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殷都屡迁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

“都”是一个后起的概念。东周时候的人把有先君宗庙的邑称为都。作为国都、首领的概念是春秋战国以后才出现的。严格说起来，殷人还没有后世那样的“都”的概念。《竹书纪年》记载早商时期的情况均言某王“居”某地，如“外丙胜居亳”、“祖丁即位居庇”等，而不言某王“都”某地。这是合于历史实际的。尽管如此，早商时期殷王所居之处是当时的方国联盟的政治中心，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所说的殷都屡迁实际上是方国联盟政治中心的屡次迁徙。

殷都屡迁从根本上来说是方国联盟这种政治结构形式所决定的，也可以说是早商时期方国联盟中原始民主、平等精神的体现和诸方国对比的结果。早商时期方国联盟中的原始民主、平等精神要求殷都不能只固定于某一方国，而要轮流于诸方国之间。这颇有些“皇帝轮流做”的绝对平等的意味。包括殷墟在内的早商时期的六处都邑，其中两处在山东，三处在河南，一处在河北。这些都邑并不全在殷的辖区，如邢、嚣、奄等就处在诸方国的地域。既然诸方国在政治上是平等的，那么，作为政治中心的殷都就应当是诸方国——至少是力量最强大的若干方国，都有份儿的。成汤的时候，殷的势力在今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一带，而有莘氏则居于今豫东一带。所以当早商时期以殷与有莘氏联盟为核心的方国联盟形成的时候，汤以后的八王（包括伊尹掌握最高权力的时期在内）一直都于亳。据考证这个亳地即郑州商城。870亳正处于殷与有莘氏的中间地带。都于此，反映了两大联盟力量的基本平衡。仲丁迁都于嚣亦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据考证，嚣在今天的山东沂蒙山一带，卜辞中的地名“爻”即嚣的别写。871近年来的考古材料也说明嚣当在今山东沂蒙山一带。山东滕县井亭村发现有成批的带有“爻”字族征的商代铜器和陶器，这是“爻”地望的一个有力证据。卜辞中有“旧臣”名“爻戊”者872，由于他和咸戊并见于同版卜辞873；所以其时代和咸戊相近，亦当是大戊时期的人。从他受到殷人祭祀的情况看，爻戊当是伊尹一类的杰出的方国首领。或许是由于“爻”的强大，因此在大戊的儿子仲丁时将殷都迁于爻（嚣）地。

《商颂·殷武》关于成汤以后的商代情况说：“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穑匪解。”874这是文献中关于殷都屡迁的一条重要史料。“禹之绩”指大禹治水的区域，据考证这主要是古代的兖州、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875早商时期的殷都恰恰在这个地区。按照《商颂·殷武》的说法，“设都于禹之绩”这件事，不是老天爷命令成汤或某一殷王进行的，而是命令“多辟”“设都”的。“多辟”即许多君主，指的是包括殷王在内的诸方国首领。他们共同议定设立都邑。殷都屡迁与方国联盟的关系在这里得到完全的证实。在早商时期的方国联盟中，殷的势力虽然强大，但还没有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所以在原始民主、平等精神的影响下殷的都邑也就不能在殷的辖区。又要保持殷的主导地位，又要顾及方国联盟的实际情况以体现民主、平等的精神，这确是一项难题。可是殷人以迁都的方式妥善而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不能不说这是殷人在政治结构建设上的一项创举。

早商时期的诸方国要求联盟本身能够提供强大的力量对付敌对势力的骚扰和劫掠。这种军事上的需要也是殷都屡迁的一项重要原因。仲丁迁于嚣和河亶甲迁相，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竹书纪年》载：“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后汉书·东夷传》载：“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叛或服。”876蓝夷在今沂蒙山一带。仲丁迁都于嚣，加强了对蓝夷作战的力量。外壬时由于有侁氏叛离，所以早商时期方国联盟用兵也逐渐转移，《竹书纪年》说：“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877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相”在今河南省内黄县一带，迁都于此，便利于对班方用兵。从“彭伯、韦伯伐班方，侁人来宾”878的记载看，河亶甲时已经打败了班方。因此，河亶甲的子辈祖乙为殷王的时候才可能将殷都北迁到“邢”。879

迁都于邢大大地加强了殷与邢的关系。卜辞材料表明邢与殷有密切的婚媾关系，妇井（邢）是武丁时期最显赫的王妇之一。邢还是殷抵御羌方入侵的重要地区。羌方是殷在北方西方的劲敌，对羌方作战是商的重要军事行动。卜辞有“〔子〕在井（邢），羌方弗……”880的记载，说明直到晚商时殷还派人驻守于邢。殷与邢的密切关系形成了殷的北部屏障，以至终殷之世北方无强敌入侵，这种局面的形成溯其源当是祖乙迁邢的结果。史载祖乙享国时间很长，是早商时期的中兴英主。在卜辞中他被尊称为“中宗祖乙”、“毓祖乙”、“高祖乙”、“下乙”等，受到殷人极其隆重的祭祀。他的文治武功与迁都于邢之后方国联盟的加强有着密切关系。

尽管原始民主、平等精神在早商时期的方国联盟中占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但是随着殷和诸方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方国联盟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在不断地发展起来。调整诸方国的关系以巩固和发展方国联盟，是殷都屡迁的另一项原因。从《尚书·盘庚》篇的记载里可以看到，盘庚认为迁都是为了改善殷与诸方国的关系，使诸方国得到巩固。他说：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881

在盘庚看来，殷都屡迁就是“先王之烈”、“先王之大业”。他迁都于殷和先王的“不常厥邑”一样是为了“厎绥四方”。“厎绥”犹言安定。盘庚号召诸邦伯“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882，要大家发扬蹈励，争取受到选拔。成汤的时候曾经选用殷和诸方国的杰出人物加以任用，“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883，以此来巩固殷与诸方国的关系。盘庚通过都邑迁徙所达到的“厎绥四方”与成汤的作为十分相似。盘庚说先王迁都为的是“德嘉绩于朕邦”884，又说自己迁殷是要“安定厥邦”。885“朕邦”与“厥邦”囊括了早商时期方国联盟中所有的“邦”——方国。盘庚不愧是一位卓越的宣传家，他把迁都的原因和意义讲得十分详细而且生动。他用这样的语言来比喻殷都迁徙的意义：“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886抓住了都邑迁徙这件大事，就是抓住了“纲”，就会给方国联盟带来新的活力，结出丰硕的果实！

总之，殷都屡迁，适应了方国联盟发展的需要，是原始民主、平等精神的体现。它从政治、军事、经济几个方面都加强了殷与诸方国的关系。在古代历史上，与周围很少发生关系的闭塞于一隅的方国或部落是没有什么发展潜力的。只有那些通过不断地相互融合、联盟、交往而注入新的活力的方国或部落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夏、商、周三代的发祥史上都有不少都邑或整个邦国迁徙的事例。这些迁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有力措施。夏商周之所以相继成为我国古史上的三面光耀大地的旗帜，这是极为重要的一项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