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突厥碑铭中的čoγay

1889年，俄國伊爾庫茨克地理學會以雅德林采夫（N. M. Yadrintsev）爲首的蒙古考古隊，在今蒙古國鄂爾渾河支流科克辛—鄂爾渾（Kokshin-Orhon）河谷的和碩柴達木（Kocho Tsaïdam）湖畔發現了《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1897年，克萊門茨夫婦（D. A. Klements和E. Klements）在今蒙古國土拉河上游右岸、烏蘭巴托東60公里的巴彥楚克圖（Bayin-tsokto）發現了《暾欲谷碑》。這三大碑都有以如尼字母刻寫的突厥語銘文。突厥碑銘的發現和解讀，使突厥歷史研究進入了新的時代。120

在《暾欲谷碑》和《闕特勤碑》中，都記載了阿史那骨咄祿（Ašïna Qutluγ）最早在čoγay聚集兵馬事。《暾欲谷碑》第1石第7行（西面）寫道：

čoγay quzïn, qara qumuγ olurur ärtimiz.

（我們住在čoγay山北坡和黑沙。）

《闕特勤碑》南面第6—7行（《毗伽可汗碑》北5行）寫道：

türk bodun üläsiking biriyä čoγay yïš tügültün yazï qonayïn

（突厥人民，當你們一部分不僅要右面住在čoγay山林，並且要住在平原時121）

如尼文，换寫爲čwγy，其元音“w”可轉寫爲“o”或“u”。故而有的學者轉寫爲“čoγay”122，而更多學者則轉寫爲“čuγay”123。本文根據čoγay與“總材”的對音關係，轉寫爲čoγay。

對čoγay的含義及其方位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歷史。

最早釋讀碑銘的拉德洛夫和湯姆森試圖從字義上進行解釋。拉德洛夫將《阙特勤碑》中的čuγay釋为密（diche），而釋čuγay yïš为茂密山林（der dichte Bergwaldes）124；湯姆森則主張čoγaj即čoγa，意爲陰影（ombra）125。伯希和在考察突厥語中“紡”及“紡織物品”時，認爲č(a)γay可能爲一種類似亞麻的植物；由於這個詞的第一個元音不確定，他也指出如果將元音讀爲č(u)γay或č(o)γay，則可將之與鄂爾渾碑中的čuγay-yos或čoγay-yos聯系起來。126奧爾昆據伯希和所論，認爲čuγay可能爲一種植物（bir nebat adı?）。127勒內·吉羅則將čoγay直譯爲肥皂草（Saponires）128，顯然認同了此詞爲植物說。1962年，澤格萊迪根據丹尼（J. Deny）關於突厥語后綴-ay、-ey的研究，čoγa的輔助形式爲čoγay129，再次提出čoγay的字義爲陰影，并援引突厥語中的quz和漢語中的“陰”爲證。130克勞森在《突厥詞源字典》中，引用了澤格莱迪的陰影說，指出有這種可能性，但因證據貧乏而令人懷疑；他雖未明確標示çoğay爲地名，卻明確提出此詞只在地名中出現。131

盡管對字義有不同的解說，大多數突厥碑銘研究者對čoγay quzï、čoγay yïš中的čoγay，還多視爲地名。而對čoγay的所在地，中外學者卻有不同比對和推測，其結論相距數千里。綜合而言，關於čoγay方位的研究，主要有漠北說、漠南說两大类。132

漠北說將čoγay比定爲今蒙古杭愛山南端或杭愛山东南分支。拉德洛夫在1899年釋讀《暾欲谷碑》時，即將čuγay解釋爲杭愛山南部（der südlieche Theil des Ghangai Gebirges）。133此後杭愛山南麓說一度成爲學界主要觀點。夏德沒有考證čuγay在何處，但他在論“黑沙”（Qara qum）之地時指出：

我很認同克萊門茨先生（D. A. Klementz）基於個人觀察而得出的結論，杭愛山南麓，Orok-nor和Tsagan-nor北岸產黑沙岩，風化的巖石就是史料中所謂的“黑沙”。我認爲拉德洛夫的結論也是正確的，他在克萊門茨先生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 čuγay quzï指Tuin-gol河、Tana河、Arguin-gol河上游地區，這一觀點是正確的。134

關於čuγay，夏德似亦贊同拉德洛夫的杭愛山南麓之說。湯姆森認爲Qara qum在杭愛山南部分支135，Čuγai quzï是杭愛山脈南部的平原136。奧爾昆認爲čuγay爲杭愛山森林（Hangay dağ ormanları）。137馮加班指出，“如湯姆森一樣，我想將čuγay認定爲杭愛山，尽管不指南面山麓”138（至1974年，在《古突厥語法》中，馮加班仍將其釋爲杭愛山林地區139）。勒內·吉羅則認爲čoγay yïš是杭愛山東南山林區。140可以說，Čoγay quzï位於漠北、在杭愛山南麓的觀點被早期突厥碑銘研究者廣爲接受。

與上論并列的是陰山說。日本學者岩佐精一郎最早將čuγai比定爲陰山。他從黑沙（Qara qum）入手，考證黑沙城在大漠之南，進而指出čuγai yïš爲漠南沿唐邊境延伸的陰山山脈，čuγai quzï大體在今歸化城北的陰山地區；關於čuγay的語源，他認同湯姆森的“陰影”說，認爲與陰山古名的“陰”字相當。141韓儒林也認爲čughai“當爲陰山之突厥譯文”。142小野川秀美143、鈴木宏節144等均沿襲了岩佐精一郎之說。岑仲勉最早將čuγay比對爲漢文史籍中的涿邪（朱邪）145，釋涿邪意爲“陰影”，傾向認爲涿邪山在大漠之北146；但之後他修訂舊說，認爲“韓儒林考爲陰山，自屬可信，地不在漠北也”147。

澤格萊迪對碑銘中的Čoγay-quzï、Qara-qum 和Kök-Öng做了細致研究：他結合漢文史籍中對突厥起兵和活動的記載，將Čoγay-quzï和Qara-qum的范圍定在漠南。他從古突厥語詞源上進行比勘，認爲čoγay相當於漢語的“陰”（北麓，陰面），quz爲陽光照不到的山坡，Čoγay-quzï 爲陰山北麓，Čoγay則被比對爲陰山。148澤格萊迪所論，對歐美突厥學研究者影響較大。哈密頓將Qara-qum置於大漠南部149，克勞森150、克利亞什托內151、特肯152等也肯定了陰山說。

劉義棠贊同陰山說，但對Čoγay一詞本義，有不同解說，今詳引之如下：

總材山，應爲突厥碑文之Čughai-quzï, Čuγai-quzï，其名見於暾欲谷碑西七行及闕特勤碑南六行。V. Thomsen稱：“Čughai平原。似在杭愛山麓南部。”（《禹貢》六卷七期，《突厥文暾欲谷碑譯文》）韓儒林稱：“Hirth作暾欲谷碑跋，以爲總材即Čughai之對音。儒案：Čughai，突厥文原意爲‘陰影’（見W. Bang, Über die Köktürkische Inschrift, P.12），當爲陰山之突厥譯文。”（《禹貢》七卷八九合期，《綏北的幾個地名》，P.83）Hirth與韓儒林之說應屬可信，Čughai爲平原則似不妥。按Čughai一字，或即之音譯，亦可讀作Čoghai，事實上根據突回語文不可兩個元音相連之特征，以國際音標標之，應該爲tʃughaj, tʃoghaj, tʃuGaj。tʃoGa，以土耳其音標則爲cuĝay, çoĝay，其義爲“最高的”，“最大的”，“極大的”；再考陰山山脈之陽陡峭，山陰則地勢平坦，故以čughai, čoghai之義形容陰山，亦甚合理，特此提供參考。153

劉氏將Čoγay釋爲“最高的”、“極大的”，未舉出史料來源，故而此說在學界少有反響。

1995年，土耳其學者Semih Tezcan又提出新解。他認爲čuγay這個詞在圖瓦（Tuw）語中意爲“石灰”，突厥碑銘中的čuγay也應解釋爲石灰。杭愛山雖然不是由石灰構成的山，但因雨水沉淀形成了石灰巖。因而，他解釋說：čuγay quzı爲石灰北坡，čuγay yıš 爲石灰山牧場，而將čuγay 勘同爲杭愛山。154

Tezcan之新說在學界并未獲得較多支持。Volker Rybatzki贊成Tezcan對čuγay詞義的解釋，但認爲暾欲谷碑中突厥居住的čuγay quzï和qara qum在戈壁以南，是進軍Ötükän（杭愛山）之前的事，因而Čuγay和毗鄰的 Qara-qum只能在陰山附近。155耿世民156、İsenbike Togan157、Erhan Aydın158、艾爾肯·阿熱孜159等都將čuγay 比定爲陰山。故而雖有Tezcan杭愛山說的異議，但自20世紀60年代以後，漠南的陰山說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肯定，成爲廣泛認同的觀點。

芮傳明贊同漠南說，但反對將čoγay定爲陰山。1990年，他撰文提出čoγay一名爲外來語，相當於蒙古語中的zagan（白色的），在漢文史籍中寫作“總材”、“總管材”、“草心”山，位於今內蒙古白雲鄂博周近地區。160芮傳明跳出此前分庭抗禮的杭愛山和陰山解釋框架，突破了僅從突厥語探討čoγay字義的思維模式，提出čoγay爲其他語言借詞的可能性，進而超越前賢研究的局限性，擴展了研究視野和范圍。雖然其說未見採信，但其研究論述，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

以上爲突厥碑銘中čoγay一詞的研究狀況。百余年來，中外學者衆說紛紜，解說多樣，主要形成漠北杭愛山、漠南陰山、漠南白雲鄂博西部之山三種觀點，近年來陰山說獲得了大多學者的支持。芮傳明更廣泛利用漢文文獻，提出新說，也昭示了漢文史籍可能是čoγay方位研究的一個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