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越南古典文学的翻译与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门打开，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国外相关学术理论逐渐得以引进与吸收。这一时期，在国外文学研究领域，使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一度成为国内学者的首选范式。
但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对于越南古典文学的研究，仍停留在对《金云翘传》的探讨上。其中以中文学科出身的学者、辽宁大学的董文成教授为代表。其代表作是发表在《明清小说论丛》上的长篇论文——《中越〈金云翘传〉的比较》）。28董氏分别从两部作品的不同命运、人物、故事、主题思想进行比较，并对其异同进行了分析。
董氏二文为国内学界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研究《金云翘传》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观点，引起了中越学人的关注。但董氏下的两点结论，却引起了中越学界不小的“波澜”。董氏认为：“一、从总体上看，我觉得阮攸的《翘传》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均未超过其摹仿底本——中国《翘传》的水平。二、阮攸的《翘传》保存了中国小说原作的大部分精华，虽对原作内容和艺术也有所损益，但还是保存的多。因此，对中越文化交流史有贡献，其《翘传》还是一部值得肯定的作品。”29董氏的观点多通过把青心才人编次的《金云翘传》与黄轶球先生的译本进行比较得来，暂不论其是否失允，董氏的论断在当时却引起了越南学界的强烈不满。令中国学界唏嘘的是，黄轶球先生的译本反而成为“代罪羔羊”。越南学者将董文成对阮攸《翘传》评价的不当或偏颇归咎于黄轶球先生译本的失真甚至错译。越南学者范秀珠直言：“这完全是由于该书的中文译本中有多处翻译失真甚至错译，从而使读者对原作产生了太多的误解所致。”30
董氏为何对越南《金云翘传》产生这样的评价？其不通晓越南语，为何又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如何去理解他的观点？
董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清代文学论稿》中说道：“六十年代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就从外国文学课中了解到，越南有一部世界闻名的叙事长诗，叫《金云翘传》。从此，《金云翘传》的名字就作为东方文学的一颗明珠印入了我的记忆之中。后来，根据这部长诗中文本译者黄轶球先生的介绍文字，才知道这首长诗原来是根据一部在国内已经失传了的中国通俗小说改写的。因为它同祖国文学有着血缘关系，所以我对这部书就格外有兴趣，不仅读了黄先生的译著，还随时留意别人介绍的文章。1965年，读了刘世德、李修章所撰《越南杰出的诗人阮攸和他〈金云翘传〉》一文之后，更加深了我对这部著名长诗的印象……。”31
董文成教授的这段文字可以解释其对越南古典文学研究产生兴趣的渊源，但其对于越南古典文学代表作的论断，在今天看来，似乎仍略显有些仓促。但倘若回到那个时代背景去解释，也不难理解。董氏在其《中越〈金云翘传〉比较研究》（上）一文中说道：“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学，需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优秀遗产。但也不能数典忘祖，还要尊重和继承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本着这种精神，我早就盼望有一天能够看到那本据说在国内‘传本湮灭’了的中国小说《金云翘传》。1981年，当我在大连图书馆意外地发现它的时候，那种兴奋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32在当时“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学”的意识形态影响下，董氏一直在尝试寻找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的原因，为什么越南人通过本土诗歌形式对明清小说《金云翘传》的转译与改写，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而其蓝本却湮没不闻？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进行文本的比较，即使用黄轶球先生的汉译本与青心才人的蓝本进行人物、故事、主题思想以及一些文本细节的比较，从而得出上文的论断，即所谓越南的译介本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上均未超过其蓝本的水平。
董氏论点的主要目的似并非在对越南《金云翘传》的评价，而是对中国小说《金云翘传》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鸣不平。董氏的在文中说道：“中国《翘传》（《金云翘传》）被长期埋没甚至贬抑的奇怪现象，说明我们对自己祖先留下的丰富的文学艺术宝藏还缺乏足够的认识……青心才人的小说《金云翘传》应当重新评价，其在中国小说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应当得到承认和公正的评价。”33
董氏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也值得理解，除了民族主义情节外，他还在国内学界首先找出了青心才人小说的藏本，这是20世纪50—60年代黄轶球先生的遗憾所在，黄轶球先生在翻译越南阮攸《金云翘传》之前并未能读到青心才人的蓝本。直至1984年，黄先生才闻讯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小说重新整理出版，当时他还作诗感怀：
黄轶球先生的比较文学造诣是相当深厚的，这在饶芃子教授为其著译选集所作的序言中说得较为清楚。“文革”后，暨南大学复办，黄轶球先生担任中文系副主任，后由饶芃子教授接任，黄轶球先生当时对饶芃子教授说，暨大才复办，要在传统学科发展上创优势，困难很大，应该引入比较文学，开拓新学科。这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可从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做起。当时，比较文学刚在大陆兴起，只有少数的译著和论文，饶芃子教授还让黄轶球先生给欧美文学和文艺学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开设“比较文学课”。35
但遗憾的是，黄轶球先生自1984年直至1990年仙逝，均未见其对中越《金云翘传》比较研究的文章问世。其中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越南古典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与20世纪50—60年代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活跃在这一领域的学者仍然是以中文学科出身背景为主，其次是这一时期的翻译与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迹。研究略带有民族主义情节，并以提升越南古典文学作品创作的蓝本地位为主要目的之一，这与当时的中越关系大背景不无关系。第三，由于当时中越关系的恶化，中越学者之间没有像20世纪50—60年代那样，可以进行较为密切的交流，“隔空喊话”与“各说各话”更多地代替了理性与冷静。而通晓越南语言文化的中国大陆越南语教员们，由于“文革”的阴影和同行相忌等诸多因素，对于当时完全不通晓越南语文的董氏论断，却在这一时期保持集体沉默。36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内学界对越南古典文学译介的认知从无到有，甚至开掘出了青心才人的小说版本，但越南学界对青心才人小说的研究，以及对中越《金云翘传》的比较研究，并非一无所知，但囿于各种原因，学术探讨并不见多，其中隐情，更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