稀少亦可想而知。

还有一些经解著作，在当时虽有刊本传世，但非常稀见。如宋卫湜《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乃卫氏积三十余年之力而成，汇集众说至一百四十四家，采摭赅博，去取精审，《四库全书总目》称之为“礼家之渊海”注58，是重要的礼学巨著。此书虽有南宋嘉熙四年（1240）新定郡斋刻本传世，但传本绝少，徐乾学编刻《通志堂经解》时亦未得见，更不用说一般读书人。徐氏乃据毛氏汲古阁所藏影宋抄本刻入《经解》，至此学者才得以睹见该书。可见《经解》之刻于此书为功甚大。又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采辑汉魏六朝音切二百三十余家，兼载诸儒训诂，诸经古义注疏之外多赖此以存，历来为学者所重。此书虽屡经刊刻，然至清初，刊本传世者已极少。钱谦益绛云楼有一宋刻本，为明文渊阁秘籍，后绛云楼一炬，此本被毁。所幸者，明崇祯间叶林宗曾募笔工谢行甫据此本影抄一部。《通志堂经解》即依叶氏影宋抄本付刻，自此得以广泛流传，清代学者多取之以为治经之资。其他又如宋吴沆《易璇玑》、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宋林光世《水村易镜》、宋薛季宣《书古文训》、宋王柏《书疑》、宋李樗等《李迃仲黄实夫毛诗集解》、宋刘敞《春秋刘氏传》、宋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元程端学《春秋本义》等，皆如此类，不胜枚举。

正如清韩菼评《通志堂经解》所云，“凡唐宋以来先儒经解世所不常见者，靡不搜揽参考，雕板行世”注59。《通志堂经解》刊入众多罕传稀见、濒于亡逸的经学文献，使之得以保存，不致继续散失；同时也因为《经解》的刊刻，使得这些重要、稀见的古籍得以传布，更多的学者能够得以研究与利用，如此，这些经学成果的学术价值才得以真正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