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缘起、意义及研究思路、方法等
一、缘起与意义
同时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18—19世纪越南古典文学名著进行整体研究，在国内仍是一块有待进一步开拓的“边缘地带”。但20世纪以来，中越两国学术前人对18—19世纪的越南古典文学的个别名著也有过一些相关的研究，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以下这些学人及其著述：
首先是暨南大学黄轶球先生的《黄轶球著译选集》（2004）。这部著作收录了黄轶球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撰写的有关18—19世纪越南古典文学《金云翘传》、《宫怨吟曲》、《征妇吟》的四篇论文，这四篇论文主要依靠越南相关汉文资料，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遗憾之处是作者并不谙熟越南语文，对作品内容的理解不得不依赖他人的翻译。
其次是台湾成功大学陈益源教授的《金云翘传故事研究》（2003）及《越南汉籍文献述论》（2011）。《金云翘传故事研究》主要从“俗文学”文本流变的角度入手，研究中国明清小说《金云翘》是如何移植至越南的。《越南汉籍文献述论》则对18—19世纪越南古典文学作品《二度梅演歌》进行了文献学的论述，遗憾的是作者也不通晓越南语文，难以对文本进行深入的解读。
第三是北京大学赵玉兰教授的三篇相关论文，分别是《对〈金云翘传〉和〈宫怨吟曲〉的文化诗学解析》、《〈金云翘传〉中文翻译刍议》、《重译〈金云翘传〉的动因及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赵玉兰教授精通越南语及越南文化，但遗憾的是其学术焦点是对阮攸所著《金云翘传》的汉译研究。
第四是已故越南三位国学大师的相关论著：黄春瀚的《金云翘考论》（1943）、《〈征妇吟〉备考》（1953）；陶维英的《金云翘研究辞典》（1973）、《花笺传考论》（1978）；阮才谨的《〈金云翘传〉研究资料》（全三册）。这三位越南国学大师的主要研究重点是从文字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把喃字文本的作品转换成拉丁化的越南文文本。
第五是美国的团扩（Doan Khoach）及其《笺花录考注》（2008）。该书对新发现的越南古典文学名著《花笺录》文本进行喃字与拉丁化越南文的考释，遗憾的是作者对文本内容的研究较少。
18—19世纪是越南古典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古典文学名著大都移植自中国明清小说或与中国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内外学者，或囿于越南语言、文字的障碍，或困于中越历史文化关系之理解，不能对这一时期的相关古典文学作品进行整体性的研究，研究的对象也局限于寥寥几部作品而已。
曾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的美国学者大卫·丹穆若什在其《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中文版序中的几句话触动了笔者：
再看看中国的比较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至曹顺庆教授的比较文学变异学问世，我们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这种进步实际上让中国的东方文学逐渐独立于法国的影响学派和美国的平行学派，自成一家。变异学所持的观点认为，文学变异是由不同的语言、不同国家、不同文化或文明、不同时代、不同的接受者等因素决定的。2这一论断对于东南亚文学的比较研究也是适用的，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学界对东南亚文学的研究仍有待重视。丹穆若什也提醒，中美两国学者或许都应该更加重视邻近区域较小规模的文学文化：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视野里几乎没有墨西哥和加拿大文学的影子，而在中国，除了非常专业的学术圈，很少有人讨论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文学。3尽管近年来，具有中文学科背景的学者对越南汉文小说也略有耕耘，但对于更能反映越南深刻思想文化的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仍缺乏涉足者，这也是我过去数年埋头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原因之一。
本书的研究无意重复前人的学术研究。我认为其意义主要包括两点：
首先是学术意义。本课题可以说是国内第一个以越南经典文学作品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项目，其对于东方文学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本课题的研究也并非一定要“填补空白”，而拟在中越文化关系史、18—19世纪越南社会变革、文化转型等角度对这一时期越南的经典著作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梳理，为中国乃至越南的东方文学研究提供一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其次是社会意义。本课题的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越两国学界的友好交流。由于政治关系的原因，中国对越南文学的研究和译介，在20世纪50—60年代是一个高潮，十年之中，有关越南文学的译介著作达30多部，《世界文学》杂志社曾多次发行越南文学专刊，郭沫若、臧克家、萧三等都对越南文学均有所探讨。此后，越南文学的研究一直处在边缘的地带，自中国设立国家社科基金以来，仅有几个有关越南文学研究立项，且分别是研究中越文学比较和20世纪越南文学发展的项目，并未涉及越南文学的经典作品。相反的是，越南一直关注中国对其经典文学的研究，并在多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中国研究越南经典的文学论著过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