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的神灵观

——鲁迅与道教研究一得

道教认为，道生神，道无所不在，故亦认为神无所不在，所谓有物即有神，有形即有神。因此道教带有浓厚的万物有灵论和泛神论色彩，属多神教，信奉的神仙很多。这些神仙除道教自己所造之外，还不断从民间信仰中吸收新神，编入其神仙系谱，又推广于民间。南朝道士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一气收入了五百多位神，把道教的古仙、各派的祖师和传人，古帝王、古圣人，传说中的道士、方士统统汇集在一起，其中大部分是魏晋以前的民间俗神，建立了道教的神谱。这是道教思想在民间影响最为深广的方面。多神崇祀的古老的信仰，从远古以来就源源不绝地渗入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可谓根深而蒂固。人们把现实生活中无力解决或向往实现的问题，诸如雨旸、丰歉、疾疫、灾祸、生儿育女，乃至发财致富、功名寿考等的追求，都寄希望于神灵的佑助。明清时代，大大小小的各种神庙遍布于城乡，祀神活动在民间十分兴盛，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类活动未必由道士主持。鲁迅在一些文章中，提及到了道教的这一特点；尤为值得重视的是，他通过民间对神灵的不同态度，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人在处事待人方面的心理性格特点。鲁迅说：

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种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和灶君。347

鲁迅把中国的神分为“凶恶”与“老实”两种，认为中国人对这两种神采取的是“奉承”与“欺侮”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鲁迅的论述。

火神，传说不一。一说指祝融。帝喾时的火官，后尊为火神，命曰祝融。《国语·郑语》：“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郭璞注：“火神也。”一说指回禄。《左传·昭公十八年》云：“禳火于玄冥、回禄。”注：“回禄，火神”。疏：“楚之先，吴回为祝融，或云回禄即吴回也。”《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无右臂。”郭璞注：“吴回，祝融弟，亦为火正也。”我国传说中的火神祝融、回禄等，他们的名字也用作火灾的代称。

鲁迅把火神称为凶恶的神，“是随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348。自从我们的先人发现了火，也就有了火灾，有了故意放火的人。鲁迅说，至于火灾，虽然不知道那发明家究竟是什么人，但祖师总归是有的，于是没有法，只好漫称之曰火神，而献以敬畏。看他的画像，是红面孔，红胡须，不过祭祀的时候，却须避去一切红色的东西，而代之以绿色。“他大约像西班牙的牛一样，一看见红色，便会亢奋起来，做出一种可怕的行动的。”鲁迅说：“他因此而受着崇祀”。在中国，传说中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不被人供奉，民间赛会中也没他的份，而放火的火神却受到敬祀，是赛会的主要角色。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是恶神。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为什么被灾了还要表示感谢？因为如果不祭，据说还会烧第二回，所以还是感谢了安全。“火神菩萨只管放火，不管点灯。凡是火着就有他的份。因此，大家把他供养起来，希望他少作恶。然而如果他不作恶，他还受得着供养么，你想？”349

鲁迅还结合斗争实际，引古说今，列举了焚书的秦始皇、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的项羽、放火焚烧罗马城的罗马皇帝尼禄以及制造“国会纵火案”的希特勒等，指出“火神菩萨也代代跨灶”，抨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焚烧劫掠、残杀人民的罪行：“一场大火，几十里路的延烧过去，稻禾，树木，房舍——尤其是草棚——一会儿都成飞灰了。还不够，就有燃烧弹，硫磺弹，从飞机上面扔下来。像上海一二八的大火似的，够烧几天几晚。那才是伟大的光明呵。”350他们如此屠杀百姓，还自称保护人民，要人民把他们供养起来，“屠了耕牛喂老虎”。鲁迅尖锐地揭露了反动派凶残而狡诈的本质。

除过普遍祭祀的恶神如火神、瘟神外，还有地方上的一些小神，也是因恶行而受祭的。鲁迅在《朝花夕拾》的《五猖会》中，说在绍兴的东关，有两座特别的庙，一是梅姑庙，一是五猖庙。何以说“特别”呢？请看这梅姑庙的来历，《聊斋志异》中的《金姑夫》篇有详细介绍：

会稽有梅姑祠，神故马姓，族居东莞，未嫁而夫早死，遂矢志不醮，三旬而卒。族人祠之，谓之梅姑。丙申，上虞金生赴试经此，入庙徘徊，颇涉冥想。至夜，梦青衣来，传梅姑命招之，从去。入祠，梅姑立候檐下，笑曰：“蒙君宠顾，实切依恋，不嫌陋拙，愿以身为姬侍。”金唯唯。梅姑送之曰：“君且去；设座成，当相迓耳。”醒而恶之。是夜，居人梦梅姑曰：“上虞金生，今为吾婿，宜塑其像。”诘旦，村人语梦悉同。族长恐玷其贞，以故不从；未几一家俱病，大惧，为肖像于左。既成，金生告妻子曰：“梅姑迎我矣!”衣冠而死。妻痛恨，诣梅祠指女像秽骂，又升座批颊数四乃去。今马氏呼为金姑夫。351

这位生前“矢志不醮”的梅姑，死后却要篡取别人的丈夫，族长不愿塑金生的像，她就令其“一家俱病”。人们因为“大惧”才遂了她的心愿。这位梅姑，也算得上个不讲理的“凶神”了。“现在神座上确塑着一对少年男女，眉开眼笑，殊与‘礼教’有妨。”352

这“五猖庙”的名目就很“奇特”，因为供奉的据说是五通神。五通是旧时民间传说的妖邪之神，谓能为祟于人。本是兄弟五人，唐末已有香火，庙号“五通”。《聊斋志异》中的《五通神》，谓其多淫邪不轨，魅惑妇女，乡人畏之，故香火甚盛。清康熙年间，汤斌为江宁巡抚，曾毁像撤祠，以破除淫祀，然亦未能尽绝。鲁迅记述当时五猖庙说：“神像是五个男人，也不见有什么猖獗之状；后面列坐着五位太太，却并不‘分坐’，远不及北京戏园里界限之谨严”。

对于“恶神”反而受崇祀的现象，鲁迅的 《拿破仑与隋那》一文，也表述了同样的意思：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大家没什么相干，但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而牛痘接种的创始人隋那，在世界上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但却没有谁能记得他的名字。这说明，“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353

鲁迅从中国人的心理性格方面深挖“恶神”受祀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这样手法：或者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压下去，就是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方的力量，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为这“所为”而灭亡。待到压不下时，就采用“捧”，以为“招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鲁迅指出，“压”和“捧”是祖传老法。这种手法，“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354。所谓“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指《老子》中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355一类的话。意思是说：原来想这样干的，故意先反其道而行之。“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鲁迅曾举《鬼谷子》为例：“往日看《鬼谷子》，觉得其中的谋略也没有什么出奇，独有《飞箝》中的‘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行而反，可行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这一段里的一句‘虽覆能复’很有些可怕。但这一种手段，我们在社会上是时常遇到的。”356鲁迅在和创造社的论争中，有的文章一方面说鲁迅是“正直”的，一方面又觉得辞锋太有点尖酸刻薄等。鲁迅说：“其实所断定的先两回的我的‘正直’，也还是死了已经两千多年了的老头子老聃先师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我并不感服这类的公评。陈西滢也知道这种战法的，他因为要打倒我的短评，便称赞我的小说，以见他之公正。”357“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358，鲁迅认为正由于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他们的心“本来不易餍足”，而捧的结果，便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鲁迅这里剖析了在传统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中国人性格上的一个弱点，就是缺乏明确的是非观点，没有鲜明的爱憎，缺少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精神，遇事爱调和，折中，敷衍，得过且过。鲁迅尖锐指出：对于压迫人民的恶势力尤其不能“捧”，而要“挖”——就像常挖河底使河道畅通而不必担忧河堤溃决，才能免除灾难。因此，“中国人的自讨忧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359。这是我们“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而得到的制驭别人的巧法，影响极为深远。鲁迅指出：

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尝“读经”的，则凡有捧的行动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火神瘟神不待言，连财神也是蛇呀刺猬呀似的骇人的畜类；观音菩萨倒还可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360

既然面对强者、恶者不敢抗争，那么对于弱者、善类，就常难免不恭甚至欺侮。因此，中国人对于“老实”一点的神，虽貌似敬信，实际上以为这些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这“特别”的方法，就是捉弄、调侃，虽然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幽默感，但却反映了国民性格上欺弱怕强的弱点。

被鲁迅称为“老实一点”的神有灶君和土地。灶君亦称灶神、灶王。灶君在道教的民间信仰中，影响十分广泛，过去民间多供奉于灶头。灶君由来众说不一。《淮南子·汜论训》：“炎帝作火，死而为灶。”高诱注说：“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庄子·达生》：“灶有髻”。司马彪注：“髻，灶神，著赤衣，状如美女。”灶神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神祇，已有很久的历史，《战国策·赵策三》中有“梦见灶君”的话。祭灶风习亦由来甚早，《论语·八佾》中王孙贾就有“媚奥媚灶”之问。灶君的形象，据说最初为“老妇”，主管饮食事务。到了汉代，祠灶成了求神仙的方术，可能由于这个缘故，灶神信仰以后就成了道教的一部分，并且和古代的司命之职能合在一起了。后来灶君也变成了男神，有名有姓，并有妻子儿女。有说灶君姓张名单，有的则说姓苏名吉利。

灶在古代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由于火的极端重要性，原始人就有祭火的风俗，而古代的灶曾是保存火种的形式，《礼记·檀弓上》叙述丧仪时说：“掘中霤而浴，毁灶以缀足”。孔颖达疏：“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一则此室无死者之用，二则以床架坎上，尸于床上浴，令浴汁入坎。故曰掘中霤而浴也。”“毁灶”是“示死者无复饮食之事”。“缀足”是“恐死人冷僵，足辟戾不可著展，故用毁灶之甓。连缀死人足令直，可著屦也。”由此可见，“毁灶”是一件严重的事，它的象征意义是连人带家全毁灭了。鲁迅小说《离婚》中有把“拆灶”作为报复手段的描写。八三说：“去年我们将他们的灶都拆掉了，总算已经出了一口恶气。”旧时绍兴等地农村有一种风俗，即当民间发生纠纷时，一方将对方的锅灶拆掉，认为这是给对方很大的侮辱。这里的“拆灶”与古代的“毁灶”，可以说有着同样的象征意义。361

传统迷信认为，坐镇千家万户的灶君，不仅主管人间饮食，而且还操一家生死祸福大权，随时伺察人们的言行举止，搜录功过善恶，每年于腊月二十三日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玉皇大帝根据灶神的汇报，作出审判，为善者得福，有过者遭殃。因此，人们在灶君面前都规规矩矩，既不让灶君抓住把柄，又给灶君留下好的印象，以便灶君为自己在玉皇大帝面前多美言几句。很显然，中国人的迷信和亲近灶君，直接与其对生活及生存利益的考虑有关。

灶君既然是天神的使者，与全家的吉凶祸福有关，平时对灶君的供奉，特别是腊月二十三日祭送灶君上天，就是十分重要的事了。周遐寿在《鲁迅的故家》“祭灶”一章里，对绍兴乡下祭灶的风俗有较详细的记述。他说：“灶头最热闹的时候当然是祭灶的那一天。祭灶的风俗南北没有多大差异，……乡下一律是廿三日送灶，除酒肴外特用一鸡，竹叶包的糖饼，《雅言》云胶牙糖，《好听话》则云元宝糖，俗语直云堕贫糖而已。又买竹灯檠名曰各富，糊红纸加毛竹筷为杠，给司灶菩萨当轿坐，乃是小孩们的专责。那一天晚上，一家大小都来礼拜，显得很是郑重。”鲁迅对家乡的这个习俗是很熟悉的。一九○○年，鲁迅从南京的学堂放年假回来，在祭灶的那一天做了一首旧诗，题目是《庚子送灶即事》：

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

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

这是祭灶民俗的生动描绘。胶牙糖即麦芽糖，为祭灶的祭品之一。《荆楚岁时记》：“元日食胶牙糖，取胶固之义。”黄羊，则是送灶时的高贵礼物。这个故事最初见于《后汉书·阴识传》，说汉宣帝时，阴识的祖父阴子方，“至孝而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后，暴至巨富。……故后常以腊日祭灶而荐黄羊焉。”《康熙会稽志》：绍兴习俗，“祭灶品用糖糕、时果或羊首，取黄羊祭灶之义。”鲁迅在这首诗里道出了家境的困顿，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祭灶习俗的深入人心，即使贫穷的家庭，虽然没有黄羊，但还是要典当衣物买办香烛，要例行祭灶。

中国人对灶君虽然如此敬信，但因他老实，就免不了被捉弄、被戏谑。为了防止灶君到玉皇大帝那儿说人的坏话，最好就是让他不能开口，不开口的办法，就是吃一种“胶牙粉”，即上面介绍过的“麦芽糖”，把他的口胶住。这糖块有柑子那么大小，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鲁迅说，供奉这种糖的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362。这样，灶君虽上了天，但满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糊糊地说了一遍，又下来了。玉帝则对下界的事一点也听不懂，一点也不知道，于是一切照旧，天下太平。

与灶君同样可以向天帝报告人的过失的，还有“三尸神”。鲁迅以道士们对付三尸神为例，说明中国人对于鬼神的手段的厉害。道教认为，人体中有三条虫，或称“三尸神”。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常说的“三尸神暴躁，七窍生烟”的三尸神，也就是这东西。上尸神名彭倨，常居人头中；中尸神名彭质，居人腹中；下尸名彭矫，在人足中。《太上三尸中经》云：“人之生也，皆寄形于父母胞胎，饱味于五谷精气。是以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虫，为人大害。常以庚申之夜上告天帝，以记人之造罪，分毫录奏，欲绝人生籍，减人禄命，令人速死。”三尸神上天向天帝陈说人的罪恶，时间是固定的，即每逢庚申那天；但只要人们在这天晚上通宵不眠，便可避免，这叫做“守庚申”。中国古代以天干、地支记日期。干支相配，凡六十日一轮回，其中有六个庚日（庚午、庚辰、庚寅、庚子、庚戌、庚申），庚申日即六庚之一。《太上三尸中经》云：“凡至庚申日，兼夜不卧守之，若晓体疲，少伏床，数觉，莫令睡熟，此尸即不得上告天帝。”鲁迅说，人们“只要这一日不睡觉，他便无隙可乘，只好将过恶都放在肚子里，再看明年的机会了。连胶牙饧都没得吃，他实在比灶君还不幸，值得同情。”363

与灶君同属于“老实”的神，鲁迅指出还有土地。土地俗称土地爷。鲁迅多次提及家乡绍兴的“社戏”，这“社戏”里的“社”，原指土地神。古时“社”又是村落或区域的名称。每个社有社庙，庙里供着土地神，就是土地庙。阿Q栖身的土谷祠，就是土地庙。在道教神谱系中，土地属于最低档次的神祇，其顶头上司是城隍神。他的权力有限，作为村落保护神，管理范围仅限于某一小区域。民间土地庙供奉的土地神，一般为黑衣白发老翁，面目和善慈祥，旁边伴有一老妇，俗称土地婆婆。人们对于土地爷，一般地也是尊严不足，亲昵有加，表现了人类与土地神的密切关系。

本文原载《人文杂志》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