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农民工市民化的本土观瞻

在中国城乡二元制度条件下，“户籍墙”把农村人口城市化分割成两个子过程，一是从农民到城市农民工，二是从城市农民工到市民，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理论命题与现实课题（刘传江，2006；简新华，2007）。

针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窄口径的理解聚焦于公共服务共享，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一系列权力保障和公共服务享受的过程（张国胜，2009）。实际上，农民工变市民，户口的转换是形，服务的分享是实，农民工市民化是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从宽口径的理解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职业转化、地域转移、身份转变与农民工行为方式转变和新市民价值观形成等“多位一体”目标的实现过程（王竹林，2007）。

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是多科学争鸣的焦点。以地方为主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使得农民工流入地的城市政府在为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原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面临着意愿和能力不足的问题（申兵，2009）；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使农民工的耕地与宅基地被固化在土地上，不能为其进城居住、创业提供资本（王先鹏，2011）；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土地产权模糊、土地流转困难、土地价值低估和补偿标准过低，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黄锟，2011）。

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重点在于制度创新，一是加大中央政府对于跨省流动农民工在就业地市民化的支持力度，二是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建设用地制度创新相结合（申兵，2009）。通过制度创新，从农民工就业、公共服务、住房保障、社会保障、民主权利、土地权益等领域构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框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