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图”与《山海经》成书问题补释

西汉刘歆说《山海经》一书“出于唐虞之际”，当“禹别九州，任土作贡”之时，从上古先民的石刻和后来的绘画资料看，这个说法当属可信。这些资料是先民传说的形象记载。在没有文字记录出现的传说时代，关于神灵精怪的历史记忆，或保存于口耳相续的传说中，或存留在其绘画（或雕塑）的作品里。这些震撼心灵的传说和绘画，就是在进入文明时代很久，也有存留。《山海经》一书结晶于这些传说与绘画，只是在汇集过程中加以文字说明及条理化而已。《山海经》的叙事系统是上古时代不断丰富补充的，商周时期是其资料丰富和补充的主要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观念表明，《山海经》的具体撰写与成书当在这个时间。关于“山海经图”的推测，为讨论《山海经》成书问题提供了比较重要的参考。

《山海经》一书，西汉末年存32篇，刘歆校书时整理为18篇94。东汉时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山海经》为“形法六家”之首，计13篇95 。此书素以瓌谲瑰奇、闳诞迂夸著称，多谓其言怪异俶傥、荒诞不经。但是，因为《山海经》一书讲万年故事、列千百精怪，让人拍案惊奇，所以世代不乏对它的关注。尽管如此，它也未能居于社会观念的主流而受到重视。《山海经》一书，儒家因不言怪力乱神对它视而不见，史家亦认为它的内容不“雅驯”，因此弃而不用。就连博雅多识如司马迁者，写《史记》时也“不敢言”《山海经》所载之“怪物”96。正由于思想家和史家的这个避而远之的态度，所以，此书也就较少地受到后世改窜的影响，较多地保存了原始面貌。这也算是一种“因祸得福”吧。顾颉刚先生说《山海经》“是一部幸免于西汉儒者改窜的古书”97，是很有道理的。

关于《山海经》的成书，历代多有学者提及，现代专家也每有精当之论98。愚以为，一部书的编撰总要以时代思潮为背景，以时代需要为前提。长期以来，从社会观念的角度讨论《山海经》成书时代者尚少，今不揣翦陋，试从“山海经图”和社会观念方面做一些探讨，供专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