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英国哲学的开端

从8世纪末，约克的阿尔奎因应诏到查理大帝宫廷时起，直到14世纪中叶，在那些对欧洲哲学发展作出贡献的著作家中，有一个不列颠籍学者的几乎连续不断的序列。这个序列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约翰·司各脱·伊里吉纳，索尔兹伯里的约翰，黑尔斯的亚历山大，罗伯特·格罗塞茨特，罗吉尔·培根，约翰·邓斯·司各脱，奥卡姆的威廉，以及托马斯·布拉德沃丁。他们以拉丁文写作；并且由于共同使用拉丁语言而享有共同的文化、论题与读者。他们与国际学术界共同具有这一切。在科学与哲学方面，从来不曾像在文化的其他部门那样强有力地打上民族特征的烙印，而且它们的影响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才使人们感受到。一位中世纪哲学家在不列颠出生或居住，几乎只具有传记意义；试图追溯它对他的著作的观念与风格的影响，就容易流于猜测与武断。他的工作属于一种传统，仅仅轻微地受到民族差异的影响；它是哲学史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特别地属于不列颠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表示出不列颠学者构成其一部分的那个运动的特征，表示出他们的观念对后来科学与思辨发生了影响的一些方面的特征，只要用一般的说法就够了。

中世纪的哲学，首先是试图把知识系统化。用来进行这种综合的工具是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概念和方法中找到的。其材料则由关于古代哲学与科学的现存资料，从当代经验获得的东西，以及宗教教义组成。在这样收集到一起的、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大宗材料中，宗教学说被赋予超越一切的地位。神学所提出的主张是以由教会权威解释的启示为根据的。另一方面，哲学属于理性领域，这是一个与信仰领域有别的领域；但是，哲学结论必须与神学学说协调一致，这样，它就逐渐地被看作是神学的婢女，而且这一特征也变成了经院方法的特征，在它的衰落时期又成为反对它的常用的根据。与此相关的是另外一个并且是较为有利的特征。为了接受和解释神学学说，这个时期的思想承认精神生活事实的独立价值。《圣经》与教父所教导的东西受到内在经验的证实。在经院哲学家们的具见苦心的博学与辩证的诡谲中，不乏这种较为深刻的思想气质，而且这种气质在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中达到了充分的发展。因此，用一位近代历史学家的话说，就是“人们开始认识到，精神世界正像物质世界一样，是一种实在，人的真正的家安在精神世界中。这就为对精神与物质进行较之于古人所可能作的研究更加彻底的研究作了准备。然而，首要的是为人类生活赢得了一个经验领域，这个经验领域，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是它自己的所有物，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不能够渗透其间。”注1

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与经院方法的一些先兆，这两个方面，都可以上溯到伊里吉纳。他似乎约810年生于爱尔兰，而在大约30年后启程去法国。秃头查理任命他主持巴黎宫廷学院（Schola Palatina）。看来，他同爱尔兰或英国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联系，并且约于877年在法国去世。很可能是由于这位国王的庇护，他才得免于异端嫌疑通常所要招致的更为严重的后果。他的著作1050年和1225年受到了教皇权威官方的谴责。伊里吉纳是经院哲学的先驱者，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位经院哲学家。他之成为他们的先行者，不仅在于他的辩证方法，而且还在于他承认基督教《圣经》及教父是最终的权威。但是他承认这一点时很谨慎地作了防范，断言真正的权威与真正的理性实际的冲突是不可能的；而且他又十分自由地处理一个学说的字面意义，同时依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个学说的精神实质。他对神秘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甚至更加重大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论自然的区分》（De divisione nature）的基本概念及最后结论，其色彩本质上是神秘主义的；而且，他由于翻译了伪狄奥尼修斯的著作，便使得人们有可能进入这个宝库，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的许多观念都是从这宝库获得的。这些著作最初是在6世纪前期分别听到的；即使在那个非批判的时代，它们也没有被毫无疑问地接受；但是，它们不久就作为雅典大法官狄奥尼修斯的真作而获得普遍认可，这位雅典大法官听过圣保罗在玛斯山上的演讲后表示“忠于”圣保罗，注2他还被认为成了雅典的主教。在被认为是他的著作里，包含着运用新柏拉图主义观念对基督教学说所作的解释。这对伊里吉纳本人以及后来的中世纪思想，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很久以后到文艺复兴时期才由于对柏拉图和新柏拉图学派的研究而有力地增强了。

伊里吉纳的著作是以把整个实在区分成四个等级开始的，这实在的四个等级就是：能创造但却不能被创造的实在，既能被创造又能创造的实在，能被创造但却不能创造的实在，以及既不能创造也不能被创造的实在。这最后一等并不只是一种非存在。它大体上可以说是表示区别于现实者的潜在者；就最终的分析来看，它就是万物力求达到的目标或目的，在其中它们可以找到归宿。因此，它就是作为目的因的上帝，正如这区分中的第一等不能被创造的创造者是作为动力因的上帝一样。上帝因此既是万物的开端，又是万物的终点，万物从他开始，又回归于他。从这不能被创造的创造者产生出原型或理念，其中包含着要被做成的一切的永恒不变的理由或根据。这个理念世界是被创造的，然而却是永恒的，随它而来的是个体事物的创造。它们的始发因包含在神的“逻各斯”（或“圣子”）之中，从这些，由于神的“爱”（或“圣灵”）的力量，自身不能创造的被创造事物的王国便产生出来了。上帝是从无中，也就是说，是从不可言喻的神的本性中创造出这个世界的，神的本性是人和天使都不可理解的。这个过程是永恒的，在上帝那里，“见”并不先于“行”。任何事物也不能在上帝之外存在：“创造物存在于上帝之中，而上帝以一种绝妙的不可言喻的方式在创造物中被创造出来，显示他自己，不可见者使他自己成为可见的，不可理解者成为可理解的，隐藏者成为显露的，未知者成为已知的。”注3因此，在上帝作为创造者、作为目的因超越万物的同时，他又在万物之中。他是万物的开端、中点和终端。他的本质是不可理解的，“上帝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什么”。因此，一切运用到上帝身上的表达方式都只是象征性的。严格地说来，我们甚至不能把本质归于他，因为他是超本质的；我们也不能把善归于他，因为他是超越善的。

伊里吉纳受到柏拉图的影响要比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大些。他对后者著作的了解只限于几篇逻辑论文。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到了后来才为经院哲学家所获知，而这主要地是通过从阿拉伯译本转译的拉丁译本，而阿拉伯译本又是从叙利亚文版本译出的。新的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之开始为人清楚地感受到，大约是在伊里吉纳时代之后3个世纪的事了。黑尔斯的亚历山大据说是知道亚里士多德全部哲学并用它服务于基督教神学的第一位经院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著作开初曾受到教会怀疑的检查，但后来便被明确地采用了，而且他在哲学方面的权威还成了经院正统中的一项。13世纪的那些大体系，尤其是经院思想最持久的纪念碑，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都是以他的学说为基础的。

但是，意见一致并不能完全地或长时期地保持，有三位英国经院哲学家应当被认为属于圣托马斯最重要的反对者之列（即使不说就是最重要的话）。他们是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脱与奥卡姆的威廉。

罗吉尔·培根，约生于1214年，卒于1294年，在时间上是上面提到的三位中最早的，而且也是他们中最伟大的与最不幸的。他在一个那时其权力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和他格格不入的制度的阴影笼罩之下生活与写作着。他遭受到迫害和长期囚禁；他在普通人中当时是作为一位炼金术士与巫师著名的；他的著作听任置之一旁不予付印达几个世纪之久；只有后世的学者才能够鉴赏他的重要意义。他的学识似乎是无与伦比的；他读希腊文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对那时风行的拉丁译本嗤之以鼻；他了解阿拉伯科学家的著作，这些人的见解比一切其他同代人的知识先进得多。看来他自己并不曾作出人们过去常常归于他的那些有独创性的科学发现，但是他却透彻地掌握了他那个时代的科学与哲学中最好的东西。当然，在他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可称做经院哲学的东西，但是他关于科学方法的见解却显然是近代的。他的方法论被拿来同他的更加出名的同姓人弗兰西斯·培根的作比。他同弗兰西斯·培根一样，坚决地拒绝科学问题上的一切权威；同他一样对知识抱着一种广博的看法，并试图对科学进行分类；也同他一样把自然哲学看作最主要的科学。他们两位之间的差异也是同样显著的，且足以把这位更老的哲学家的优点明白地表现出来。他是一位数学家；而且，实际上，他把数学证明看作推证的唯一类型。再者，他看出了为弗兰西斯·培根未充分认识的科学方法中两个步骤的重要性。这两个步骤是：把基本规律演绎地运用于特殊事例，接着用实验证实这些结果。有人曾说，“罗吉尔·培根极其接近于，确乎比任何一个在先的著作家以及任何一个后来的直到最近时期的著作家都更加接近于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科学方法论。”注4

邓斯·司各脱（1265？—1308年?）的工作滋扰了曾为圣托马斯所肯定的那种信仰与理性的和谐一致，而这种和谐一致正属于正统经院哲学的本质。“司各脱主义”在经院中成了“托马斯主义”的对立面。司各脱本人在宗教信仰方面并不是信异端邪说的，他不主张信仰与理性间的对抗；但是他批判了神学领域中一切理智论证。主导学派也不曾试图用理性来证明像三位一体或道成肉身这样一些基督教特有学说的正当性（例如，像伊里吉纳曾经做过的那样）。这些都作为信仰的奥义加以接受，只有通过启示才能认识到。但是，某些学说，诸如上帝存在，灵魂不死，从无中创造世界，却被认为容许有理性证明，因此而属于“自然神学”。对后面这些学说的论证遭到了司各脱的批判。他否认自然神学的正当性，除了他承认见到上帝显现的某种境界可以通过理性达到，尽管这需要由启示来增强。为了限制理智能力，司各脱高扬了意志的意义。信仰是对权威的自愿服从，而它的客观根据正是上帝的绝对意志。

在邓斯·司各脱的学生奥卡姆（卒于1349年?）的手里，神学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分离变得彻底了。他承认有对上帝存在的概然论证，但是又主张凡超越经验者都属于信仰这个一般论题。这样，他就在一个基本问题上既与托马斯主义破裂，又与司各脱主义破裂。他否认理念或共相的真实存在，而回复到以唯名论著称的学说上来，他成了唯名论的最大代表。没有显出必要性的东西，就不要设定。共相仅仅作为概念存在于各个人的心中；虽然它在不改变意义的情况下，能表示诸多事物中任何一个。唯一的实在是个体事物，一切知识都起源于经验。奥卡姆的政治著作同样是值得注意的，在其中，他捍卫了世俗统治者的独立权力，反对教皇对这种权力的要求。他的哲学学说有许多信徒和反对者；但是他是大经院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个，因为他的批判摧毁了经院哲学前提的根基。

奥卡姆死后两个多世纪，只有一个重要著作家能够看作是属于英国哲学家之列。这个著作家就是约翰·威克里夫（卒于1384年），他的情况是依据经院路线，先写了一段时期的哲学著作，尔后才从事他的神学与宗教活动。在他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一个漫长时期的空白。文艺复兴时期的领袖人物，在哲学与科学两个方面，都是属于大陆的；而且，尽管他们的观念影响了英国学术界与文学界，对哲学著作的影响却姗姗来迟。关于宗教改革运动的神学论战也没有导致对知识与信仰根据的任何新的探求。亚里士多德学说依然控制着各大学，至少就逻辑学说来是如此，甚至在传入新的“人文主义”研究之后，也还是如此。

16世纪后半期，亚里士多德主义经历了一个学术复兴，虽然它的支持者，在各种情况下，都被怀疑具有亲罗马天主教的倾向。牛津圣约翰学院的约翰·凯斯（1568年获学士学位）（据说）因此而放弃了研究员职位，结了婚，并被大学允诺在他的家里讲授逻辑学与哲学。1589年，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在同一年，又成为一名索尔兹伯里的供职教士。他死于1600年。在1589年与1599年期间，他出版了7部论述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书（亚里士多德主义教科书）。他的《据亚里士多德一般伦理学对道德问题的思考》（Speculum moralium questionum in universam ethicen Aristotelis）是经大学名誉校长累斯特伯爵推荐牛津新出版社印行的第一部书。剑桥三一学院的研究员（1558年获学士学位）约翰·桑德森，1562年被任命为该大学的逻辑学讲师，但是就在同一年，由于其学说可疑，他的研究员资格便被褫夺了。1570年，他成了拉丁《圣经》英译本（Douay）的一名研究者，被委任为罗马天主教会神甫，继而又被任命为兰斯英语学院教授。他死于1602年。他的唯一的为人所知的著作是《辩证法原理第四卷》（Institutionum Dialecticarum libri quatuor），1589年在安特卫普、1594年在牛津出版。

大约在1580年，一场关于新旧逻辑优劣的激烈论战在剑桥各学院的两个研究人员埃弗拉德·狄格比与威廉·坦普尔之间展开了。他们两个在学术身份上都较桑德森或凯斯年轻，但是他们发表著作却早些。狄格比于1571年初获得文学士学位，又于1573年初成为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这在弗兰西斯·培根作为大学本科生进入三一学院前不久。此后不久，他开始作逻辑学公开讲演。培根听过这些讲演，这一点，我们虽无确证，但是可能的。如果培根的确听过他的讲演的话，这些讲演就可能是激起他的方法论兴趣的媒介，而且，它们也可能同时在他心中唤起一种批判精神，而导致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不满，依他自己所说，他最初是在剑桥学到这种哲学的。

狄格比的经历是一波三折的。他被怀疑具有“腐败宗教”信仰，他由于藐视权威而在他自己的社会中树敌。1587年12月底，以他不按时照章对公家缴费这一名义上的理由，他的研究员职位被惠特克褫夺了，惠特克是该学院的院长，一位坚定的清教徒。但是，狄格比似乎已经有了处于高位的朋友。他诉诸柏弗莱大法官和大主教惠特吉夫特。由他们下令，一个委员会受命调查解除他的职务的原因，结果，狄格比于1588年5月28日复职。但是，就在这年年底，他似乎又离职了，至于如何离职，我们不得而知。注5很可能，他遭反对的真正原因——他的不冷不热的新教信仰使他觉得还是审慎些离开大学为好。狄格比在他那个时代，以他作为一个演说家的雄辩，他在学派争辩中的技巧以及他的学识而出名。然而，他的学识比起从他仅仅援引一长串权威的名字所表现出来的要少得多。这些权威往往摘自劳伊克林注6的《论玄思术》（De arte cabbalistica，1517），这部著作中虚构的人物有时就被作为实际的著作家来引述了。狄格比以真正的经院精神写作。对他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就是权威，与这些学说不一致的，便是异端。同时，他自己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染上了神秘主义的神学色彩，这主要是受之于劳伊克林。狄格比的主要著作《分析理论，通向推证科学的道路》（Theoria analytica，viam ad monarchiam scientiarum demonstrans），发表于1579年。第二年接着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叫作《论两重方法》（De duplici methodo）的对拉穆斯的批判；另一本是对坦普尔为拉穆斯方法的辩护作的答复。他还是一篇短论《游泳术》（Dearte natandi，1587）与一本英文的《切勿夺取教会的生计与财产的劝戒》（1589）的作者。

威廉·坦普尔1573年从伊顿公学转到剑桥王家学院；依正当的程序，他成了后者社会的一名成员，不久就从事逻辑学教学。从大约1582年起直到大约1585年，他任林肯文法中学校长。随后，他又成了腓利普·锡德尼爵士（他之出版拉穆斯的《辩证法》（Dialectica），就是献给这位爵士的）的秘书。这位爵士去世后，他曾担任各式各样的秘书工作，他还曾服务于埃塞克斯伯爵，那时，这位伯爵由于失宠而被迫离开英国。直到国王詹姆斯即位后，他似乎才回国。1609年，他被任命为都柏林三一学院院长，几个月后，又成为爱尔兰大法庭的长官（master of chancery）。他1622年受封爵士，1627年1月去世。

坦普尔的重要哲学著作属于他的早期生涯。他在剑桥是狄格比的学生，并且以对他老师的才能与名声、对他已投身到英国的哲学研究的新生活的热烈赞赏之词从事写作。但是，他自己已在拉穆斯的逻辑方法中，找到了更加卓越的推理方式，那时，这种推理方式在这个国家中刚为人所知。当拉穆斯不足20岁时，他就由于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有力反对而轰动了巴黎大学；他已经使他自己跟加尔文派教徒结盟。他作为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受害者而了结了他的一生。新教学校因此而倾向于支持他的体系，在他的体系中，逻辑，作为演讲术，被吸收到修辞学中，并且被赋以实用特征。实际上，阿夏姆注7在1552年的一封信中，后来又在他的《教师》（Scholemaster，1570）中表示了他不赞成上述观点。但是，早在1573年，我们就听说它在剑桥受到辩护。注8而在1574年，当安德鲁·梅尔维尔从日内瓦回国并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时，他“使他完全致力于教授这个国家先前没有听说过的东西”，注9而拉穆斯的《辩证法》便代替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Organon）或大不列颠其他各大学通用的经院手册。坦普尔由于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他作为拉穆斯学说的阐述者与辩护者不仅在国内而且也在大陆出了名；而且，无疑地，也是由于他的活动，剑桥才在17世纪前叶赢得声誉成为宣传拉穆斯哲学的主要学校。注10坦普尔1580年以一篇致狄格比的《劝诫》（Admonitio）开始了他的著作活动，这篇论著使用了法克西思克斯·米尔达普塔斯·纳瓦锐努斯（Franciscus Mildapettus Navarrenus）这个笔名，注11旨在捍卫拉穆斯的单一方法。其他一些关于同一题目的反对狄格比和斯特拉斯堡的皮斯卡托的论战性著作是于1581年和1582年接着写出来的。1584年，他出版了拉穆斯《辩证法》的一个注释本，同一年他还发表了一个由他自己作序的对亚里士多德简单与复杂物体产生学说的抗辩，这个抗辩为敦克尔德的詹姆斯·马尔丁所作，那时他是都灵的一名教授。这两部书准是属于该大学出版社经柏弗莱大法官重新颁发特许证后这一年出版的第一批著作。

在思想明晰与论证精巧方面，坦普尔远胜过狄格比。在他们之间论战的更加特殊的论点方面——也就是认识的方法是双重的，即从殊相到共相与从共相到殊相，还是只有一种推理方法，即从共相开始的推理方法——真理并不完全在坦普尔一边。他的方法也和物理科学上所用的归纳法并无任何共同之处。尽管它在理论上有弱点，他所推荐的逻辑却有明白与实用的好处，且摆脱了传统体系的复杂化的琐细微妙。培根知晓狄格比和坦普尔的著作是极其可能的，虽然我们不能确证这一点。然而，他们对他的影响准是主要在于激发了他对方法问题的兴趣。他们并没有预想到他的归纳理论。

当各经院正忙于这些问题时，剑桥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1561）、皇家医学会会长（president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1600）威廉·吉尔伯特忙于对磁学实验进行勤奋系统的研究，结果发表了第一部重要的英文物理学著作《论磁铁，或磁性物体》（De Magnete，magneticisque corporibus，1600）。吉尔伯特自己和后来的培根一样明确地表示，期望通过纯粹的思辨或通过一些空泛的实验达到认识自然的目的都是徒劳无益的。他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一种归纳理论；但是，他意识到他正在提倡一种“新的哲学思维类型”。注12他的著作包含了一系列精心划分了等级的实验，其中的每一个设计出来都是为了回答一个特殊问题，同时，先把较为简单明显的事实陈列出来，对它们的研究经由井然有序的诸阶段而导致对那些较为复杂精深的东西的研究。培根极不重视吉尔伯特的这部书是件憾事，因为对在其中实际运用的方法的细心分析就可能使他防范一些错误。吉尔伯特被人称作“第一个真正的物理学家与第一个可信赖的有方法的实验家”。注13他还是磁学和电学理论的奠基人，他把电叫作“电力”（vis electrica）。他借助于他的把地球看作具有两极的大磁石的概念解释了磁针的倾斜性；他捍卫了哥白尼的理论；并且在他对物体引力的讨论中，有一种万有引力学说的暗示。他还达到了把大气看作仅扩展到距地球表面几英里，在此之外除了空的空间什么也没有的正确观点。

与吉尔伯特的水平完全不同的是培根的两个较年轻的同代人。罗伯特·弗拉德，牛津大学毕业生，在他那个时代是位知名人物。他遵循帕拉塞尔士注14，为罗斯克鲁社团会员注15辩护而攻击哥白尼、吉尔伯特、开普勒和伽利略。他的著作以幻想思辨而不是以科学方法而著称。纳撒内尔·卡彭特，牛津埃塞特学院研究员，在他的《自由哲学》（Philosophia libera，1621）中攻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理论。威廉·哈维的著作是属于培根死后那个时期的，虽然他于1616年就已经宣布他发现了血液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