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2017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2.35%，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8.52%低了16.17个百分点，其缺口产生的原因在于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未在城市落户的2.2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他们尽管进城实现了非农就业与生活，但未能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上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不仅需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制度和政策制约，还要考虑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所增加的成本支出。由于我国较长时期内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农民工市民化要消除这种差距，弥补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历史欠账，这必然产生相当大的成本。然而，这一巨额成本不可能只依靠政府、企业或农民工个人某一方单独承担，而是应当根据利益相关原则，构建科学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多元分摊机制，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合理分担。

测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理顺其成本分摊机制，是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要求，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新增公共成本主要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平等共享城镇义务教育、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五个方面的财政支出。除了这些公共成本支出之外，农民工市民化还涉及农民工自身的住房支出、生活支出、培训支出等。本书先从全国层面测算了从2014年到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规划完成1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需新增的公共成本支出。

另外，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国家中心城市和6个超大城市之一，同时也是我国聚集农民工最多的城市之一。根据《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北京到2020年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国际城市地位，到2050年，进入世界城市行列，客观上要求解决不完全城镇化问题，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因此，科学测算北京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不仅能够为北京提高城镇化质量提供现实依据，也有助于为国内特大城市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参考借鉴。因此，本书还对北京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支出进行测算，包括农民工进入北京工作后在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城市公共管理、住房、随迁子女教育和城市生活成本等各个领域所支付的近期和远期成本，同时考虑到各个领域支付的成本发生在农民工的不同年龄阶段，因此，我们在本书中引入了全生命周期理念，把农民工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支付的市民化成本进行了近期和远期的动态处理，既避免测算方法对农民工成本的夸大和低估，又可以为相关主体在不同阶段的选择和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个人既是市民化的主要行为主体，又是直接利益相关者，因此，各方均需承担一定的责任和成本。但是，目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不顺这一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推进，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输入地政府与输出地政府、用工企业与农民工个人的分摊责任与分摊能力不匹配等问题。因此，本书从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问题出发，按照权责匹配的原则，探索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的优化构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顺利实施提供理论支撑。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胡拥军博士（国家信息中心）、吴磊博士（北京大学）、戴美卉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周林洁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参与了相关内容的撰写，中国人民大学的罗路宝硕士、崔田硕士、裴相烨硕士参与了农民工问卷调查分析。同时，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90019）对本研究成果的资助，感谢商务印书馆刘涛老师对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