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向文明之路

先秦时代，人的社会观念进入文明状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人的社会认识逐渐走出了自然状态，而逐步具备了对于自然和社会的理性思考。这个漫长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原始宗教观念萌生

如前所述，原始时代最初出现的神灵，可能是那些人兽合一、人鸟合一、人鱼合一的形象，至于风、雨、雷、电等成为人们观念中的神灵，倒在其次。人与动物“杂糅”，若经历了较长时间，久而久之，这些动物也便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例如贺兰山地区大西峰沟的岩画，其中有一幅单独画出一个雄伟威风的猛虎形象，这只虎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显示出至尊无上的气势，虎的大张的口和满口上下的利齿，显示出吞啮一切的威力。这幅岩画上隐约还有一些较少的动物形象，但都居于边缘地位，没有一个能够与这只硕大而威武的虎比拟，我们如果把这幅岩画命名为《虎神》似不为过分。原始宗教观念萌生的途径是比较多的，除了人与自然的“杂糅”、“互渗”以外，其他还有对于威严的自然力的崇拜，风、雪、雷、电、高山、大川等，无一不给原始先民留下深刻印象而衍生出崇拜之情，多神崇拜与泛神论发轫于此，应当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第二、盘桓于神灵世界

原始先民的神灵世界起初应当呈现着泛神的状态，后来，神灵有了一定的位置，主次开始区分。重要的神灵开始成为“天神”，但即便如此，也还走不出“杂糅”、“互渗”的影响。由触阴（龙）到盘古的衍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据《山海经·海外北经》说，它原为钟山之神，“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大荒北经》还说它“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渴，是浊九阴”，神力更是强大。古史传说中，开辟天地的“盘古”可能与它有一定的关系。任昉《述异记》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喜为晴，怒为阴。”其形象与触阴相近。这种可以光耀天地的大神，已经远非一般的人与自然“杂糅”而生之神能比。

第三、走向神坛

原始时代神灵世界的构筑是当时社会观念的一大进步，这个构筑的过程是从人走向神坛开端的。在没有“人”的身影出现的时候，神灵世界不大可能显现，只有“人”才能使神灵世界的再现迈出关键的一步。

从“人”到“神”，这不是迷信倒退，而是原始时代社会观念的一大进步。它虽然是人的力量被神化、被异化的表现，但却在本质上表明了人在自然面前能力与主动性的增强。例如，阴山地区几公海勒斯太沟的一幅岩画，原摹绘者定名其为《猎人》。这位强健的猎人手持长弓，其男性生殖器上挺，颇含有此生殖器似弓箭一样威力无边的寓意在内。这幅画比较古拙，全然不顾透视效果，离视界近的一条腿，却比距离远的那条腿细了不少，而所画的生殖器则过分硕大而上扬，超乎常规，但所表达的意思也正由此而凸现出来。再如一幅岩画，所画内容与那幅《猎人》类似，但人作双手上举形，其旁则高耸一木棒形的工具，造型虽然十分古拙，但没有忘记将男性生殖器凸现出来，并且指向那高耸的木棒（？）。如果说这幅画本意是为了突出人的生殖功能，似乎是吻合的。这两幅用意相同的岩画，似乎都不应当简单地命名为“猎人”，而应当视为一种神灵崇拜的形象。若命名为《生殖之神》，恐怕没有太大的错误。再如《山海经·海外南经》载有“长臂国”，说其人“捕鱼水中，两各操一鱼”，《淮南子·地形训》则说“一国之民皆长臂，臂长于身，南方之国也”，这里突出了人的长臂的功能，可以方便于水中捕鱼。这虽然是对于人的上臂功能的夸大，但总有现实的影像在内。这里突出的是人的力量而不是自然的力量。著名的夸父追日，也是一个典型例证。有些人的善走，也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山海经·海外北经》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逐走”，一作“竞走”，357意思是在强调他走得很快，简直可以比得上太阳的速度。人可以和太阳赛跑，这是对于人的奔跑能力的张扬称颂。这应当是夸父神话的原型。358据《山海经》记载，夸父曾经是人兽合一，或人鸟合一的形象。例如《西山经》载“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虎（尾？）而善投，名曰举父”，郭璞注指出，举父“或作夸父”，是夸父在传说中曾为似人之兽。《东山经》载“其兽焉，其状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此兽属于“犲（豺）山”，依《山海经》的说法，犲（豺）山是《东次一经》十二山之一，“其神皆人身龙首”。《北山经》载，在梁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嚣，其音如鹊”。作为人兽（或人鸟）合一的形象，这样的夸父与后来出现的追日神话，多少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举父的“善投”与夸父“弃其杖，化为邓林”359是一致的。有“四翼”的嚣鸟必定善飞，与夸父的善奔跑，亦有相似之处。这些都在表明，夸父追日的神话，应当是起源于人与自然“杂糅”、“互渗”的社会观念。正是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迈出了走向神坛的步伐。

第四、英雄时代

所谓“英雄时代”，依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说法，指的是“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并且，“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360中国的情况与西方不同，我国古史的英雄时代并非铁器时代，而是青铜时代，但作为“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这一点则是中西共通的。我国的英雄时代应当是野蛮与文明之际的五帝时代。我们之所以借用“英雄时代”的名称，是因为这是真正的“人”登上社会历史舞台的时代。五帝时代虽然“英雄”辈出，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可以发现，尽管这些英雄已经是真正的“人”、大写的“人”，但是他们往往还是多少带着一些原始的人与自然“杂糅”的印记。

就拿作为“五帝”的，被尊为华夏族“人文初祖”的黄帝来说，在关于他的众多传说中，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他本为“混沌”。而混沌则是一个非人非兽的怪物，《山海经·西山经》说“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沌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所谓“帝江”，即帝鸿，《世本》及《左传》文公十八年杜注明确指出帝鸿就是黄帝，依照《礼记·月令》的说法，黄帝乃是“中央”之帝。而恰与《庄子·应帝王》篇的说法相吻合。是篇谓：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我们今天来理解这个传说，可以从一个新角度来考虑，那就是“黄帝”实际上是中国上古时代由混沌状态向文明时代的理性思考迈进的标志。在黄帝时代之前，占据神坛的是自然神灵，而黄帝时代及其以后在神坛上显赫的则是祖先神灵，这些神灵多已摆脱了人兽杂糅状态，而成为人世间的高大无比的英雄。神灵世界在五帝时代以后与人世间一样也进入了文明阶段。

（原载《大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