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汉语文献简述

我们研究古代汉语，跟研究现代汉语有一点不同：研究现代汉语，除了依靠书面材料以外，还可以直接分析活在现代人口头上的语言材料；而研究古代汉语，却只能依靠古代留传下来的书面材料。换句话说，研究现代汉语，既可以研究书面语，也可以研究口语；而研究古代汉语，则只能研究古代书面语，尽管这种书面语本来也是拿古代口语做基础的。

汉语从有文字记载算起，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汉语的书面语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么长的时期内，书面语反映口语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诗经》里的“国风”是民间口头文学的记录，《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录下来的当时的言谈，应该都是比较接近口语的。即使像《尚书》那样，在今天看来非常古奥难懂的文章，在当时也该是距离口语不远的。只不过在汉魏以后，写文章的人往往沿袭和模仿先秦的语言，书面语跟口语的距离才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称为“文言”的书面语，在书面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一直延续了约两千年之久。我们今天所说的“古代汉语”，实际上就是指的这种文言；就连先秦那些本来比较接近口语的书面记载，因为它跟现代的语言差别太大，也归到了文言的范围之内。这样算起来，文言的历史就有三千多年了。

跟文言相对待的是“白话”。白话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很难用简单的话说清楚，因为在文言占据统治地位的古代，很少有人用真正的白话来写文章。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通篇纯用白话写成的作品，最早要算那些被称为“话本”的短篇白话小说，其中有些篇的初作年代大约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当然，这不等于说白话迟至南宋才产生。“话本”那样的白话作品，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在它之前，晚唐五代的“变文”已经相当接近口语，敦煌所出的一些话本和俗赋也是如此，这都可以说是古代白话作品的滥觞。如果再往上追溯，六朝时翻译佛经，译成的文章里就有不少口语成分。因为宗教要以一般群众为宣传对象，自然不能完全用脱离群众口语的文言来从事译述。南朝刘义庆撰写《世说新语》，记述后汉至东晋间佚闻遗事和名士言行，书中也有许多口语语汇。拿韵文来说，从六朝乐府歌辞直到一部分唐诗，都比同时代的散文更加接近口语。上述这些作品为通篇语体的白话文章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近代汉语以上面所说的唐五代以来的早期白话为研究对象，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汉语研究范围里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不把近代汉语研究清楚，那就不能够说对汉语史已经有了全面的认识。而要弄清现代汉语中的一些现象，也往往要上溯到近代汉语，因为两者之间本来就有很密切的历史联系。

下面分类介绍有关近代汉语的文献。

壹 敦煌文献

1899年（一说1900年），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藏经洞被发现了，其中所藏佛教经典和其他文献约在两万卷以上，这就是有名的“敦煌石室藏书”。从1907年至1908年，这批文献先后遭到英国斯坦因（M. A. Stein）和法国伯希和（P. Pelliot）的劫夺。1910年清政府才把劫余部分运来北京，押运途中及运京以后又遭到劫掠。斯坦因所获汉文古写本及刊本，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以字母S起头，已经整理出来的约有七千卷。伯希和所获约有二千五百卷（不包括藏文写本），今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以字母P起头。这两批，特别是巴黎所藏，都是敦煌文献中的精华部分。劫余部分收藏在北京图书馆，按千字文顺序“天、地、玄、黄”等编号，总数约八千卷。此外还有散落在国内外的。这部分文献过去不大有人知道，现在逐渐披露出来，其中最重要的是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收藏。

敦煌石室藏书绝大多数是写本，刊本只占百分之一二，写本年代大概从四世纪末到十世纪末。其中大多数是佛教经典，也有经史子集四部书籍、契约文书、账籍、“俗讲”文学作品、诗词、俗赋，等等。对于古代白话的研究来说，文学作品、契约文书等是最重要的资料，因为这些材料大多比较接近口语。

唐代寺院中盛行一种“俗讲”，讲的内容多取材于佛经，也有不少取材于民间传说的历史故事；讲的形式多半是有说有唱；讲唱的对象是一般百姓，所以必须通俗易懂。敦煌石室所出俗讲底本名目很多，有变文、词文、传文、押座文、缘起等，通常用“变文”这个名称来概括其余。变文大部分有说有唱，也有纯用散文，有说无唱的。这种俗讲文学作品与宋代话本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有的作品如《庐山远公话》在题目上就已经标明是一种话本了。一般说来，演述佛教故事和民间故事的作品，其白话化的程度要比演述历史故事的为高，对于语言研究就更有价值。在同一部作品中，韵文部分的口语化程度又常比散文部分为高。

敦煌石室所出诗词，有五言白话诗、王梵志诗、曲子词等。

契约文书之类除了作为经济史的研究资料之外，对于语言研究也是很有用的。这类材料虽然不是纯用白话写成，但写的人文化程度一般不高，常常露出白话的痕迹，而且这些文书往往有年代可考，所以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还不失为有用的材料。

敦煌藏书发现以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半个多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了一门“敦煌学”。诸学者校录出版的俗讲文学作品和诗词辑集很多，利用颇为方便。比较早的有罗振玉《敦煌零拾》（1924），刘复《敦煌掇琐》（1925），许国霖《敦煌杂录》（1937），等等。解放后出版的较为重要的辑集有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1955），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1957），周绍良等《敦煌变文集补编》（1989），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1950），任二北《敦煌曲校录》（1955），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1983），项楚《〈王梵志诗校辑〉匡补》（1985），等等。契约文书的辑集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室编的《敦煌资料》第一集（1961）。不过敦煌写卷异文别字很多，利用过录排印的本子时，最好能用原卷照片参校。现在北京图书馆等处所藏敦煌文献显微胶片比较齐全，可供利用。此外，把目前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摄成照片，纂为一书，因而便于翻检的，要推台湾黄永武所编的一百四十钜册《敦煌宝藏》（1986）。这是一部非常有用的敦煌文献总集。

利用敦煌文献，一份完备的目录是必不可少的。过去国内外编制的敦煌文献目录很多，各有所长，用起来最方便的要算是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白化文等所著《敦煌学目录初探》（1989）可以说是目前对于敦煌学各种目录的最好的总结。

贰 禅宗语录和宋儒语录

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重要流派之一。它托始于菩提达摩而畅行于惠能，惠能被称为“六祖大师”，唐贞观十二年至先天二年时人。

佛教传入中国是东汉初年的事。佛教的势力，六朝时渐臻巩固，到隋唐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形成了许多宗派。当时一般佛教宗派都注重背诵和解释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着重繁复的宗教仪式和认真修行的所谓“渐修”功夫。在寺院经济日益发达的情况下，逐渐产生了一批显贵的僧人。他们交接官府，出入宫廷，并且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奴仆，形成佛教中的贵族派。同时，也出现了像禅宗这样的平民派：他们出身比较贫苦，没有很多学问，不注重背诵佛经和引经据典，也不讲究宗教仪式；他们只凭借自己的主观信仰，以“顿悟”为教义，也就是说，不必刻苦修行，只要主观上有所觉悟就可以成佛。

禅宗用所谓“机锋”来传授其基本主张。所谓“机锋”，是因人因时因地而采用的一种宗教上的教学方法：有时对同一问题作不同的回答，有时对不同的问题作相同的回答，有时对所提出的问题根本不作回答。发展到后来，更用比喻、隐语，甚至用拳打脚踢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些禅师们问答的记录就是禅宗语录。由于这一宗有它特殊的主张和方法，不重背诵而采取口耳传习，因此其语录也就很多。禅宗语录盛行于唐代和北宋，今天看到的这一时期的语录都很接近口语，这以后的语录大多陈陈相因，沿袭前人的套语，同实际语言的距离也越来越大。

禅宗语录有单行的，也有后人编成总集的。单行的如《六祖坛经》《神会和尚遗集》等。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和《续藏经》收录禅宗语录很多。禅宗语录总集最重要的是《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

《祖堂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禅宗史料总集，二十卷，南唐泉州招庆寺静、筠二禅师编集，书成于南唐保大十年（952年）。本书收录雪峰义存一系禅师的语录至多，可以看成禅宗南宗的历史。这部书在我国早已失传，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在朝鲜发现高丽朝高宗三十二年（1245年）的覆刻本木版。覆刻本现在也不易见到，日本有影印本。

北宋道原编的《景德传灯录》辑录唐五代以来禅宗语录，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零一人，是一部重要的总集。与《祖堂集》相比勘，可以看出道原编集此书时已对有关材料做了不少剪裁，但是可以肯定并没有过多的删改，作为研究唐五代以迄宋初的口语的材料而言，应该是可信的。本书有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和碛砂藏本等版本。

应该注意的是，现存唐代禅宗语录大多是后世编纂的，不免会有后人修改之处，有的甚至经过多次改订。如前述《六祖坛经》现存最古的敦煌本，大约已是五代写本，已经不是原来面貌；更不用说宋以后的本子，改动就更多了。《祖堂集》一书，我们相信它最能够存真，但也已掺入了少数宋初的材料。此外，同一个禅师的语录见于不同的集子，文字也常常会有出入，利用这些材料之前，有时需要做一番校勘的工作。而且这类材料在用作语言研究的资料时，最好能参考同时代的其他材料，避免单纯根据语录材料来下结论。

语录以记言为主，另外还有一种以记行为主的文字，可以附在这里来谈。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日本僧圆仁撰。圆仁生于延历十三年（794年），卒于贞观六年（864年），谥慈觉大师。他在承和五年（838年）作为请益僧由日本遣唐，承和十四年（847年）归国，历时十年。他曾到五台山巡礼，后来又到长安，足迹遍及今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他遣唐十年间所写的日记，始于承和五年六月十三日，止于承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全书用浅近文言写成，比较接近口语体，可供研究晚唐词汇语法时参考。

本书有正应四年（1291年）京都东山长乐寺僧兼胤抄本，现藏京都东寺，为日本国宝。《大日本佛教丛书·游方传丛书》排印本（1918年），以东寺本为底本。

佛教势力兴盛的时候，儒家思想受到压抑，从南北朝到隋唐，前后数百年之久。唐中叶以后，终于引起了反抗。韩愈攘斥佛老，已开其先河。宋儒更以古代儒家思想为本，融合老庄思想，建立了所谓“道学”。他们喜欢给儒家经典以新的解说，同时又受禅宗口耳传习的教学方式的影响，讲学之风一时大盛，而讲学时又多用通俗的语言，这种讲学或谈话的记录就是这里所说的宋儒语录。

道学创始者是周敦颐、邵雍、张载，集大成的是程颐、程颢兄弟，称“二程”。二程的弟子很多，到南宋时分为两大派：一派宗小程，以朱熹为首，影响直至元明；一派宗大程，以陆九渊为首。他们的语录分别见于各自的文集，接近口语的程度很不一样，比较而言，程朱语录，特别是朱熹的，更接近口语。朱熹的语录有专门的辑本，容易看到的有清代张伯行编的《朱子语类辑略》，有丛书集成据《正谊堂全书》排印本。

元明以后的儒家语录多承袭旧说，陈词滥调很多，不大能反映语言实际情况。

叁 诗、词、曲

早期白话有些虚词始见于唐诗，但是唐诗很少有通首用白话的，宋诗也如此。王梵志是唐代早期白话诗人，敦煌卷子里存有他的诗集（残）。寒山和拾得也是以白话写诗的，不过他们两人的时代不很清楚，有的书上说他们是唐贞观时人，有的书上说他们是唐大历时人，两说相差一百年以上。国外有的学者主张有两个寒山。《寒山子诗集》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附载拾得诗。宋邵雍有《伊川击壤集》，是介乎文言和白话之间的诗集，有四部丛刊影明刊本。

词是盛唐开始出现，中晚唐以后进一步发展，两宋时十分盛行的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宋词反映口语胜于唐五代词，但宋词内部情形很不一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

1）作品中偶尔出现白话词语。大部分宋词属于这一类。

2）通首在雅俗之间。典型的如辛弃疾的部分作品。

3）通首俚俗的。这一类作品数量最小，典型的如黄庭坚的若干作品，可能是以方言入词的缘故，有些句子今天已不易读懂。稍后的晁元礼和曹组也是以口语入词的作家。

与诗词相比，更值得重视的是曲，一般说来，这是比诗词更接近口语的资料。例如：

1．诸宫调

诸宫调是一种有说有唱而以唱为主的讲唱故事的民间文学形式。说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宫调。相传是北宋民间艺人孔三传所创，是一种北曲。现存诸宫调只有金代的两种作品，即《刘知远诸宫调》（残本）和《西厢记诸宫调》，以及见于曲集和曲谱的元代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佚曲。

2．戏文

戏文又称南戏，是一种南曲。它产生于宋室南渡以后，流行于宋元时期。现在流传下来的不多，最著名的是《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大概都是元人作品，不过其中《张协状元》戏文的时代也许要早到南宋。此外，有传本的戏文凡十五种，《古本戏曲丛刊》初编都已收入。戏文中，宋元旧篇不少，但其中有许多已经过明朝人妄改。戏文还有许多散佚了的，钱南扬辑有《宋元戏文辑佚》一书（1956），可供参考。

3．元杂剧

杂剧是元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我们通常所说的“元曲”就是指元杂剧。这是以元代大都为中心而广泛流行的一种北曲。杂剧有唱有说，唱的部分称为“曲”，说的部分称为“白”或“宾白”。它以同属一个宫调的一组曲子为一折，一般每本杂剧是四折，往往再加一段“楔子”。曲文部分是文白夹杂的，自成程式，形成一种“曲的语言”。对于语法研究来说，它的用处几乎只限于虚词，但词汇方面却是一个宝库，元代白话词语在这里有相当充分的反映。当然，在取材的时候也需要辨别什么是口语语汇，什么是文言性的套语。杂剧的宾白部分里，白话成分比较多。但是现存三十种元刊本杂剧里只有极简略的宾白；今所见明刊本和明钞本的元杂剧，里面的宾白虽较元刊本完全，但很可能是累次演出中逐渐形成而到明代才写完了的，至少也是经过明朝人修改和润色的。因此，杂剧的曲文和宾白作为语言研究材料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明朝人编印元杂剧多有改动，因此《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是最可靠的。此外，比较能存元人之旧的有：明万历龙峰徐氏刊本《古名家杂剧》，明息机子编《古今杂剧选》，万历顾曲斋刊本《元人杂剧选》，以及万历赵清常钞校的《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特别是赵氏钞校的脉望馆本，大多从内府藏本录校，态度相当严谨，并不任意删改原文。这许多本子现在都有《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影印本，取材很为方便。臧懋循（晋叔）编选的《元曲选》是流传最广的本子。臧氏所见虽然也多内本，但编集时删改很多，作为语言研究的材料，价值不如脉望馆本。

4．元散曲

散曲兴起于金而极盛于元，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它分小令和套数两类。小令通常以一首为一篇；套数则联合几个曲子为一套，往往附有尾声。散曲的语言与杂剧一样，也常常是文白夹杂的，有的甚至比杂剧更典雅一些，但是也有一部分作品，或抒情，或咏物，或谐谑，反映口语的程度远胜于杂剧。例如杜善夫《庄家不识勾阑》、关汉卿《不伏老》和《女校尉》、马致远《借马》、睢景臣《高祖还乡》，等等，几乎可以说是明白如话。总的来说，元人散曲里不乏好材料，值得利用。

现存元人选辑的散曲集只有《阳春白雪》《太平乐府》《乐府新声》《乐府群玉》四种，元代散曲作家有别集流传下来的也不多，其余作品多散见于各种曲选、曲语、词集等。隋树森辑有《全元散曲》（1964），是比较完全的散曲总集。

肆 文集

一般说来，文集里边极少见成篇的白话资料。《文选》卷四十所收梁任昉《奏弹刘整》，具录家奴婢女证词，反映出当时口语的实际情况，但这类文字在文集里殊不多见。收入文集的书信和公文性质的篇章里有时出现一些白话成分，有的“家书”白话成分更多一些。这类材料需要我们多方细心搜寻。

文集里有时也能发现很宝贵的材料。比如元代的大臣给皇帝讲解汉文典籍，他们的文集里有时就保存着讲谈的记录等材料。吴澄的《吴文正公集》记有他给皇帝讲史书的“讲议”，许衡的《许文正公遗书》有《直说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语言都很通俗。元代散曲作家贯云石也有用当时的口语逐字逐句翻译《孝经》的《孝经直解》，是至大年间进呈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后来的元仁宗的。

此外，明代刘基《诚意伯文集》卷首的《遇恩录》记录了明太祖召见刘基的儿子刘仲璟时的谈话。清代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太祖实录”里有明初李善长一案的许多供词。这都是不可多得的很好的白话材料。

伍 史籍

史部书籍中，正史都出于文人史官之手，编写这些史书所用的原始资料大多经过熔铸改写，字句已经不是本来面目，因此，一般说来，正史里保存白话资料不多。但史传中往往摘录奏疏书札或记录人物对话，其中有时也会出现接近口语的成分，这种情形与文集类似。《汉书》以行文艰深严整著称，而《外戚·孝成赵皇后传》里审讯宫女时的口供却比较浅显。《三国志》裴注以博洽称，其中也有一些零星的接近口语的材料。此外，《魏书》《宋书》《南史》《北史》里保存白话资料多一些，《旧唐书》和《旧五代史》也较胜于《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这些史书里零星的白话材料，需要我们耐心地去爬梳剔抉。《元史》里的《泰定帝纪》所载泰定帝即位诏，明洪武刊本采用的是从蒙文直译为汉语白话的文体，直到乾隆四年刊本仍保留原貌，后来的版本才改译为文言（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本《元史》里，这一段用的是白话体），这样的材料在正史里是比较难得的。

比之正史更可注意的是实录、会要、别史、稗史，等等。这些书里除了零星的白话资料之外，还能够找到成段甚至成篇的白话资料，如诉状供词、审讯记录、谈判记实，乃至对战争经过的描写之类。例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五载有沈括在宋神宗熙宁八年受命出使契丹谈判领土问题，回国后的翔实报告《乙卯入国奏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编年记述宋高宗朝三十六年间事，书中摘录了一些狱辞、诉状、劄子。特别是该书卷一百四十三所录的王俊首岳侯状，全用白话，是书中最长的一篇白话资料。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网罗旧闻，拾掇各书，记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人和战的始末，书中采用的《燕云奉使录》《茅斋自叙》《靖康城下奉使录》《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秀水闲居录》等都有不少白话材料。明朝人编的《纪录汇编》里也有好几种白话记录。如《正统临戎录》用白话记录了明英宗“土木之变”中被俘经过。这些完整的白话材料都是正史里所不易见到的。

《元朝秘史》，元初人撰，所记元先世及太祖、太宗两朝事迹。原书用古蒙文写成，约在明洪武初年译成汉文，译文全用白话。有四部丛刊影顾千里本等版本。《元典章》，胪载元世祖即位至英宗二年期间法制、案牍、诏令等类文件。其中大量文件译自蒙文，和《元朝秘史》一样，全用白话。有元刊本。陈垣《沈刻元典章校补》比较易得。此外，元代还有一种白话碑，碑文大多译自元代蒙文公牍。元代各种公牍大都先用蒙文写成，再译为汉语白话，刻在石碑上就成为白话碑，从广义上说，也是一种史籍。有冯承钧和蔡美彪两种辑本。

《元朝秘史》《元典章》和元代白话碑是同一种文体，即翻译体，与当时实际语言虽然还会有差别，但这样长篇的白话文献还是非常难得的。

陆 笔记小说

笔记小说这种体裁出现于汉魏，唐宋达到极盛。它的特点可以用一个“杂”字来概括，举凡稗乘野史，乡土风物、琐事遗闻乃至齐谐志怪，几乎无所不包。笔记小说的作者往往不刻意为文，文辞不求典雅，所以有时比较接近口语，或者叙事趋于文言而记言趋于白话。不过其中的白话资料大多是片言只语，很少成篇的。而且历代笔记小说数量极多，浩如烟海，这类白话材料只能披沙拣金地去搜求。

除了记述小说故事、琐事遗闻以外，笔记小说里还有考据辨证一类值得注意。作者所考订的有故实，也有名物，乃至方言俗语，这对古代白话词语的研究是很有用处的。这类考据性质的笔记小说，唐代有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李匡乂的《资暇集》；宋代有洪迈的《容斋随笔》，程大昌的《演繁露》；元代有李冶的《敬斋古今黈》；等等。明代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以记金陵掌故为主，同时也记载了金陵一带的许多方言词。

笔记小说大多散见于各种丛书，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丛书综录》（1959）是一部很好的书目，所收丛书很多，可以据此查找编入各种丛书的笔记小说。

笔记小说的辑集不多，最重要的辑集是宋初李昉等编的《太平广记》。《太平广记》是一部大型类书，收集汉魏六朝直至宋初的笔记小说，凡五百卷，引书达四百七十五种。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特别是唐五代至宋初的白话语词。

笔记小说里间或有成篇的白话材料。如宋代王明清《挥麈录》所载王俊首岳侯状，反映出王俊受命陷害岳飞、张宪的经过（文字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略有歧异）。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有王万里妖术害人供状。这都是通篇用白话的。

柒 白话小说

白话小说渊源于古代民间艺人的讲说故事——“说话”。说话这种伎艺唐代已经出现，到了宋代，由于城市经济发达，说话伎艺作为市民文学更加盛行。说话艺人称为“说话人”，“话本”就是说话伎艺的产物，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白话小说。

敦煌所出的《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诗》《唐太宗入冥记》《韩擒虎话本》等作品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话本，它们的时代大约在晚唐五代。还有南宋刊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通常认为南宋作品，但细考其内容，与敦煌所出话本实在是非常相近的东西。它的时代很可能早于南宋，甚至与敦煌话本相近，但在刊刻时已经掺入了一些宋代语言成分。这些话本虽然用通俗浅近的文言写成，但白话化的程度相当高，尤其在对话方面，是很接近口语的。

宋代说话伎艺分为许多家数，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说”和“讲史”两家。

明代洪楩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今存二十九篇，除了两篇文言小说以外，其余已是通体白话，不同于比较早的敦煌话本。这二十九篇中有三篇是明朝人的作品，其余大概可以认为初作于宋元而在不同程度上经过明人修改。但是总的说来，可以相信，《清平山堂话本》所收白话小说是比较多地保留了宋元时代语言特点的。

还有一部很有争议的话本集，就是缪荃孙在1915年影刻的《京本通俗小说》。据缪氏自称，这是一个残本，包括九篇话本，他影刻了七篇，所据底本“的是影元人写本”。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的研究者举出大量证据，证明所谓《京本通俗小说》不过是缪荃孙的伪托，这七篇话本实际上是他从“三言”里边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中抽出来的。

明末冯梦龙编成的《古今小说》（又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收集宋、元、明三代的话本以及文人拟作的话本共一百二十篇，是最重要的话本和拟话本总集。民间话本和文人拟话本，作为语言研究的资料，其价值当然是不一样的。即使是民间话本，也有一个写作时代问题。现存的话本没有一篇署上作者的名字，无从知道其确切年份。而且这些话本大概都经过不断修改补充。有的作品中，宋元的语言成分仍然是主要的；有的作品实际上已经过明朝人改写或改编，其中明代的语言成分就更多。由于话本语言层次上的这种复杂性，给我们利用这部分资料增加了困难。我们在利用这部分资料的时候有必要分辨清楚话本里的语言哪些是宋代的，哪些是元代的，哪些是明代的。

“三言”以后，明朝人仿作的话本很多，例如初刻和二刻《拍案惊奇》、《醉醒石》，等等。这些作品的作者大多是南方人而模仿北方话，但对后世有相当影响，清末的白话小说大多从此学习而来。

以上是说宋元说话伎艺中“小说”家及其影响。“讲史”家的话本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和《全相平话五种》。前一种历来看作宋人作品，其实未必可靠，至少是经过元人修改的。后一种是元至治刊本，是元人作品。还有《大宋宣和遗事》一种，像是讲史艺人所用的资料书，书中大抵用浅近文言而夹杂了一些白话，过去认为是宋人作品，但从书中时有元人语以及谈到宋亡以后的情况来看，它的时代不会早到宋代。

《薛仁贵征辽事略》是从《永乐大典》中发现的唯一的一部讲史话本，赵万里定为南宋或元初作品。

元末明初开始出现了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水浒故事在南宋时应该是有底本的，这种底本今天已经不存；但《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三十六人故事已具水浒传的雏形，宋人笔记里也提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可见水浒故事在当时相当流行。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最后形成了长篇的《水浒传》。关于它的作者，向来有罗贯中、施耐庵二说，又有“施耐庵的本（即“底本”），罗贯中编次”的说法。它的语言与元杂剧一系的北方官话不同，大致是以南方官话（江淮流域）做基础的。

《西游记》，吴承恩著。吴氏明弘治至万历时人，《西游记》以江淮方言为基础。

《金瓶梅》，明兰陵笑笑生著。笑笑生不知是谁。兰陵，一般认为山东峄县，也有认为浙江兰溪的。关于本书的作者，向有争论。有人认为本书作于嘉靖间，有人认为本书作于万历时。本书的方言，过去多看成山东方言，但近年的研究表明，除了山东方言（这大概还是主要的）以外，书中还有江淮一带的官话以及浙江地区的吴语。总之，《金瓶梅》的作者、成书时期、方言背景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清朝前半期长篇白话小说最重要的代表。前者用的是下江官话。后者用的是北京话，间或也有南方方言词语。

清朝后半期的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从语言上看，已经很接近现代汉语了。

捌 会话书

会话书指非汉族人学习汉语白话的教科书。作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会话书的语言应该是典范的，合乎共同语标准的；古代的会话书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白话的极好资料。

《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旧时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两部会话书。原著者已不可考，成书时期也没有记载，据研究者的考订，成书约在元朝末年。这两部书所反映的大致是宋元以来的北方话，也有少数元代蒙古语成分。

关于这两部书最早的记载，见于朝鲜《世宗实录》。《世宗实录》卷二十，世宗五年（相当于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六月壬申条：“礼曹据司译院牒呈启：‘《老乞大》《朴通事》《前后汉》《直解小学》等书，缘无板本，读者传写诵习，请令铸字所印出。’从之。”可见这两部书早已编定，但没有刊本。印成书是世宗五年至十六年间的事。可以想象，在两书传抄、刊板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所改动，以适应发展变化了的语言；并且在印成书之后也还有随时改订的必要。我们现在看到书里的语言风格并不很一致，有的地方还提到“古本”如何如何，可见原来是不止一个本子的。现在通行的是收在朝鲜《奎章阁丛书》里，加上了“谚语”的《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谚解的作者是著名语言学家崔世珍（十六世纪中叶人）。还有《老乞大集览》《朴通事集览》《单字解》等，是研究这两部书的重要参考书。

这两部书内容很丰富。《老乞大》以旅行、商业交易方面的会话为主要内容，而《朴通事》则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举凡名物制度、社会习尚、饮食起居、文化娱乐，都利用对话形式编入书中。这两部书是我们今天研究当时口语语汇的好材料。

清代有不少会话书。满族人学汉语，西方人学汉语，日本人学汉语，都编有会话教科书。但就其内容而言，已经近于现代汉语。

近代汉语文献是非常丰富的，这里所述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没有提到的还非常多。例如历代所修的各种地方志，其中就保存了许多方言俗语材料。日本波多野太郎教授辑成《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九编，我国《方言》杂志1980年第3期发表了这九编的总目录，查阅方便，这里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