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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回到关于“善”的另一种起源的问题，关于善人的问题，怨恨之人是如何设想出这种人的，这个问题亟待论定。——羊羔们对大型食肉猛禽怀恨在心，这并不奇怪：没有道理的却是，去责怪大型食肉猛禽叼走小羊羔。注86如果羊羔们私底下说道，“这些食肉猛禽是恶的；谁若尽可能地比猛禽差，最好是它的对立面，是一只羊羔，——那么，难道它不就是善的么？”像这样去树立一个理想，是无可指摘的，甚至那些食肉猛禽们对此也将略带嘲笑地瞥上一眼，也许它们将对自己说：“我们对它们毫不怀恨，这些好羊羔们，我们甚至爱它们哩：没有比一只温柔小羊羔更美味的东西了。”——指望强势不把自己表现为强势，指望它不是一个制服意愿，一个压倒意愿，一个成为主人的意愿，一个寻求敌手、抵抗和凯旋的渴望，这恰恰跟指望弱势表现为强势那样，是悖谬的。一个分量的力就是一个这般分量的冲动、意志、作用——毋宁说，不折不扣地，它就是这样一份同等的冲动、意愿、作用本身，只是在语言（以及理性那僵化在语言中的基本谬误）的诱导下，才显得好像不是这样；语言的诱导把一切作用理解和误解为受着某个作用者、由某个“主体”注87的制约。也就是说，正如民众把闪电和它的照耀分开而把照耀当作行为（Thun），当作一个叫作闪电的主体的作用，与此完全相同的是，民众道德也把强势和强势之表现区分开来，仿佛在强势后面还有一个置身局外的基底，任由它随意表现出或者不表现出强势。可是没有这样一个基底；在行为、作用、生成后面没有“存在”；“行为者”注88仅仅是因为那个行为才被追加撰述出来的，——行为是一切。民众根本是把行为双重化了，如果说闪电照耀了，那就是做行之行为：同一个事件，一下被设为原因，一下又被设为其作用。那些自然研究者也好不了多少，他们说“力推动了，力作为原因导致”，而同样，——我们的整个科学，尽管它是那样地冷静，那样地不受情绪干扰，却也处在语言的诱导下，没有摆脱那群被调了包的怪婴注89，那些“主体”注90（比如，原子就是一个这样的怪婴，跟它相同的还有康德的“自在之物”）：如果那些消退了、暗中闪烁的复仇和憎恨情绪为自己利用了这些信念，并且从根本上甚至比对一切信念都更加炙热地秉持那个信念，即任由强者随意，成为弱的，成为让食肉猛禽自由支配的羔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它们倒确实由此在自己这里赢得权利，要食肉猛禽为它们是食肉猛禽而负责……如果被镇压者，被践踏者，被强暴者，从无力却渴望复仇的狡诈出发，劝自己说：“让我们不同于那些恶人吧，也就是说，成为善的！而善人即每个不施强暴、不伤害任何人、不去攻击的人，每个不报复而将复仇托付给上帝的人，每个像我们一样把自己隐藏起来、为一切恶让开道路、对生命所望至微的人，每个跟我们这些有耐心者、谦卑者和公正者相像的人。”——冷静而不带成见地听来，这其实无非是在说：“我们弱者就是这样弱；如果我们不去做我们未足以强健得可以做的那些事，就是好的”——可是，这种酸涩的实情，最低等级的这种聪明（甚至连昆虫都有这种聪明，它们在遇到重大危险为了不做得“太多”而装死），已经借助无力状态下的那种造假和自身丧失，把自己包裹在那种放弃的、阒寂的、观望的美德衣饰之中，仿佛弱者的弱势本身——亦即他的本质，他的作用，他整个唯一的、不可避免和无法去除的现实性——可以是一项自愿的成就，是某种由他所意愿、所选择的东西，一次行为，一番功业。这个种类的人出于某种自保自是的本能，迫切需要那种中立可选的“主体”，每个谎言都惯于在那主体中把自己神圣化。也许主体（或者，说得更流行一些，灵魂）之所以是到现在为止大地上最好的信条，是因为他使一切种类的终有一死者、弱者和被镇压者中的绝大多数，可以玩那种微妙的自欺，把弱势本身解读为自由，把他们如此这般的存在解读为他们的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