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普通话的形成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古代汉族人民也有共同语，但不叫普通话。西周以前的远古时代的情况，我们还不太清楚，但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肯定已有了共同语，那时叫“雅言”。《论语·述而》里记载，孔子诵读《诗》《书》和行礼的时候都用雅言，而不说他的鲁方言。“雅”字的意思是规范的、标准的，“雅言”就是共同的标准语。这种雅言至少在当时北方各诸侯国里是通行的。从春秋战国时代的文献来看，词汇和语法基本一致；较早一点的《诗经》所收民歌包括十五国风，用韵系统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文学语言的一致性证明了“雅言”这种共同标准语确实是存在的。
到了汉代，共同语叫“通语”。西汉扬雄的《方言》里有许多“通语”的纪录，个别地方也叫“凡语”或“凡通语”。通语是超方言的，是通行于全民族地区的。魏晋以后到唐宋的中古时期，虽然还未发现关于共同语的新的名称，但产生了大量的韵书，如魏李登的《声类》、晋吕静的《韵集》、梁沈约的《四声谱》、隋陆法言的《切韵》、唐孙愐的《唐韵》、宋陈彭年、丘雍等的《广韵》等，人们特别强调讲求正音。韵书的作用就在于“正音”。从现存的《切韵》《广韵》来看，中古时期的汉民族共同语又有所发展，而且也是有标准、有规范的。
明清时代，汉民族共同语叫做“官话”。“官话”虽是因经常使用于官场上和上层人士中间而得名，但由于当时交通和商业贸易的发达，也广泛通行在南北人民的交往之间。明代张位在《问奇集》里说：“大约江以北入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具载；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这表明江北和江南的人都会说“官话”，只不过说得不好，还各带有自己的乡音特点。到了民国时期，又叫做“国语”。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推行“国语运动”，对于促进共同语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国语”这个名称不甚妥，因为我国除了汉族，还有五十多个兄弟民族，他们的民族语言也是中国话。所以不能只把汉民族的共同语叫“国语”。
因此，解放后，汉民族共同语叫做“普通话”。这个名称早年就有人提出过，如瞿秋白同志的文章里（见《瞿秋白文集》），但那时使用得不普遍，含义也不甚明确。五十年代中经过语文界几年的研究和讨论，给“普通话”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但是，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不是自现代普通话开始的，也不是任何人主观规定的，而是有它客观的历史的基础。
基础方言总是在民族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汉族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带，从上古到近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所以北方话始终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孔子时代的“雅言”就是通行于黄河流域诸夏的共同语。诸夏与“夷狄”相对，也与楚越相对。《荀子·儒效》：“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这里指生活习惯，也包括语言。诸夏的方言就是北方话。汉代“通语”的基础也是北方话。扬雄《方言》里“通语”与南楚、吴越相对。同时广大北方地区内部也不完全一致，所以《方言》里又有秦晋、陈魏、宋卫、齐鲁、燕赵话的不同，但它们都是通语的基础。魏晋以后，由于“五胡乱华”，北方汉人大批南迁，北方话的影响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唐代诗人张籍的《永嘉行》：“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这里“晋语”不只是具体指山西话，而是北方话的代称。到现代，北方话有广、狭两种含义，狭义的指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的方言，广义的则还包括东北官话、西北官话、江淮话和西南官话。这是北方话的历史发展的结果。
至于共同语的标准音又只是基础方言中某一个有影响的方言点的语音系统。比如现代普通话是以北京话的语音为标准音。但在古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并不是北京音。标准音的形成和确立，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点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从商周时代起直到北宋，我国历代王朝的帝都大多建立在黄河流域中游，即今西安、洛阳、开封一带（包括河南北部、山西南部）。也就是扬雄《方言》里记录得最多的秦晋语地区，内部方音差别不大，而洛阳又是这一带的中心，远在作为东周王都“成周”时代，洛阳音就有可能开始成为当时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即“雅言”的语音。此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建都洛阳，可以推想，汉代的“通语”，晋代的“正音”，都是以洛阳音为标准音。东晋南迁，又将这种标准音普及到南方特别是金陵（即今南京）。所以颜之推《音辞篇》说，“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朝金陵的标准音和洛阳音是一致的。上引唐人张籍诗句“南人至今能晋语”的“晋语”，就是这种以洛阳音为标准音的共同语。唐末李涪《刊误》里也说过：“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下之中，禀气特正。”东都即洛阳。宋代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还说：“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可见直到唐宋，文人学士还都以洛阳语音为天下的“正音”。当然语言是发展的，语音系统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宋代的洛阳音不仅已不同于周代的洛阳音，也不完全是六朝时候的洛阳音了。
那么，汉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对此，现在还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北京地区在先秦时代就建立了诸侯国，战国时燕是七雄之一。汉以后也一直是郡、州、府的治所。东晋时鲜卑慕容氏曾在此称帝，国号燕。契丹辽设置南京，亦称燕京。完颜氏金代也建都北京，称中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是从元代开始的，当时称大都。明代改称北京，直到现在，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已经有六百多年了。北京话属北方方言，本来与黄河流域中心地带的其他北方话差别不是太大，同时又长期受到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共同语的影响，随着北京的政治、文化地位的提高，北京口语音逐渐发展成为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而读书音可能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还接近洛阳音。
北京的汉族人本来大都是从中原地区迁徙去的（在近代还辗转来自东北地区）。他们又长时期和各兄弟民族杂居在一起，彼此的语言互相影响，甚至发生融合。所以北京的口语发展比较快。这从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看得很清楚：全浊声母都消失了；韵母系统大为简化；入声调已派入平、上、去三声。当然，这种变化不自元代始，也不仅是北京音，整个北方话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唐宋的一些韵书韵图反映了这一事实。只是变化有大小、快慢之别。
诚然，《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问题，今天仍有争论。但是《中原音韵》所记录的确是当时一个活的北方口语音系，大概没有人怀疑。有的学者认为《中原音韵》的基础是当时的洛阳音，而不是北京音，我们不同意。因为无论从周德清自己提出的审音标准来看，还是从现代洛阳音和《中原音韵》的比较来看，没有充分的理由支持洛阳音这种看法。相反有更多的根据证明，《中原音韵》是现代北京音的历史源头。关于《中原音韵》的特点，下节还要谈到。这里只讲一个事实：在元代或明代初年朝鲜人编了两种汉语读本，即《朴通事》和《老乞大》。用的是北京的口语，十六世纪初的正音文字注音和现代北京音也比较接近。可见当时的北京话已被外国人承认是汉语的代表，它的语音也被看作是汉语的标准音。这表明，元明时代的北京口语音已经替代洛阳音，成为汉民族共同语即当时“官话”的标准音。同时从《中原音韵》里一些字有两读来看，当时北京话里可能还存在一种比较保守的读书音。这是后来一些文人学士所推崇的“官韵”或“切正”的依据。
总之，现代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在元明时代（公元十四五世纪）业已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