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日本青年

一百年前，我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并非只有一种经济与文化，而是有两种，它们是如此相互对立，以致在九十五年前，它们之间发生了战争，想看一看谁应该存在下去。我的一方，亦即南方，输掉了战争，那一场场战役并不是在渺无人烟的大海这样的中立地带打的，而是在我们的家宅旁、花园里与农场上，就仿佛冲绳与瓜达卡纳尔岛不是在遥远的太平洋上，而是在本州与北海道领域内的什么地方似的。征服者侵入我们的土地和家园，我们失败后他们仍然留下不走；我们不仅因战争的失利而遭受摧残，征服者在我们失败与投降之后还留驻了十年，把战争所剩下的那一点点资源掠夺殆尽。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在重建与经济恢复中并不为使我们在人类社会与国家之间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而做出任何努力。

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一体。我相信我们的国家甚至变得更为强大了，因为我们有旧日的痛苦，正是这种痛苦教会我们，对别的受到战争伤害的民族应该抱有同情心。我提到这一点，仅仅是想解释与表示，至少我那个地区的美国人，是能够理解今天日本青年的感受的，他们认为，除了灰心失望之外，未来再不能提供给他们别的，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可以相信。我们能够理解，因为那十年中我那个地方的年轻人也必定这么说过：“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什么盼头呢？谁能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指望什么和希望什么呢？”

我极其希望，在当时美国南方也有那样一个人，能从自己因为多活几年从而拥有的稍多经验与知识出发，对南方青年说上一些安慰的话，告诉他们：人其实是很坚强的，没有任何别的，再没有其他别的东西——战败、忧伤、痛苦、失望——能跟人自身一样持久；人自身是能挺得过他所有那些痛苦的，只要他是做了努力——做了努力相信人，相信世上总有希望——去寻求，不是寻求一根仅能勉强支撑的拐棍，而是设法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直，怀着相信总会有出路的信念，相信自身的坚强与忍受能力的信念。

我相信那是艺术——音乐、诗歌、绘画——之所以为人类创作而且让人类仍然准备去献身的唯一原因。艺术是人类为了记载历史——人类战胜灾难的耐力与勇气的历史，人类确定其希望的可实现性的历史——而创造或是发现出来的最为坚强、最为耐久的一种力量。

我相信，主要是战争与灾难在提醒人类，他需要为自己的耐力与坚强留下一份记录。我认为，正因如此，在我们自己的那场灾难之后，在我自己的家乡，也就是南方，才会涌现出优秀的文学创作，那样的文学创作质量确实不错，使得别的国家的人都开始谈到出现了一种南方“地区性”的文学，也因而竟然使我——一个乡下人——也成为美国文学中日本人尽早想谈论与倾听的一个名字。

我相信类似的事情非常可能今后几年内在日本出现——也就是说，从你们的灾难与绝望中将涌现出一批日本作家，他们的话语全世界都愿意倾听，他们说的将不是日本一个国家的真理，而是普遍真理。

因为人类的希望即在于人类是否拥有自由。作家所说的普遍真理，其基础即是可以希望与相信的自由，因为希望只有是自由的才是能够存在的——这自由与解放并非系上天赐予的免费赠品，这是一种权利与责任，只有在人类有资格、配得上得到它，愿意为得到它付出勇气与牺牲并做出努力，然后又决心永远保卫它的情况下，人类才能拥有自由。

还有，那种自由必须是对全人类都适用的完全自由；我们现在不是得在肤色与肤色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仅仅是必须在当奴隶与做自由人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仅在每类人之间选择一小部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我们不能选择一种建筑在等级制度之上的自由，像军阶制那样平等程度不相同的种姓制度上的自由。我们认为，今天的世界就是一片无奈的战场，上面对峙着以无可妥协的意识形态形式出现的两支强大的军队。我并不相信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我看只有其中的一支是意识形态，因为另外那一支仅仅是一种人类信仰，它认为，倘若不存在对政府的赞同，那么这个政府就根本不应该存在；我相信两大势力中只有一个是个政治国家或意识形态，因为那另一个仅仅是一种人的相互关系——人们彼此相信相互之间存在自由的那种关系，而在用来产生与维持所有人都应该享有自由的社会状态中，政治仅仅是最最笨拙的方式之一。这方式的确是够笨拙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大多数的社会民主机械运转起来都是吱嘎乱响的。可是在我们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之前，也只能将就用“民主”这一种了，因为即便与千种差错万种失误相比，人类总还是强大得多，坚实得多，忍耐力也要巨大得多。

（原系美国新闻处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后收入《福克纳在长野》，东京，一九五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