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艾略特的思想历程
美国学者牛顿·P. 斯托尔克奈西特（Newton P. Stalknecht）在《文学与思想史》一文中谈到：“对一件艺术品的理解必定包括对它所反映或体现的思想的认识。”[1]文学文本是个人思维语境和集体社会语境相互综合的产物，它所折射的不仅仅是由各种文学手法编织的虚构世界，还有与时代、历史与个人关联的现实。因此，要在观念、学说、作品中行寻幽探微之事，不可不了解立说立言之人的思想在特定环境中的演变径路。关于个人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古今中外，诸多学者都发表过相似的看法。中国古代先贤孟子就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2]鲁迅先生曾云：“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3]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etius）在其论著《论精神》中谈到：“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见到的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环境、由于他们所受的不同的教育所致。”[4]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家和教育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新社会观》中认为一个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必然会相信前辈或周围的环境曾经、正在或将要留在他心里的东西”。[5]T.S.艾略特在成长的过程中，正是由于家庭和个体、本土和异域、传统和现代、自我与异化等各种环境因子和抽象力量在交织互融、对抗博弈之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形塑力量，持续地将艾略特的思想由单一的雏形向宏博精粹的体系推进，犹如发端于传统之山的急流，裹挟着文学性、宗教性和哲学性，向着未来的现代大洋奔流而去，并在现代与传统之流的交汇处构筑了一座宏伟的灯塔，树立起了丰碑式的地位。从历时的角度看，艾略特的思想是一种复杂的递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艾略特一贯的怀疑主义和不确定论使其不断地对各种源于宗教、哲学、文学的思潮力量进行汲取、扬弃、修正和融通。因而，艾略特的思想并非呈现出一种直线形的发展路线，而是包含了“大量的回旋和反复”。[6]艾略特有云：“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这是人们常以此说明艾略特是新批评派肇始人的例证。艾略特是“非个性化理论”的创造者，晚年却不自禁地提到自己早年的作品其实亦曾投入许多个人情感于其中。艾略特本人也十分反感他人固化地研究其思想，他在1961年发表《批评批评家》一文提醒读者：“经常有人引用我的话，可能是我三四十年前说的，却当作我昨天才说的，这让我很恼火。……我曾经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信仰，但早就觉得不合适了，却仍如影随形地伴着我。这句话出自文集《兰斯洛特·安德鲁斯》的序言，大意是说，我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7]这句话在艾氏看来会追随他一辈子，就如雪莱所说猎犬追赶它们的猎物一般。鉴于此，他将自己的评论作品和思想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划出三个不同时期。对自己每个时期所受的思想影响与自己关注的方面进行了分析。其实，艾略特对自己评论内容的分析和思想发展的简述，仅仅是海明威所说的冰山理论中崭露在上面的一角而已。因此，研究艾略特的思想和作品不能采用切片式或断层式的方法，否则会有见木不见林的障目之感；亦不能采用鸟瞰式的方法，否则会有囫囵吞枣、以偏概全的危险；而是要以“致广大、尽精微”的思维和发展动态的眼光去明澈艾略特文学思想的脉络走向，从而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其诗歌和批评理论。
艾略特全名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他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父母生他时已过四十岁。他的家族谱系十分宏大，横跨英美两个国度，而且与美国总统亨利·亚当斯、洛威尔家族、诺亚·韦伯斯特等名流有着关联，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神教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家庭”。[8]家族的英国祖辈安德鲁·艾略特（Andrew Eliot）是一位加尔文教徒，于17世纪50年代离开英格兰的萨默塞特郡东科克尔村，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对于艾略特来说，东科克尔是一个承载着家族记忆和意义的符号。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其中一章的标题就以此命名。1937年8月，艾略特曾来此凭吊，本人在去世后也栖息于此，其碑文刻上了“东科克尔”诗章的第一句“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的结束之时”[9]和最后一句“我的结束之时便是我的开始之日”。[10]这种类似于佛教中的轮回思想，体现了艾略特不仅认为此地是家族传统的起源地，也是自己精神、心理的最终归宿。
艾略特的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William Greenleaf Eliot）是一位典型的美国早期清教徒，身上闪烁着该类人群的优良品质。他从哈佛大学神学院毕业后，于1834年来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当时这里荒凉落后，他来时身患疾病，相当虚弱，但凭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强劲的意志，在这城市筚路蓝缕建立了第一个唯一神教教堂，并帮助创立了华盛顿大学[11]、西部卫生委员会、圣路易斯公共学校、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等公共机构，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被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称之为“西部的圣人”。当然，这种“圣人”的表现还体现在祖父对唯一神教教义的恪守和传播上。尽管祖父在艾略特出生前一年便去世了，但其影响仍然是一种强势的存在。詹姆斯·E. 米勒（James E. Miller）声称：“艾略特成长的家庭被他祖父极度的道德观操控着。”[12]艾略特说：“祖父说的话就是大法，他会影响到他的儿子，以及子孙后代。”[13]祖父的行事准则奠定了理性、正直、自律、尚德、奉献的良好家风。但是这种家风也包含了一般家庭难以见到的超强约束力和压抑性，以至于家庭成员任何有所背离祖父理念的行为都会被视为有罪。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艾略特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两种变化：一种变化是显性的、具有强烈主观意识的，即艾略特渴望逃离家庭的反叛情绪日益强烈。后来艾略特在进入哈佛后抽烟、喝酒的行为，以及漂泊至欧洲都可以视为一种摆脱家庭影响的年轻冲动。另一种变化则是隐性的、潜移默化的，即艾略特宗教意识此时已经开始萌芽了。虽然艾略特后来背离了家庭的宗教传统，但唯一神教体现的宗教规范力量却在童年的艾略特心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其日后解决问题的选择倾向。艾略特后来在婚姻中饱受生活的困苦后，选择以宗教作为回归秩序的途径，正是源于对童年家庭中因各种约束而形成的稳定、可预知状态的怀念。根据艾略特晚年对其朋友的回忆，他的家庭只关注对和错、可为和不可为。这种严苛的准则很难让人偏离生活的正常轨道。艾略特后来还把这种力量代入进文学创作中，以达到丰富层次、表现严肃、形成稳定结构的目的。艾略特谈过，他所要求的文学是“一种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表现基督教思想感情的文学”。[14]
艾略特的父亲亨利·威尔·艾略特（Henry Ware Eliot）毕业于祖父创办的华盛顿大学，但他并没有遵循父训去做牧师，而是去做生意。他开始做得不顺，妻子和家人支持他，后来他做砖厂生意大获成功。父亲不仅为全家提供了富足的生活，其生意眼光、坚韧和开拓精神也影响了儿子艾略特。艾略特早年在伦敦生活时，由于工作不稳定，收入并不高，再加上妻子薇薇安·海伍德（Vivien Haigh-Wood）身体羸弱导致家庭负担更重，经济上一度捉襟见肘，十分窘迫，埃兹拉·庞徳（Ezra Pound）等好友试图发起经济筹款来纾解艾略特的困难，但艾略特表现出了很强的自尊意识，拒绝帮助。后来艾略特加入成立不久的费伯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并逐渐成为伦敦最有影响力的出版人之一。根据费伯出版社档案的记载，艾略特是一位“集文学天赋和生意本能于一身的人”。[15]这种生意场上的敏锐感得益于其父亲的言传身教。相比于父亲，母亲夏洛特·艾略特（Charlotte Champe Stearns Eliot）在艾略特的生活中则更多地扮演了照顾者和文学领路人这样的角色。夏洛特出生于商人之家，上过师范学校，热心公益和改革事业，喜欢写作，对文学有着极度的热情，熟悉她的人称赞她有“做学者的过人天赋”。[16]艾略特祖父的传记《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牧师、教育家、慈善家》一书就出自夏洛特之手。艾略特患有先天性疝气，从小不得不系上一根疝气带，为了避免发病，夏洛特不允许艾略特像其他小孩一样从事剧烈的运动， 在艾略特进入米尔顿学院后，夏洛特多次写信给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校长，了解和关心儿子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其中有一封信特别提到了艾略特的身体状况。她向科布解释了艾略特为什么不能参加足球等运动的原因，同时又特别提醒科布艾略特“腹部肌肉软弱”，仍处于治疗阶段，而且艾略特“现在才完全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不同”。[17]艾略特很小的时候并没有与众不同的感觉，而是以为所有的男孩都戴着疝气带，当他看到书本上有个裸体的小孩，他还问护士为什么这个小男孩没有系上疝气带。但幸运的是，在母亲、姐姐、保姆等人的细心照顾下，艾略特的童年无忧无虑。在女性羽翼下长大，艾略特的性格自然地会沾染一些女性的气质，敏锐细腻同时又内向优柔，此后艾略特处理婚姻问题的方式和态度都体现了这些特质。艾略特后来在伦敦生活，给好友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写信直白地说自己是“十分依赖女性的（女性社会）”。[18]身体上的柔弱间接地使艾略特有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文学的世界中。母亲画过一幅艾略特年幼时的油画[19]，图中艾略特一身英国绅士打扮，靠着椅背，单手持着莎士比亚的著作认真阅读，安静而优雅。这种形象一直伴随了艾略特一生，艾肯就说艾略特“总是一副‘有教养的模样’”“举止优雍令人妒忌”。[20]这幅图中的情形并非是艾略特特意为之，而是艾略特童年日常生活的真切写照。夏洛特似乎把成为大诗人的梦想寄托在儿子身上，为了培养儿子的文学意识，为其开出了大量的阅读书单并指导其创作。在所有的作家中，莎士比亚备受夏洛特推崇，这也对艾略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就有对《第十二夜》《哈姆雷特》诗行或人物的借用和暗指。不过，尽管艾略特认为没有比莎士比亚的作品更为伟大的东西，但他也表达了小时候与莎士比亚神交的疲惫和麻木。1932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莎士比亚身上所获得的唯一乐趣就是因为读他的作品而受到表扬，如果我小时候思想更独立的话，我真应该拒绝读他的作品。”[21]但不管怎样，母亲夏洛特毫无疑问是艾略特文学花园里一位细心的“园丁”，成功地将艾略特的文学意识之花培育而出，并使其朝着怒放的形态逐渐发展。但与此同时，母亲也对艾略特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夏洛特是一个反犹太分子，而且毫不掩饰她的这种态度。在一份写给艾略特的信中，夏洛特毫无顾忌地告诉儿子：“我对犹太人有着本能的厌恶，就像我对一些动物一样。”[22]这样带有强烈种族歧视的言论露骨至极，令人惊悚，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有教养的女士之口。受母亲影响，艾略特也发表过一些带有反犹太倾向的言论，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不论艾略特后来如何辩解，这个“反犹分子”的标签已经很难彻底摘下。艾略特到英国不久，先后发表《普鲁弗洛克情歌》和《荒原》，还发表代表现代主义文学宣言的文论，一举成名，是当时横跨欧美的文学界耀眼明星，这足以让他母亲自豪与骄傲，可惜此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艾略特很希望父亲看到自己的成功。母子情深，母亲来欧洲看儿子，平时他俩信件交往频繁，艾略特的第二任妻子瓦莱莉（Valerie）在艾去世后整理出版了厚厚的五卷本艾略特书信，其中前两卷有许多是艾略特与他母亲的信。艾略特的父亲在1919年去世后，他母亲就搬去了马萨诸塞州。因为除了诗人儿子在英国，她的儿女都在那儿。艾略特的《荒原》发表后，家族人员中只有他母亲能够理解这首诗并看好它。艾略特的母亲于1929年9月在马萨诸塞州去世，前一年1928年艾略特出版《为兰斯贝斯·安德鲁斯》，在此书中艾略特致词献给自己的母亲。
1898年，艾略特进入史密斯学院开始了为期五年的学业。在这所学校中，艾略特开始系统地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希腊和罗马历史等课程，并接触到了更多的经典作家和古典文学作品。对这所学校，艾略特充满了感激和怀念。他认为这是他和过去的记忆链条相联结的一种存在。1953年6月艾略特在华盛顿大学演讲时深情地说：“如果我今天还算得上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史密斯预科学校；如果不是在那里接受了这么好的教育，我也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学到任何知识。”[23]艾略特上大学前不仅读了欧洲文学作品，也读了美国文学作品。艾略特对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极为欣赏，称赞他为所有新英格兰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霍桑的作品完美地融合了宗教寓言和历史意识，并体现了浓厚的原罪思想。巧合的是，艾略特与霍桑两人的先辈都在塞勒姆女巫审判案（Salem Witch Trials）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霍桑的祖辈曾是审判案中的三名法官之一，艾略特的祖辈也有人参与了这次臭名昭著的宗教迫害事件。艾略特似乎通过这个事件与霍桑建立了一种联系，并与霍桑一样内心都怀有一种耻辱感。他认为，霍桑作品体现出了一种内涵，而这种内涵“只有那些骨子里浸润着加尔文派教义，而良心上还受着早期殖民时期绞死巫婆（不仅仅是搜捕巫婆）的宗教迫害行为所折磨的读者，才能够实实在在地体会到”。[24]艾略特在这句话中一方面为读者设定了一个要求，另一方面则暗示了霍桑作品中的历史厚重感和道德内涵。霍桑另一项高超的技能就是善于捕捉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并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把握角色。在艾略特眼中，具备这种能力的“除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再无第二人。”[25]霍桑对詹姆斯的影响巨大，有人甚至把霍桑视为“詹姆斯文学天空中的一颗恒星”。[26]艾略特在一篇文章中比较了詹姆斯和霍桑的异同，他认为两人不仅都是深层心理（deeper psychology）描写的高手，也是非常懂得如何在小说中营造一种稳定的氛围，这种氛围在霍桑那里是新英格兰的，而在詹姆斯那则与更为广阔的美国空间有关。艾略特1909年在《哈佛倡导者》上发过一篇文章，这也是他最早论及詹姆斯的文章。文章认为詹姆斯的作品有一种会话式的特质（conversational quality），这种特质并非是通过随便、笨拙、贫乏的语言来凸显，而是通过“对那些忽悠读者的修辞伎俩的弃用”来实现的。[27]艾略特显然从詹姆斯身上领会到了这种特质，并使其成为自身作品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艾略特与詹姆斯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身上都体现出了欧洲性和美国性的结合，属于“非典型性美国人”。两人对新英格兰文学传统都进行了一定的继承，在由美入欧的生活地理图式上大体接近，年轻时也都怀有强烈的欧洲想象。艾略特认为要真正能够读懂詹姆斯的是美国人，这并非是说只有美国人才最接近詹姆斯的思想，而是强调了了解詹姆斯早期美国经历的重要性。其实，对于理解艾略特，又何尝不是如此。
对于艾略特究竟是美国诗人还是英国诗人，即便是今天仍然不乏争论的声音。艾略特本人对此却比较淡然，他并没有于二者中择其一，而是强调了英美两国文学在其一生中的相互影响，表现出了一种平衡主义的态度。但是，如果循着艾略特的成长轨迹回溯，不难发现美国图景仍然是其文学生涯中最早的意象源泉。在《景观对诗人的影响》一文中，艾略特承认英国的景观对其创作意义重大，但是孩提时代的环境仍然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艾略特所言的美国景观是“一个复合的概念”[28]，主要指圣路易斯和新英格兰两个地区。艾略特自出生起就在圣路易斯度过了十六个春秋，暑假则在缅因和马萨诸塞州度假。新英格兰和圣路易斯呈现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圣路易斯市是美国中部重要港口城市，美国最大的密西西比河从旁流过，美国诗人恵特曼来到这里后看到这座城市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是月光下的美景，激发了他放弃追逐欧洲诗人的后尘，决心以美国题材、美国背景和美国语言来创作诗歌。还有多位美国作家如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德莱塞都来过圣路易斯市，对该地都有美好描绘。艾略特成长之地是孕育诗人与作家的摇篮。圣路易斯依密西西比河而建，几乎处于美国的几何中心，连接南北东西，处于农业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冲突之中。而新英格兰则位于美国东北角，濒临大西洋，是美国清教传统最为盛行的地方，体现着美国与英国的文化和历史关联。艾略特小时候便在这两个地区来回地生活，获得了大量的诗歌素材。1930年，艾略特在给记者马奎斯·W.蔡尔兹（Marquis W. Childs）的回信中谈到：“圣路易斯对我的影响之深，是其他任何环境都无法企及的。”[29]艾略特早期诗歌的城市意象是以圣路易斯为基础，并综合叠加了巴黎和伦敦的景象。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的第三篇《干燥的塞尔维吉斯》怀念了他的童年生活，他开篇就写道：“对神我知道的不多；但我认为那条河/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强神，阴沉、撒野、倔强。”[30]密西西比河的意象在艾略特的诗歌中反复出现，俨然已成为其美国记忆和美国精神的一种象征。不仅如此，艾略特在密西西比河畔还接触到了大量的美国日常语言，这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更贴近生活、更富美国性的养料。E.E.肯明斯（E.E. Cummings）评价艾略特用“口语节奏——几乎一成不变地在句中和句末使用半韵和全韵——精妙而小心地打破了以往诗歌的既定节律”。[31]地方性和民众的日常语言也影响了艾略特的创作理念，他主张“诗都不能同人们彼此间交流所使用的不断变化的语言失去联系”。[32]在这一点上，艾略特的诗人朋友W.B.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也持有相同的意见，他也强调诗歌“必须要接受该时代的词汇”。[33]新英格兰地区的风景与圣路易斯则截然不同，地理景观不一，城市众多，不仅分布着绵延的山脉，还有着曲折的海岸线，整个地区都散发出广袤传统的气质。《南希表妹》中的诗句“骑马越过山岭，穿过山岭——/这些新英格兰贫瘠的山岭——”[34]和《干燥的塞尔维吉斯》中“船索的哀鸣，滚滚海浪的威胁与爱抚……/这些都是海的声音，还有指点归程的/呜呜咽咽的浮标和海鸥”[35]都直观地呈现了新英格兰地区的风景。艾略特在定居英国后，诗歌中的美国影响力确实出现了消退，这与其急于与英国建立紧密联系的心情不无关联。但在艾略特后期的作品中，美国元素再一次地反复出现，而且越发的丰富和明显。当艾略特成名后第二次回到美国讲学时，并非如第一次回国那般焦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喜悦与怀念交加的故乡情感，这个时候的艾略特对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的意义已经有了与年轻时完全不同的认识。可以肯定的是，艾略特早年逐渐隐匿的美国情结在晚年时又复归于心。
从圣路易斯到波士顿，标志着艾略特从家庭这一狭小的语境中开始步入一个需自身独立探索的广阔世界中。1906年艾略特进哈佛大学学习，作为本科生他学的课程广泛，其中包括经典、德语、法语、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1909年他获得学士学位并开始到哈佛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10年在哈佛获硕士学位并获准1911—1914年在哈佛大学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多次去欧洲访学：1910—1911年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学哲学和法国文学，在此听到亨利·柏格森系列讲座。游历了伦敦、慕尼黑和意大利北部。1911年秋季回到哈佛大学继续学习，1913—1914年兼任哈佛大学哲学系助教。1914年结识来哈佛大学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同年获谢尔登海外访学资助，他先去德国马尔堡大学，一战爆发前到牛津大学研修。在伦敦结识了诗人庞德。哈佛大学岁月对艾略特一生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里宛如一座大水库为他的思想提供不断的水源。在哈佛艾略特除了课程学习、阅读写作、国际游历饱受实惠之外，还在这里结识了一批当时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如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美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后面三位艾略特交往较为密切，影响卓著。从这时起，艾略特像是进入了一个宏伟殿堂，以一种追求和怀疑、吸收和抛弃并存的双重姿态接受着白璧德、桑塔亚纳、乔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罗素等声名显赫的教授的教化，并通过兼收并蓄的方式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和哲学观。哈佛时期对艾略特思想影响最深刻的莫过于他的老师欧文·白璧德。白璧德具有典型的与他那时代合拍的美国人性格，从小独立自主，干过农活，年轻时还体验过西部牛仔生活，从蛇洞中抓过响尾蛇，掏鹰巢时被老鹰啄，他手臂上留下被啄的终生伤疤。他自己精力总是充沛，却写文章批评美国社会和校长艾略特领导的哈佛大学像充了电的发动机，不注意节奏和思考。他在哈佛过马路时可以举杖指着行驶车辆停下，用现在时髦话说是典型的牛人。白璧德1889年哈佛大学毕业，后游学法国等地，1894年回到哈佛大学法语系执教。他给艾略特上的课程是“法国19世纪文学批评”。艾略特在哈佛求学时，白璧德出版了《文学与美国大学》，该书剑锋直指当时的艾略特校长。白璧德反对物质主义膨胀的美国，主张通过教育来完善人之道德境界，反对科学主义与功利主义，对美国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亦颇多微词。他对当时哈佛大学的改革与扩张持批评态度。有人评价说白璧德“想救少数人，而不是世界”。[36]他主张的精英教育与艾略特是一致的。白璧德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对古典主义的认同直接影响了艾略特的文学观。
从艾略特文章和著作来看，他仿佛一生都在跟这位老师对话。白璧德在对待功利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高等教育的问题上都展示出了激烈的战斗姿态。他指斥浪漫主义简直就是“不可救药的感情冲动者”，为了达到所需要的表现效果会“毫不顾惜地牺牲事实”。[37]白璧德甚至认为滋生于浪漫主义的滥情是社会无序的根源所在。与此相反，“上乘的古典文学并不使我们产生某种情感，更不会让我们产生某种冲动，相反它总是诉诸我们更高的理想与想象”。[38]白璧德对古典主义和理性的大力推崇在艾略特的思想中留下了持续一生的烙印。对于传统意识，如果把艾略特的观点和白璧德观点并置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承继关系，他们分别谈到：
传统不是对过去奴颜婢膝的模仿，也不是绝对否定过去，而是对过去的创造性的延续。[39]（白璧德）
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40]（艾略特）
每个作者的作品首先都应当就其自身的具体情形单独加以考虑，但同时也应当把它们作为古代与现代世界一脉相承的发展链条上的环节而予以研究。[41]（白璧德）
当一件新的艺术品被创作出来时，一切早于它的艺术品都同时受到了某种影响。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42]（艾略特）
可以看到，两人在对传统核心意义的理解上形成了一种共鸣。他们都认为传统意识并非我们所说的“复古意识”，而是一种融合了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具有两面性和运动性特征的抽象概念。这种传统观直接影响了艾略特的诗学创作，并赋予了其诗歌一种独特的意指功能：在丰富充盈的典故、神话、传说等传统概念后却升腾起一股强烈的带有现代性特征的艺术效果。在对这些隐喻的解码和阐释过程中，读者意识虽然进行了历史的回溯，却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了尖锐的现代文明解体危机。
在谈及美国大学教育的现状时，艾略特选择了白璧德的阵营，对查尔斯·威廉·艾略特治下的哈佛教育体制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查尔斯·艾略特是诗人艾略特的叔祖父。他三十五岁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是哈佛大学历任校长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哈佛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是推动哈佛大学转型并成为世界最负盛名学府的功勋。艾略特进哈佛时，他任期是最后一届，艾略特本科毕业那年，他不再任职。他在担任校长期间对专业和院系设置进行调整，对一些应用性强的学科与专业，他聘用有实践经验的人来任职，如医学院院长和法学院院长皆来自有实务经验的专家。他还对哈佛大学的课程设计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大力推行选课制，目的就是要将个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并与社会的进步相一致。在查尔斯·艾略特任职期间，选课制达到了鼎盛，其他院校纷纷效仿。同时，在其执掌学校的四十年里，哈佛大学经费充足，条件与设施大为改观，一跃成为美国最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可以说，查尔斯·艾略特是美国大学向现代化大学转变的重要推手之一，他不仅变革了哈佛大学的内在机制，也为世界高教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查尔斯·艾略特如此务实和现实的改革做法却被解读成学术上的放任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成为白璧德和T.S.艾略特等人抨击的靶子。作为家族孙辈和学生的诗人艾略特似乎对校长艾略特并不感恩戴德，有时还有批评。他在《现代教育和古典教育》一文写道：“几个世纪以来，教育的进度（我指的不是普及）从一个方面来看，是一种放任自流，从另一方面来看，是一种大力推行；这是因为教育一直由谋生的概念相支配。个人需要更多的教育，不是为了有助于获得智慧，而是为了谋生；国家需要更多的教育，为了打败其他的国家，阶级需要更多的教育，或者至少在阶级斗争中能守住阵地。因此，教育一方面和技术的效率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和在社会上向上爬的努力相联系。”[43]这里隐含着艾略特精英教育的思想，同时包含着对其叔祖父校长艾略特的实用教育观的微词，他在该文的后面直接批评校长艾略特：“自从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和他同时代的教育家们企图使自己的学校办得规模越大越好，人数越多越好，以便与他校展开疯狂的人数竞赛以来：把一个小大学变成一个大大学要比使一个已发展得过大的大学缩小它的规模要容易得多。”[44]在诗人艾略特看来，校长艾略特为了美国奔向富裕的道路，忘记了教育是获取智慧和改善道德的根本，这方面他追随其导师欧文·白璧德反对校长艾略特的路线。他们都认为这样的做法使大学规模迅速扩大，大学的发展迈上了一条只注重量化的道路，古典文化教育在没落，忽略了造就有“质”的人。艾略特谈道：“大学在世俗化的道路上实在走得太远了，大学已过久地失去了关于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的任何共同的根本认识，而且大学也办得实在太大了。”[45]客观地讲，白璧德和艾略特对查尔斯·威廉·艾略特的攻击都有失公允。他们没有看清楚美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所带来的现实冲击，还仍然局囿于精英教育、贵族教育的狭隘观念和自身的理想主义中。因此，有人评价说白璧德“想救少数人，而不是世界”。[46]事实上，查尔斯·艾略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调和者，使哈佛在改革和反对改革的冲突中继续前行。他主编推出的50卷本《哈佛经典》采撷了一部分人类文明史最为优秀的成果，涵盖各大学科，成为经久不衰的思想性读物。仅凭此一点可以看出，查尔斯·艾略特并非一位被功利主义思维完全裹挟的校长，而是一位同样具有古典主义思维的现代文化人。实际上，白璧德在《文学与美国大学》一书的前言中就流露出了自己批判查尔斯·艾略特的“底气不足”。他谈道：“对于一个在如此众多的方面影响了自己所处时代的人（查尔斯·艾略特），我也必然无法给出一个全面的评价。”[47]
当然，艾略特不是所有观点都盲从白璧德，他对老师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持保留态度。白璧德看了艾略特的《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1928）、《关于人文主义重新考虑后的意见》（1929）这两篇文章后，抱怨说：“他（指艾略特）每次来信都称我尊敬的老师，但写起文章来每次都攻击我。”[48]在以上所有的观点中，艾略特与白璧德的最大分歧在于宗教的作用和意义。白璧德对宗教在西方文化和教育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行的剥离，认为古典主义完全可以成为宗教的替代品，否认人性和神性的依附关系，这是艾略特最为反感的一点。艾略特批评白璧德完全脱离了自己的背景，没有看清基督教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文主义者抑制了神性，只剩下人性中的一个成分，而这个成分，虽然他（人文主义者）力求使之升高，却有可能很快地又下降到兽性的水平”。[49]然而，艾略特对其老师观点的批评是带有尊敬意味的。他在第二篇关于人文主义的批评文章中开篇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解释：“我写的那篇文章没有攻击的意图。我自己开始时曾是白璧德先生的门徒，我的确感到我没有抛弃我认为是他的教导中任何积极有用的东西，因此我没有资格‘攻击’人文主义。”[50] 他也谈过：“白璧德的思想会如同一个人自身的准则和考验一样伴随其一生。”[51]白璧德去世后，艾略特以门徒的身份在《准则》上发文悼念称：“欧文·白璧德予以对抗的那些错误是我们无法免疫的。”[52]
艾略特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另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教授，名叫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桑塔亚纳生于西班牙的马德里，九岁时父亲带他与其母亲在美国相聚，尔后他父亲又回到西班牙。桑塔亚纳在美国读书，1882年进哈佛大学，期间在欧洲游学，1889年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接受教职。其后他游历世界各地，与罗素等哲学名家相识，1907年升为哈佛大学教授。桑塔亚纳是一位集哲学家、美学家、文学批评家、小说家和诗人为一体的学者，他视野开阔，讲课生动有趣，常常能把复杂的哲学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学生听，学生们称他为伟大的教授。[53] 桑塔亚纳不是一位躲在象牙塔里的书虫。他一边教书，一边行走天下，对世界文明熟知于心。尽管终生用英语写作，但他通五门语言。他一生未婚，主要精力用于写作，出版了二十多部著作，为一些杂志开专栏，文笔优美，为世人称道。他的唯一小说《最后的清教徒》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为他赚了不少稿费。他生活上一方面享受孤独，另一方面对朋友慷慨大方。哲学家罗素生活困难时，桑塔亚纳曾匿名汇钱支持他[54]。但艾略特与乔治·桑塔亚纳的关系则不如他与白璧德那么紧密。两人对彼此的评价都不是很高。艾略特多次在私人信件中表达了对桑塔亚纳的负面看法：“我本人从来都不喜欢桑塔亚纳，因为我总是感觉他的态度本质上是女性化的，而且他的哲学更像是自身的一种装扮而非对某些事情的兴趣。”[55]1923年，艾略特在写给J.M. 罗伯特逊（J.M. Robertson）的信中直白地表示：“我不喜欢桑塔亚纳的风格，也不怎么喜欢他这个人。”[56]但即便如此，桑塔亚纳对艾略特的影响却不可否认。C.I.刘易斯（C.I. Lewis）回忆起桑塔亚纳时，评价他在课堂上“措辞恰当清晰，表明了超凡的语言技能”，他的思想“具有显著的敏感性和洞察力”。[57]艾略特修过他两门课：“现代哲学史”“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宗教、艺术和科学的理念”，在哲学观念上受到了桑塔亚纳的影响。桑塔亚纳的哲学与文学相辅相成，其哲学、美学论著文采熠然，诗意融融，而其文学批评又充满哲理性思辨，具有深度。在文学与哲学的修养上，艾略特亦与桑塔亚纳有几分相似。桑塔亚纳在1900年出版的《诗歌与宗教之阐释》中探讨了诗歌和宗教的关系，其中提出诗歌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宗教，这些观点类似阿诺德，艾略特后来未必苟同，但却影响了艾氏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此外，桑塔亚纳在书中提出了“诗歌的艺术就是强化情感的艺术”、 “对应的客体”（correlative objects）概念、“诗人要大胆地去寻找或虚构相对应的客体来表达诗人强烈自发的情感”等概念和说法。[58]多年后，艾略特提出的“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理论，与桑塔亚纳关于诗歌的上述观点有着相似之处，因此也有人声称艾略特这一理念的源头在此。[59]桑塔亚纳的学说尤其是关于道德的观念体现了明显的相对主义，他认为道德与个人和特定境况有关，并无绝对的对和错。他在写给好友亨利·沃德·阿伯特（Henry Ward Abbot）的信中详细地阐发了其观点。他认为“同样的事物依据不同的标准有着不同的价值”，他对阿伯特做了一番比喻：“假如存在我们分别崇拜的相对抗的两股力量A和B，那么A在我眼中是神圣的而B是邪恶的，那么对于你则刚好相反。”[60]相对主义与东方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言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有着类似的哲学内核，因其在问题、态度等判定上躲闪飘忽的立场常被人诟病为一种逃避主义。艾略特给艾肯的信中直接表明过立场，他谈道：“我仍然是一位相对主义者，一个撬开像坚果一样硬的小理论的人。”[61]在文学和宗教的关系上，桑塔亚纳与白璧德似乎站在了不同的两端。如果说白璧德主张宗教可以被替代，是一种文学和文化上的分离观，而桑塔亚纳却反其道而行之，传达出一种格局更大的融合观。但是艾略特既没有否定宗教的作用，也没有将宗教等同于文学，而是站在两者的中间位置，表现出折中主义的态度。反观艾略特的人生，不轻易下结论、不走极端基本是他处理问题时一以贯之的原则，正如他在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中所说的：“任何事物，从一个角度看，是主观的，从另一个角度则是客观的，并不存在一个可以依托并作出决定的绝对视角。”[62]桑塔亚纳也是古典文学和英国传统文学的推崇者。他在课堂上介绍过但丁，对但丁的评价非常高，认为但丁是“尽善尽美的诗人的典范”。[63]在关于但丁的文章中，桑塔亚纳说道：“他（指但丁）在正统神学的构架中放入了他自己的理论和想象，并把所有这一切融为一个精神整体和一种诗的热情。个人与传统成分的融合完美无缺。”[64]这句评论不仅仅是溢美之词，更是言喻了但丁诗歌艺术的多个层次：第一，树立了神学诗歌创作的范式；第二，诗歌应当是诗性和理性、个性和整体的统一；第三，诗歌也是个人与传统的完美承接。艾略特在诗歌创作中对但丁《神曲》的借用和改写基本是从哈佛开始的，由此可以看出桑塔亚纳的文学宗教观和古典文学观对艾略特造成影响。不过，桑塔亚纳与艾略特的交集仅仅停留在哈佛，此后桑塔亚纳因不满查尔斯·艾略特的改革，辞职回到欧洲，此后不管哈佛给他多高薪资，他都不再返回，终老于意大利罗马。
在哈佛这些教授的讲述下，欧洲的文化散发出了更加迷人的魅力，并且像聚光灯一样进一步凸显了美国文化的稀薄和偏狭（Provinciality）。这种文化逆差对艾略特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冲击，艾略特对欧洲大陆的心理向往越发强烈。1910年，艾略特在其父亲的赞助下来到法国巴黎。当他踏上这块土地时，“就像一个溺水者突然被拽出水面一样”，[65]摆脱了生活的沉闷，从精神上获得了一种自由和新鲜。在1911年的1月和2月，艾略特在法兰西学院旁听了至少五次柏格森的讲座。柏格森是当时欧洲知识界最负盛名、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其极为推崇，他认为“打开柏格森的哲学世界，每读到一页都会有新的东西赫然耸现。它就如晨曦的空气，鸟儿的啁啾”。[66]从《时间与自由意志》开始，柏格森便开始高扬起非理性的旗帜，逐渐发展出了一套以“绵延”为核心的生命哲学体系。柏格森把传统的时间和真正的时间做了隔断式的区分。他认为物质世界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时间，以数字来计算的时间仅仅是数量的堆积、各部分的机械相加，如同一条项链上的珠粒，相继串联又互相独立。这种时间是物质化了的时间，而空间只不过是“心灵所用以构成数目的材料，是心灵所用以安置数目的媒介”。[67]真正的时间是属于心灵的，是一种“绵延”。“绵延”就是连续不断的变化和生成，不可逆转的，没有明确的界限和分离，也没有人为的痕迹和干扰，是纯粹异质性的，“是过去的持续进展，它逐步地吞噬着未来”。[68]换而言之，绵延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组成的连续的、统一的、变化的意识之流或抽象之流。柏格森还把这个观点与生物进化结合起来，在他看来，“生物的进化也意味着不断记录绵延，意味着过去在当前的持续存在”。[69]这种结合使生命问题与永恒性发生了紧密的勾联。艾略特的母亲在给罗素的一封信中谈到了对柏格森的看法，她非常准确地判断出柏格森在对生命的强调中暗示了一种不朽的东西，从而激起了大家的兴趣。柏格森的“绵延”灵感来自于自然界河流奔腾的物理形态，具有相似之处，它不仅体现了一种整体观，也蕴含了意识流这一文学技巧。最初，柏格森的理念对艾略特的时间观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其诗歌的主题设计。在《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和《大风夜狂想曲》等早期的诗歌中，艾略特对时间的理解就已经跳出了空间时间的范畴，而是把时间与意识结合起来，形成了时间在意识中流淌、变形。后期的巅峰之作《四个四重奏》中延续了时间和永恒的探讨，并达到了更加成熟、更高层次的思考。艾略特晚年在回忆中承认，在这么多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唯一的一次在思想上发生过归附的，就是“短暂地转向了柏格森主义”。[70]但是，柏格森哲学理论的最大缺点在于缺乏精确性，他的“许多主要论点缺失模糊不清，甚至模棱两可”。[71]柏格森本人也承认“绵延”是非常难以捉摸且难以精确确定的概念，人们只能通过直觉去感知，因为直觉是沿着生命本身的方向行进，因而才能成为把握真正实在的唯一方式。这种模糊性的界说为许多学者所诟病，艾略特批评柏格森的绵延简直“是一种虚弱的神秘主义”。[72]所谓的虚弱就是批判了绵延的概念缺乏一个明确的立足点，而所谓的神秘主义就是柏格森在解释此概念时的语焉不详。1913年，艾略特在担任哈佛哲学俱乐部主席期间，发表了一篇题为“柏格森理想主义中的矛盾”的演讲，对柏格森的哲学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直指其故弄玄虚。艾略特认为在《创造性进化》和《事实与记忆》一书中，柏格森尝试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中占据一个中间地带，但反而使其深陷矛盾之中，并逐渐由理想主义偏离至神秘主义。[73]
艾略特、布拉德利、罗素则构成了一种有趣的三角关系。罗素早期是布拉德利哲学的信徒，而后又与布拉德利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艾略特的博士论文则以布拉德利为研究对象，而罗素与艾略特则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艾略特以一种调和的姿态对这两人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化用。可以说，三者观念的相互振荡进一步丰富了艾略特的哲学思想。F.H.布拉德利（F. H. Bradley）是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绝对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批驳以约翰·洛克（John Locke）、大卫·休姆（David Hume）观点为代表的英国哲学的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重要旗手。艾略特赞扬布拉德利摧毁了功利主义这一庸俗王国的基石，并认为他“利用了一种比较更广泛的、更文明的和更普遍的哲学替代了一种粗糙的、不成熟的和偏狭的哲学”。[74]艾略特在哈佛求学时便接触到了布拉德利的观点，后来又专门赴英国对布拉德利的学说进行学习，并从中受到诸多启发。艾略特甚至将自己创作中所运用的东西归功于他对布拉德利的研究。对艾略特影响最大的则是布拉德利的核心哲学思想著作——《表象与实在》。在这本书中，布拉德利阐发了从黑格尔绝对理想主义中所继承的“绝对”概念（the Absolute）。布拉德利将“绝对”定义为“一种系统，其内容除了感知的经验别无他物”。[75]在布拉德利那里，绝对指的是绝对经验，它不仅是一切存在的基础，也是一种终极实在和最高真理。“绝对”是一切有限经验的有机整体，超出有限的个人经验之外，又存在于这些个人经验之中。而同时布拉德利又否认思维可以认识绝对经验，呈现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可以看出，布拉德利的绝对唯心主义具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具有极度抽象、虚无的特征。有学者批评布拉德利的“绝对”“最为公然地说明了一种空虚、无力、形容词化的抽象”，是一种“故作宇宙或上帝状的消极抽象”。[76]如果跨越哲学的地理空间，不难发现布拉德利的“绝对”与古老的东方哲学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共鸣。老子的《道德经》开篇即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77]“道”是世界万物的始基。它是最初的存在；是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说、不可思议的一种实在。道本身是不可描述的、没有任何属性的抽象实体。艾略特对“绝对”事实上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布拉德利的绝对与赫伯特·斯宾塞的不可知论有着惊人的类似”。[78]在博士论文的结束语中，艾略特直接表示：“我们发现‘绝对’并不存于任何类别的客体之中。”[79]但是“绝对”这一实在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性质，它最大程度地消解了差异性，聚焦于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看，“绝对”代表了一种一元论和整体观，而这恰恰呼应了艾略特所崇尚的秩序论，也成为布拉德利最吸引艾略特的地方之一。
罗素早期也是布拉德利的信徒，但在后期却站在了布拉德利的对立面，并与布拉德利在20世纪初发生了著名的论战。罗素思想的显著特征就是浮动多变，并能够在不断自我否定中而日臻成熟。艾略特形容他的历程“展现了一颗超强大脑与自我作战的奇观：对自己思想的破坏多于对他人的破坏（尽管他击倒了很多人）”。[80]布拉德利的一元论强调了一种终极的、抽象的实在，其哲学路径是由下往上，而罗素的分析哲学则恰恰相反，它把整体分解成了小块，由上而下，直接动摇了所谓的绝对抽象和整体论。罗素谈道：“我所提倡的哲学可以命名为逻辑原子主义（Logic Atomism）或绝对多元论，因为它确定有许多单独事件，并否定某种由那些事件所组成的统一。”[81]可以看出，罗素的这个定义所包含的各个要素都形成了对布拉德利的直接挑战，多元和一元、确定性和不可知、分解与统一、事实与经验等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1914年罗素在哈佛讲授象征逻辑课，艾略特是其中的学生之一，给罗素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艾略特而后在英国生活时多亏罗素的帮助才得以挺过诸多难关，两人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罗素哲学中所包含的科学分析手段、逻辑方法以及语言策略等为艾略特早期的批判思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也为艾略特形成精密、系统的文学批评风格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小老头》中写道：“旋转这飞到抖颤的大熊星轨道之外，/变成了碎裂的原子。”[82]这句诗行可以清晰地看到罗素的影响。不过，艾略特的感性思维和理性判断很少混淆在一起，与罗素的密切关系并没有把艾略特变成罗素的信徒。罗素对哲学的科学性和精密性的过分强调使哲学的人文性被降低，哲学的内在属性从而产生了一种失衡。艾略特自然发现了这一点，因此对罗素的哲学也一直保持着谨慎选择的态度。令人惊讶和佩服的是，艾略特虽然处于罗素和布拉德利两种对立哲学的冲突中，却很好地调和了两者对自身的冲击。有学者分析艾略特的哲学教育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对绝对主义和原子主义形而上学二分法的妥协过程”。[83]
在得到这么多哲学大家的教导后，艾略特似乎走在了通往哲学家的大道上了。但是由于难以克服的怀疑主义，艾略特在与不同哲学体系的接触中却发现了哲学和形而上系统的诸多不足，并最终放弃了这条家人期待的路线。艾略特在给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信中表达了他对哲学的态度，他谈道：“从某种程度来讲，所有的哲学探讨都是对现实的曲解。”[84]不过，艾略特却看到了哲学作品中的文学价值。他对罗素和布拉德利的语言能力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罗素的哲学散文在语言上已经达到了最高层次，而“同时代的作家只有布拉德利才能与之媲美”。[85]艾略特的视角碰触到了哲学与文学的边界问题，他看到了哲学与文学的开放空间以及相互交错的关系。法国文艺理论家皮埃尔·马舍雷《文学在思考什么》中这样论述哲学和文学的关系：“哲学和文学就像同一个话语的反面和正面，两者以交替的面貌展示着话语的起伏跌宕和水平落差。”[86]王国维也谈过：“最纯粹之文学，若自其思想言之，则又是纯粹之哲学也。”[87]此话虽是针对儒家经典学说而言，但亦点明了文学与哲学之间内在的转化关系。艾略特后来回忆起其哲学经历时，谈道：“我在年轻的时候花了三年的时间学习哲学。这些研究给我留下了什么？三位哲学家的风格。布拉德利的英语，斯宾诺莎的拉丁文以及柏拉图的希腊文。”[88]艾略特的这段自我总结并不客观，哲学带给他的远非如此，而是如同一股潺潺之水注入进了艾略特的文学思想之流，从而带来了更加波澜浩荡的力量。
在《荒原》出版后，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大众都将其阐释为对现代社会失序特征的批判，但是艾略特本人却不以为然，认为这首诗只不过是对个人生活的抱怨。如果把艾略特的婚姻状况与整个社会语境结合来看，就不难发现艾略特第一段婚姻生活与整个西方社会的状态不仅在无序、混乱、破碎的表征上相似，而且在迷茫、崩塌的精神内质上趋同，可以说“《荒原》对经典隐喻的编织确实与艾略特复杂的个人痛苦模式呈现出惊人的一致”。[89]1915年，艾略特与英国人薇薇安·海伍德（Vivienne Haigh-Wood）相识不久后便步入婚姻殿堂。事实证明，这样的仓促之举让艾略特如同签订了一份令人煎熬却又无法抽离的契约。艾略特之所以这么快结婚一部分是出于留在英国的考虑，艾略特多次提到战争加速了他的婚姻。艾略特的母亲从一开始就并不看好儿子的婚姻。她在一封信件中焦虑地认为，“这是一次不幸，而且会越来越不幸”。[90]结果一语成谶。不过，艾略特的婚姻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痛苦，而是生活诸多不顺的叠加累积造成的。薇薇安与艾略特在性格上截然不同，她大胆、活泼、富有感染力，对于一位长期自我压抑、内敛的年轻人来说，无疑具有一种新鲜感和很强的吸引力。在新婚宴尔之时，艾略特仍然是满怀喜悦的。他1915年写信告诉艺术收藏家伊莎贝拉·加德纳（Isabella Stewart Gardner）：“结婚是我做过的最棒的事情。”[91]然而，当艾略特在婚后发现妻子早年病史后，这种喜悦旋踵即逝。薇薇安身体羸弱，十分敏感，有着很强的占有欲，又时常情绪波动甚至精神崩溃。为了承担起生活的开销和薇薇安治病的费用，艾略特先后在中学、夜校任教，在银行任职，同时兼职撰写书评，还时不时接受着罗素和庞德的资助，经济状况可以用紧张甚至是糟糕来形容。不过，虽然艾略特对薇薇安的感情极度的淡薄，但还是表现出了丈夫的责任心和良好的教养，在婚后尽力照顾薇薇安。然而，持续的照顾使艾略特心力交瘁，痛苦不堪。艾略特只能通过多份工作来挤占时间，让自己暂时地躲避来自家庭的精神重压。
艾略特的抑郁和痛苦除了生活的不易、婚姻的不顺之外，还有一部分源于他对自身身体掌控上的无力，尤其是性的处理上。从小受唯一神教的影响，艾略特对性常常怀有一种恐惧和罪恶之感，而成年后在大学、在欧洲时，接触到了更多的女性，这种欲望和本能变得越来越强，并与自身的道德观形成了强烈的对抗，艾略特经常挣扎于一种渴望却又不敢迈出第一步的困境之中。《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一诗实际上影射了艾略特在欲望追求上压抑、沮丧和矛盾的心理。诗中羞怯的中年男子反复问自己“我敢吗？”这个声音更像是来自于艾略特原始本我的试探。他告诉好友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如果我几年前能够（事实上，有时候我认为在婚前）破掉处子之身，不那么害羞，我现在应该会感觉更好。”[92]艾略特的诗歌中不乏一些与性相关的描写，有些甚至十分大胆直接，这可以理解为艾略特对欲望堵塞的一种疏通。此外，艾略特的羞怯与自身的身体状况也有关系，他饱受着先天性疝气的困扰，对身体的缺乏自信，使得“他的性欲要求带有先天的羞怯性，其中既有惧怕受人耻笑的心理，又有罪恶和自我厌恶这类感觉”。[93]可以肯定的是，婚后艾略特的性生活并不和谐。薇薇安暗指过艾略特有性障碍，后来与罗素有染。种种迹象表明，艾略特得知了此事，他虽然因此“感到耻辱”，但与罗素的关系并未因此破裂，这也间接证明了艾略特对薇薇安的感情是何等的凉薄。此后艾略特似乎在婚姻中奉行了一种禁欲主义，对薇薇安的排斥和厌恶逐渐加深。终于在1932年，艾略特决绝地与薇薇安分居，这直接导致了薇薇安最终的疯狂和崩溃。最后，这位可怜又可悲的女人于1947年孤独地死于一家医院。客观地讲，婚姻中的痛苦，艾略特自身是负有责任的。缺乏深入的了解、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性格上的寡断、情感上极端的保留都为自己埋下了婚姻的苦果。对于一个深爱他的女人，艾略特的冷漠和无情无疑是一种最大的摧残。薇薇安传记的撰写者和一些人甚至都怀疑，艾略特是不是有厌女症或同性恋倾向。当然，这些怀疑都未被证实过，不过薇薇安的确影响了艾略特在诗歌中对女性负面形象的塑造。《荒原》中的“索梭斯特里斯太太”“丽儿”“波特太太”基本都是丑陋、堕落、空虚的代名词。艾略特1917年写给父亲的信中就流露出了一种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他不屑地说道：“我一直力图尽可能地将写作掌握在男人的手里，我不相信女人在文学上能有什么作为。”[94]
罗素和庞德都担心艾略特会因为生活的拖累而导致在创作上生锈。尽管艾略特第一次婚姻中有过几段创作的滞塞期，但生活导致的各种矛盾和痛苦的冲撞反倒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且其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此时期完成的。如果没有生活的艰辛，艾略特是不可能写出这么多情感丰富炽烈的作品的。德国诗人席勒认为“想使我们对苦难的想象具有产生高度感动所需要的强烈程度，身历其境和亲身感受是完全必要的”。[95]哈罗德·布鲁姆也谈道：“一辈子只跟连续性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诗人的。”[96]艾略特自己也在一次访谈中肯定地说道：“要是我一点儿也不必为生活操心，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写诗上，很可能会扼杀我的创作生命。”[97]婚姻是艾略特生活的一个分水岭，由此他告别了生活的平稳安定，不断地面临着婚后生活的颠沛及不确定性。艾略特幸福的童年时光造就了艾略特对稳定生活的习惯。这种幸福也投射到早期诗歌中的意象之中。艾略特1905年写下的《一首抒情诗》，用一种浪漫主义的笔调传达了充满希望的爱情观。他写道：“那么让我们快去采撷新的花朵/看到花朵憔悴，也不会泪下/虽然我们爱情的日子屈指可数/但让它们放出神圣的光辉。”[98]然而，这样畅快轻盈的语气却在艾略特婚后的作品中难觅踪迹，取而代之的则是如“我已失去了我的视觉、嗅觉、听觉、味觉和触觉”[99]、“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睛也看不清了，我既不是活的也不是死的”[100]此类散发着麻木、痛楚甚至绝望气息的字眼。婚姻像把艾略特送上了生活的过山车，从快乐的顶峰急剧地坠落至痛苦的深渊。对于一个童年无忧、在女性羽翼下成长的人来说，当真正面临生活的诸多问题时，不仅会手足无措，也会更容易放大问题并陷入消极的状态中。这种落差造成了艾略特内心极大的煎熬。在种种矛盾面前，艾略特显得疲惫不堪、无可奈何，甚至后来自己也出现了神经崩溃的症状，最后不得不跑到英国南部的马盖特去休养了三个月，然后又跑去瑞士接受了心理学家罗杰·维托兹（Roger Vittoz）的治疗。他在信中向其母亲形容他和薇薇安两个人都好像要变得分崩离析，但是又时不时拼凑到一块儿。这说明两个人无法真正愉快地相处，但又无法彼此离开。艾略特的性格又使这些痛苦更加显得深切。他内向隐忍、自尊心很强，很难向他人启齿生活的难堪，这样很容易积累过量的心里垃圾，从而造成精神上的极大负担。艾略特内心的痛苦直接投射到了自身的气质上，全身上下散发着阴郁、沉默、隐忍的气息，甚至让一些朋友感觉他就像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弗吉尼亚·伍尔夫描述艾略特“苍白得像大理石”“就像个被欺负的很惨的办公室小哥，坐在高脚凳上，看上去就像感冒了一样迷迷糊糊”。[101]在这种情况下，诗歌成为艾略特唯一的情绪宣泄方式，以及关联个体感受和社会语境的纽带。艾略特也多次谈到诗歌具有一种精神的治疗作用，可以让他从“情感中逃离出来”，[102]或者“从严重不安中得到一种宽慰”。[103]艾略特评价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时，这样说道：“他不能逃避苦难，也不能超越苦难，因此他就自己寻找痛苦。但是他所能做的，是利用苦痛所无法伤害的那种巨大、被动的力量和感受性，来研究他的苦难。”[104]其实，用这句话来形容艾略特自己的创作经历又是何其的适用和恰当。
然而，诗歌并非艾略特脱离痛苦的解决之道。与艾略特基本同时代的神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认为，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这种关切是精神层面的一种重要需求。诗歌表达了艾略特的需求，但是并没有满足这种需求。艾略特认为诗歌尽管与道德和宗教存在联系，但它不是宗教也不是宗教的等同物。艾略特在自身生活“荒原”的行进过程中产生了极度的精神痛苦，他所需要的是一种稳定的秩序和正常的道德规范。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认为，宗教之所以普遍存在，正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们克服焦虑和对人生无常的感觉。这种功能恰恰是艾略特所渴望的。《荒原》“火诫”一节的结束语更像是艾略特发自内心的呼号：“燃烧吧！燃烧吧！燃烧吧！燃烧吧！啊！主啊！请您把我救出来吧！”[105]在这句话中，艾略特已经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宗教倾向了。艾略特后来在米开朗基罗所作的《哀悼基督》雕塑面前做出惊人的一跪，更像是用行动来表达内心对赎罪和拯救的虔诚和渴望。《哀悼基督》表现了耶稣被钉死后圣母玛利亚抱着他低头怜悯的情景。艾略特无疑把自己代入到耶稣受难的境遇中，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共鸣，才会做出令旁人侧目的下跪举动。1929年，他在写给保罗·埃尔默·莫尔（Paul Elmer More）的信中谈道：“唯有基督教助我与生活和解，否则生活令我恶心。”[106]艾略特从宗教中找到了一种令人宽心的秩序和令人信服的道德准则，这也是他选择宗教的深层原因。宗教中至上的神虽然也只是一个难以捕捉的观念，但由上而下的教义与仪式却是一种具体甚至繁冗的实在。它用一种缥缈的归向与规定并辅以烦琐程序的配合，使这种精神上的追求具化为习惯和本能，达成了精神和行为的双重约束和控制。这种超强的规范力量为整个社会的走向定下了基调，也为解决个人精神危机和现代社会危机提供了一种手段。
尽管艾略特在1928年才正式在《为兰斯洛特·安德鲁斯而作》里宣告自己是宗教上的天主教派，但其对宗教的皈依并非是心血来潮，这种倾向在其对布拉德利“绝对主义”、但丁和多恩诗歌的研究中就可窥见一斑，婚姻的痛苦只不过加速了他向英国国教靠拢的步伐。艾略特从小浸染在浓厚的宗教家庭氛围中，而后在哈佛大量地接触了印度教和佛教的教义，同时又深受圣奥古斯丁和T.E.休姆“原罪”观念的影响，对宗教具有天然的熟悉感。艾略特没有回归唯一神教，是因为唯一神教认为人性本善，与艾略特和英国国教信奉“原罪说”完全相左。艾略特也没有加入罗马天主教，而是选择了英国国教（圣公会），这是因为他认为“圣公会的戒律有着广泛的欧洲传统背景，最能体现英国文化的精神，同时又不失之狭隘或偏颇”“强调教会信徒的使命，强调圣社崇拜的重要性，为那些希望追寻的人提供了那种历史与仪式的延续，这对艾略特来说正是宗教信仰的核心”。[107]艾略特皈依后，遭到了诸多人士的讥讽和批评，其中就包括庞德和伍尔夫。他们对他的行为感到不可理解，一些人对他此后的创作也抱有怀疑的态度。庞德在1935年写给E.E.肯明斯的信中毫不客气地批评艾略特后期的诗歌水平已经“降低到了个人的层次”。[108]但事实证明，皈依后的艾略特迎来了新的创作高峰，而且在文学、哲学、宗教三者汇聚后，诗风朝着更加厚重深邃、广阔、超然的境界发展，其所探讨的问题也更加的抽象和永恒，更具普遍性和广泛性的意义。
“传统”与“现代”常常被一些文学激进分子视为一组二元对立的词。他们认为高举现代主义的大旗就是要反对一切传统，传统与现代是互为否定的。这种论调极易催生文学上的极端主义，导致传统和现代的割裂和孤立。然而，艾略特却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承继性关系。他谈道：“既往的作家中，总有一些更接近现代人的趣味；过去的时代中，总有一些与我们这个时代更为相似。”[109]在艾略特看来，无论是诗人还是其他艺术家，自我的意义无法产生于孤立的自我评估中，而是要通过与先贤的对比和比较才能获得。这种文学理念中隐约可见柏格森“绵延”这一哲学观念的影子。换而言之，传统和现代共同构成了文学的绵延。艾略特在其诗歌中用拼贴并置等手法将丰富的隐喻和典故串联起来，在现代性的框架中引入了传统的内涵，手法娴熟地搭建了一个历史与当代相互交织的广阔场域，为诗歌的解读提供了纷繁多样的视角和入口。因此，在艾略特的思想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向后的趋向，也可以发现向前的态势。这种承上启下的特征是艾略特文学思想中最为鲜明的特质之一。
《论语·子罕》中有句箴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大意为不主观臆断，不绝对看事情，不墨守成规，不自以为是。艾略特深谙此道，在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驱动下，他在思想上的表现比在婚姻中的表现要果断得多。对于前人的看法，艾略特不人云亦云，而是始终保持着吸收、扬弃和糅合的态度。按照他自己所说的，“当诗人的心智为创作做好完全准备后，它不断地聚合各种不同的经验，……而在诗人的心智里，这些经验总是在形成新的整体”。[110]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批评艾略特过于依赖前人的经验，聚合了过多的典故、戏仿、引言，造成了对作品本体空间的挤压和猝不及防的思维切换，使作品形式呈现出碎片化和不连贯性。但事实上，艾略特并没有丢掉他极为看重的整体观和秩序观。在这些似乎零散的形式表面下实际上隐藏着一个完整的象征框架、流畅的感情以及持续的思想之流。艾略特在求学时表现出了对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常常背诵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并选修大量的拉丁文和希腊文课程，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古典作品的领会能力。在艾略特看来，古典文学之于英国文学，犹如基石之于大厦，抛弃古典文学则会导致英国文学的没落。在艾略特的诗歌中可以看到拉丁文、意大利语、希腊语（神话）的直接运用，还可以看到荷马、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安德鲁·马维尔等人若影若现的存在。英国文学的古典性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对《圣经》文学意义的持续性开掘。这种一脉相承的创作传统在艾略特这里继续向前推进。艾略特作品中一条核心脉络就是对宗教和神话的化用，而且这条脉络随着艾略特创作技巧的不断成熟，越发清晰。《圣经》不仅仅是宗教文本，也是西方文学的伟大源头。柯勒律治称：“较之所有其他著作，《圣经》的语词将我带入更高远的生存境界。”[111]西方诗人常常通过对《圣经》的借鉴来丰富作品的意蕴，构建出宏阔厚重的艺术世界，但丁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艾略特对但丁极为推崇，也很好地继承了他的高超技艺。但丁对艾略特的影响确实持续了一生，按照艾略特自己的说法，这种影响是一种积累性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对你的控制就越大”。[112]但丁的《神曲》为艾略特将现代生活场景和地狱意象构建起类比和关联提供了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就是在宗教隐喻的表达方式下埋藏丰富、神秘的意指，使诗歌的艺术空间和想象空间突破语言本体的边界，不断向外延伸，从而吸引着读者耗费心力去取得，使其美学体验变得更加曲折和立体。正如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所言：“宗教的先验的和启示的观点对想象的头脑是一种极大的解放。”[113]艾略特对但丁《神曲》艺术形式的模仿在其诗歌中随处可见，如《荒原》中的“我没有想到死神竟报销了那么多人”，《空心人》中的“那些已经越过界限/目光笔直，到了死亡另一个王国的人”，《四个四重奏》中“他既是一个人又是许多人，烘焦的脸上/是我熟识的复合鬼魂的眼睛”等，不一而足。甚至有学者将《荒原》《灰星期三》《四个四重奏》一一对应《神曲》的《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堂篇》。艾略特在《但丁于我的意义》中谈到，但丁教会他认识到“某一语言的伟大作家应当是该语言的伟大仆从”“诗人有责任探索未被说出的东西，并寻找词语来捕捉人们甚至难以感觉到的感情”。这句话也隐约流露了艾略特“非个性化”和“客观对应物”的诗学理念。
此外，艾略特认为但丁的诗歌还具有一种“意外的特质”。[114]这种特质指的是诗歌的戏剧化特征。英诗中的戏剧化自但丁到莎士比亚、自玄学派再到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作品，承上启下，一以贯之，形成了一种传统。在艾略特的早期诗歌《夜曲》中，这种戏剧化特质便有迹可循。在这首十四行诗中，艾略特化用了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只不过在爱情的推进过程中突然转向死亡，用画风的突变激起了一种意外的特质。《小老头》则承袭了罗伯特·勃朗宁的戏剧独白，从思考中突然转向了虚无主义。艾略特把自己的诗歌灵感归功于以约翰·多恩（John Donne）、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等人为代表的玄学派诗人，尤其是来自于他们诗歌中对奇喻（conceit）的运用。奇喻也是诗歌戏剧化的表现手段之一，诗人往往凭借合适地安置奇喻而造成一种突兀惊异的效果，或如平缓之处突遇绝壁，或如幽绝之处突现清音，又或如无关之事突生瓜葛。在奇喻的使用中，诗人的角色已经变得隐晦和间接，这与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不谋而合。玄学派诗歌与后来的浪漫主义诗歌在表达方式上存在很大的不同，后者采取的是直抒胸臆的方法，情感直接停留在直观经验和语言层面上运行，然而前者则通过奇喻的使用以一种偏离正常逻辑进路、含蓄的方式来实现感情和思想的深层对接，实现了思想的感觉化。作为玄学派诗歌的灵魂特征，奇喻不仅仅产生了戏剧化的效果，而且成为思想和情感融合也就是“感受力统一”的载体和表现。“感受力统一”是艾略特诗学创作的重要追求之一。这个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已见雏形，并在欧洲启蒙运动中进一步发展，此后又体现在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之中。艾略特认为，“玄学派诗人的贡献在于他们又把这些材料（思想和感情）组合起来成为新的统一体”。[115]但是，艾略特又指出，这种传统在17世纪后出现了断裂，出现了“感受分离（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的情况。约翰·密尔顿（John Milton）和约翰·德莱顿等人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断裂，即便是后来诸多诗人的作品中体现了情感和思想的并存，但也未达到融合统一的效果。对于如何达到“感受力统一”的效果，则要联系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和“客观对应物”这两个概念。尽管艾略特对浪漫主义保持着一种批判的态度，但“非个性化”却与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所提倡的“消极能力说（Negative Capacity）”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济慈这一理念要求诗人能够在“含糊的、不确定的、怀疑的、神秘的境界中”不急于表现自己[116]，这实际上就是要诗人在创作中摆脱个性，抛却自我，达到一种大象无形的境界。艾略特深受启发，发展出了自己的“非个性化”诗学概念。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进一步提出，“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117]“客观对应物”的提出，则是为个性丧失的诗人如何表达情感提供了一个出路。艾略特在《哈姆雷特》一文中启示创作者：“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是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特定的情感。”[118]这种方法与中国古代诗人所诉诸的“比兴”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艾略特所提的这三个诗学概念共同构成了艾略特诗学创作的核心体系，成为解决“感受分离”这一流弊的方法和手段。
在哈佛求学期间，艾略特在阅读亚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所著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时接触到了儒尔·拉福格（Jules Laforgue）。艾略特后来认为自己“欠了西蒙斯一个很大的人情” “西蒙斯的书影响了我的一生”。[119]如果没有西蒙斯的书，他就无法接触到拉福格、瓦莱里等人。艾略特视拉福格为创作上的导师，是第一个教会了他如何“用自己的话语特色来写诗的种种可能性”。[120]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诗人对浪漫主义实行了有力的反拨，他没有像浪漫主义诗人一样对语言、节奏精雕细琢，而是采用了一种“平衡、冷峻、口语化的风格”，[121]在作品中常常以反讽的方式来表现对现代社会的嗤之以鼻。反讽之所以频繁出现在现代诗歌中并成为现代诗人的典型策略，按照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的解释，是因为反讽很好地体现了现代社会背景下作品所承受的语境压力，不仅可以粉碎共同承认的象征系统，而且能够复活语言并有力、准确地表达意义。[122]拉福格在诗歌的整体构造上与浪漫主义派背道而驰，他通过在诗歌中有意地设置一些非连贯性的因素来打破浪漫主义所看重的情绪、风格的统一，并营造出了讽刺和戏剧性的场景效果，很好地表现了现代社会的躁动。这种中断式的创作方式被西蒙斯称之为“一种紧张的艺术”。[123]拉福格的创作理念对艾略特触动很大，也是从这时起，艾略特诗风出现了明确的分野。他开始与“维多利亚时代英美诗歌文质彬彬的传统彻底决裂”[124]，其诗歌也成了“对传统的伤感情调和（波士顿）资产阶级的癖好的讽刺和抨击”。[125]普罗弗洛克在独白中嘲笑自己“有时，的确，近乎荒唐可笑/有时，差不多是个丑角”。[126]这种讽刺是艾略特对拉福格诗歌艺术的直接借用，同时也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文本特征。
在拉福格之前，艾略特首先接触到的是法国象征主义的先驱波德莱尔。他曾告诉一位友人，自己“早期的诗歌几乎是纯粹的拉福格，还带一点点波德莱尔的影子”。[127]如果说但丁为艾略特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地狱图景，那么波德莱尔的“病态”美学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地狱性”。泰奥菲尔·戈蒂耶在回忆起波德莱尔时，谈到他的风格是产生于“迷信的幽灵，怪诞的梦境，夜的恐怖，悄悄触摸的悔恨，令人心神不安的模糊的幻象，心灵最深处所隐藏的黑暗、扭曲和狰狞可怕的一切”。[128]这种风格与艾略特以往接触的诗体特征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散发出了一种强大的召唤力。尽管艾略特汲取了这种他称之为“恶魔主义”的力量，但并没有如波德莱尔怪诞黑暗的彻底。波德莱尔帮助艾略特训练出了捕捉现代意象尤其是城市意象的敏锐，使他认识到“一个少年在美国工业城市所具有的经验也能成为诗歌的材料；新诗的源头可以在以往被认为不可能的、荒芜的、绝无诗意可言的事物里找到”。[129]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来看，城市是不可或缺的场景，在这种场景中现代社会众生相才得以汇聚和重叠。波德莱尔开创了城市隐喻现代主义的诗歌模式，并极尽可能地勾勒出城市人群中的“丑”与“恶”，这种触目惊心的描绘很好地激起了艾略特的审美共通感。在艾略特看来，波德莱尔诗作中非凡的表现力和控诉强度正是他要干预现代精神危机所急需的手段。《序曲》中的“烟囱管帽子”、《荒原》中“虚幻的城市”“冬天的浓雾”等诸多都市意象的背后都有着波德莱尔的气息。但随着艾略特向宗教靠拢，波德莱尔的影响也逐渐消失。
在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下，艾略特的诗风迈向了更高的层次，确切地说，是迈向了更加广阔的现代性空间。而且，艾略特是在没有依靠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完成了自我转型，难怪庞德说艾略特是“依靠自己变得现代性的”。但是在遇到庞德时，艾略特虽然完成了自我的现代性转变，但仍然处于走向成熟的阶段。庞德不仅在生活上给予艾略特大量的支持，更在创作技巧上启发了艾略特。艾略特在《荒原》的题词中称庞德是“高明的巨匠”，这句评价恰当至极、毫不夸张。庞德长着略带红色的胡子，一溜波浪卷发，像北欧人一样粗犷，但在关心提携后辈上却十分细腻，无微不至。1914年秋季，庞德在看到《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时兴奋不已，迅速把它推荐给了时任《诗刊》杂志主编的哈丽特·门罗（Harriet Monroe），但这位女士却对此诗并无兴趣，在庞德的反复催促下，拖了一年后才予以发表。在艾略特还只是一位青涩的年轻诗人时，庞德便慧眼识珠，发现了他的才华，“指导他并持续地鼓励他”并在“他人面前不断地赞扬他”。[130]可想而知，对于一位在诗坛才崭露头角的年轻小辈，能够得到当时有影响力诗人持续的肯定，这对他塑造自信心、顺利地成长，有多么的重要。艾略特的家人对庞德的印象也很好，认为庞德是“一位非常讨人喜欢的伙伴，也是汤姆和薇薇安忠诚而温暖的朋友”。[131]
谈到现代主义诗歌，言必及庞德。与庞德产生联系的众多人物足以构成现代主义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群像图，艾略特也正是靠着庞德的领路而进入了英国文学圈和欧洲文学圈，并与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等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以庞德为首的意象主义者在遣词造句上奉行一种“经济原则”，视凝练的语言为诗歌的灵魂，任何多余的词都是一种累赘。1922年艾略特把《荒原》送给庞德，庞德大刀阔斧将《荒原》缩减了近一半的篇幅。艾略特自己形容就像“做了一次剖腹产手术”。[132]经由庞德之手的《荒原》已经在面貌上产生了较大的改变，语言上更加冷峻、硬朗，用艾略特自己的话说，《荒原》的最终形态是庞德“用筛子筛选而成的”。[133]从某种意义上看，《荒原》是两位现代派巨匠合作的一个产物，艾略特的宗教寓言、戏剧化风格、对话式反讽和庞德的意象主义思想等创作理念都完美地共存于这首长诗之中。从这段合作的过程来看，艾略特听任庞德所做的如此大的修改，并且在一些创作问题上反复地咨询庞德，一方面体现了艾略特开放的创作态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一直以来的怀疑主义立场。
艾略特在自由体诗歌的创作上显然受到了庞德的影响。在艾略特看来，庞德把自由体诗提升到了一流的高度，其格律和诗体都属上乘，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埃兹拉·庞德是自由体英诗的产儿。”[134]不过，艾略特反复提醒所谓的自由体诗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存在传统诗与自由体诗之分，也不能以韵的缺位和模式的不定性来定义自由体诗。真正好的自由体诗背后也隐藏着秩序，庞德的诗歌就位列此类，因为它“往往能在一堆貌似散乱的细节中重新聚拢新的生命”。[135]由于英诗注重韵律美学的传统在世纪之交时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导致庞德、艾略特等人的这种革新的现代自由诗与读者的审美习惯格格不入，其表现的现代危机主题又过于直白，对一些老派读者和精神逃避主义者而言，这些诗歌读起来如饮一杯苦酒，涩烈难耐。W.B.叶芝就直率地说：“我们老一代作家并不喜欢这些新风格的诗，但是不得不承认其强烈的讽刺力。”[136]叶芝的这句话，恰恰影射了在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众多人对现代诗歌矛盾的接受心态。庞德认为，诗歌的味道要与散文接近，简练如莫泊桑的散文，硬朗如司汤达的散文。艾略特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现代诗是用来说的”，“诗人如果不掌握散文体就写不出层次丰富的作品”。[137]与传统诗歌不同的是，现代诗歌更加侧重诗歌的叙事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诗歌放弃了诗歌的音乐性。只不过，诗歌的音乐性不能游离于诗歌的意义之外。在这一点上艾略特与庞德所见略同。艾略特主张格律不能太过显现，要“像个幽灵似的潜伏幕后”，[138]与诗歌的意义形成配合。庞德虽然鼓励诗人像音乐家一样创作，但是绝对不能言之无物，不能损毁诗歌的意义。庞德诗歌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历史意识的显现，这与艾略特的创作理念十分合拍。艾略特认为，历史的手法是“适合庞德性情的”。他强调：“这并非是一种考古或迂腐，而是一种手法，一种诗歌中十分高明的手法。”[139]这种历史意识并非仅靠模仿便能获得的，而是要以博学为基础。于此，艾略特找到了自己与庞德诸多的共通之处。艾略特在与庞德的交往过程中，庞德诗歌中的批评理论对其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在后期，两人的创作理念并不相同，但在文学交往的过程中所缔结的伟大友谊却从未消减。1946年，艾略特在《诗刊》上发表了《埃兹拉·庞德》一文，此时庞德已经因为二战期间为墨索里尼政府站台而被捕入狱。艾略特对此并不忌讳，反而给予了庞德高度的评价，文中写道：“庞德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第一次有了一场英美诗人相互合作、相互了解、相互影响的‘诗歌现代主义运动’。”[140]
艾略特晚年的文学革命精神大不如前。在许多后辈心中，他已成为散发着保守主义荣光的文坛巨擘。在1947年的一次演讲中，他提醒知识分子不要过于激进，不要让文学领域老是处于一种革命的状况。艾略特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很好地阐明了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系。两者在文学的历史上是一种链式的连续性结构，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传统无论多么的老旧，都包藏着现代的萌芽；而现代无论多么的新颖，都必然发端于传统和过去。正如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所言，在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套方法论或价值观完全被另一种取代，相反，一切是在反复对抗和修正中生长的”。[141]事实上，一种现代的理念在历经多次阐释和运用后最终也会变成新的传统。艾略特的文学思想之所以呈现出丰富广博的特征，其关键就在于艾略特本人抓住了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系，对各种理念兼收并蓄加以创新。用他自己在《批评的功能》一文中所说的话说，就是“没有一个作家是完全无求于别人的”，[142]也正是这种清醒的意识造就了其文学思想的高度和深度。
苏轼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随物赋行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143]他在《答谢民师书》还说道；“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44]苏东坡所赞赏的行云流水的文章境界需要有深厚的积淀，方能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同样，艾略特经过多年积累，也达到了如此境界。
[1] [美]牛顿·P. 斯托尔克奈特《文学与思想史》，载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0页。
[2] 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6页。
[3] 鲁迅著《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67—468页。
[5] [英]罗伯特·欧文著《欧文选集》第一卷，柯象峰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页。
[6] Eric Sigg，The American T. S. Eliot：A Study of the Early Writing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ix.
[7] T.S. Eliot， “To Criticize the Critic”， inTo Criticize the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 Valerie Eliot（ed.）， 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14—15.
[8] 转引自A. David Moody（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 S. Eliot，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5.
[9] [英]托·斯·艾略特《东科克尔村》，张子清译，陆建德主编《艾略特文集·诗歌》，汤永宽、裘小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44页。
[10] [英]托·斯·艾略特《东科克尔村》，张子清译，陆建德主编《艾略特文集·诗歌》，汤永宽、裘小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页。
[11] 该校起初差点被命名为艾略特大学，由于他本人反对，要确保大学的非宗教性质，最后以国父华盛顿的名字命名。
[12] James E. Miller，T.S. Eliot：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Poet， Philadelph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 In an Interview with V.S. Pritchett inThe New York Times， 21 September 1958.
[14] [英]托·斯·艾略特《宗教与文学》，李赋宁译，陆建德主编《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艾略特文集·论文》，李赋宁、王恩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15] Robert Brown，“Eliot at Faber”， 见http：//tseliot.com/editorials/eliot-at-faber.
[16] Herbert Howarth，Notes on Some Figures Behind T.S. Eliot，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4， p.23.
[17] Valerie Eliot & Hugh Haughton（eds.）， 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1，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53.
[18] Valerie Eliot & Hugh Haughton（eds.）， 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1，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35.
[19] Valerie Eliot & Hugh Haughton（eds.）， 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1，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hoto15， p.1059.
[20] 转引自[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艾略特传》，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7页。
[21] T.S. Eliot，The Use of Poetry and Use of Criticism， London：Faber & Faber， 1933， p.33.
[22] Valerie Eliot & John Haffenden （eds.），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1， London：Faber & Faber， 2011， p.569.
[23] T.S. Eliot，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inTo Criticize the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 Valerie Eliot（ed.）， 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45.
[24] T.S. Eliot，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inTo Criticize the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 Valerie Eliot（ed.）， 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52.
[25] T.S. Eliot， “The Hawthorne Aspect”， inThe Complete Prose of T.S. Eliot， Vol. 1， Jewel Spears Brooker & Ronald Schuchard（eds.），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739.
[26] Peter Buitenhuis， “Henry James on Hawthorne”，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Vol. 32， No. 2，（June 1959）， p.207.
[27] T.S. Eliot， “A Review ofEgoists，A Book of Supermanby James Huneker”， inThe Complete Prose of T.S. Eliot， Vol. 1， Jewel Spears Brooker & Ronald Schuchard（eds.），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p.24.
[28] T.S. Eliot， “The Influence of Landscape upon the Poet”，Daedalus，（Winter 1997）， Vol. 126， No.1， p.355.
[29] Valerie Eliot & John Haffenden（eds.），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5，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81.
[30] [英]托·斯·艾略特《干燥的塞尔维吉斯》，张子清译，陆建德主编《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艾略特文集·论文》，李赋宁、王恩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56页。
[31] 转引自[美]萨克文·伯克维奇、查尔斯·H.卡斯韦尔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诗歌与批评——1910—195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页。
[32] [英]托·斯·艾略特《诗的音乐性》，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78页。
[33] W. B. Yeats， “Modern Poetry”， in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London and Basingstoke：The Macmillan Press， 1961， p.499.
[34] [英]托·斯·艾略特《南希表妹》，裘小龙译，陆建德主编《艾略特文集·诗歌》，汤永宽、裘小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35] [英]托·斯·艾略特《干燥的塞尔维吉斯》，张子清译，陆建德主编《艾略特文集·诗歌》，汤永宽、裘小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页。
[36] Stephen C. Brennan & Stephen R. Yarbrough， Irving Babbitt， Boston：Twayne Publishers， 1987， preface.
[37] [美]欧文·白璧德著《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38] [美]欧文·白璧德著《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张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39] [美]欧文·白璧德著《法国现代批评大师》，石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
[40] [英]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译，陆建德主编《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41] [美]欧文·白璧德著《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张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42] [英]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译，陆建德主编《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43] [英]托·斯·艾略特《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李赋宁译，陆建德主编《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艾略特文集·论文》，李赋宁、王恩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页。
[44] [英]托·斯·艾略特《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李赋宁译，陆建德主编《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艾略特文集·论文》，李赋宁、王恩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页。
[45] [英]托·斯·艾略特《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李赋宁译，陆建德主编《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艾略特文集·论文》，李赋宁、王恩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19页。
[46] Stephen C. Brennan & Stephen R. Yarbrough， Irving Babbitt， Boston：Twayne Publishers， 1987， preface.
[47] [美]欧文·白璧德著《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张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作者前言。
[48] Herbert Howarth， Notes on Some Figures Behind T. S. Eliot，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4. p.132.
[49] [英]托·斯·艾略特《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李赋宁译，陆建德主编《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艾略特文集·论文》，李赋宁、王恩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61页。
[50] [英]托·斯·艾略特《关于人文主义重新考虑后的意见》，李赋宁译，李赋宁译，陆建德主编《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艾略特文集·论文》，李赋宁、王恩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页。
[51] Frederick Manchester and Odell Shepard，Irving Babbitt：Man and Teacher， New York：G. P. Putnam’s Sons， 1941， pp.103—104.
[52] 转引自JamesE.Miller，T.S. Eliot：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Poet， Philadelph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84.
[53] See John Lachs： George Santayana， Boston：Twayne Publishers：A Division of G. K. Hall & Co.1988.
[54] John Lachs： George Santayana， Boston：Twayne Publishers：A Division of G. K. Hall & Co.1988.p.3.
[55] Valerie Eliot & Hugh Haughton（eds.），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1，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570.
[56] Valerie Eliot & Hugh Haughton（eds.），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2， Rev. ed.， New Haven&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40.
[57] C.I. Lewis， “Santayana at Harvard”，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January 1954）， Vol. 51， No. 2， p.30.
[58] Rene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1750—1950 ， Vol. 6，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p.50.
[59] 参阅[美]雷纳·韦勒克著《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60] William G. Holzberger（ed.），The Letters of George Santayana， Book One， Cambridge：The MIT Press， 2001， p.19.
[61] Valerie Eliot & Hugh Haughton（eds.）， 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1，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18.
[62] T.S. Eliot，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Philosophy of F.H. Bradley， London：Faber & Faber， 1964， pp.21—22.
[63] [西]乔治·桑塔亚纳著《三位哲学诗人：卢克莱修、但丁及歌德》，华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64] [西]乔治·桑塔亚纳著《三位哲学诗人：卢克莱修、但丁及歌德》，华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65]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艾略特传》，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7页。
[66] Bruce Kuklick（ed.）， William James：Writings 1902—1910 ， 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 1988， pp.751—752.
[67] [法]亨利·柏格森著《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6页。
[68] [法]亨利·柏格森著《创造进化论》，肖隼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69] [法]亨利·柏格森著《创造进化论》，肖隼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70] Valerie Eliot & John Haffenden（eds.）， 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3，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33.
[71] [美]阿兰·G. 帕杰特、史蒂夫·威尔肯斯著《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三，刘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72] T.S. Eliot， “Inconsistencies in Bergson’s Idealism”， inThe Complete Prose of T.S. Eliot， Vol. 1， Jewel Spears Brooker & Ronald Schuchard（eds.），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79.
[73] See T.S. Eliot， “Inconsistencies in Bergson’s Idealism”，inThe Complete Prose of T.S. Eliot， Vol. 1， Jewel Spears Brooker & Ronald Schuchard（eds.），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67—81.
[74] [英]托·斯·艾略特《弗兰西斯·赫伯特·布莱德利》，李赋宁译，李赋宁译，陆建德主编《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艾略特文集·论文》，李赋宁、王恩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28页。
[75] Francis Herbert Bradley，Appearance and Reality， 2nd e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45.
[76] May Sinclair，A Defense of Idealism：Some Questions and Conclusions， New York：Macmillan， 1917， p.132.
[77]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
[78] T.S. Eliot， “Report on the Relation of Kant’s Criticism to Agnosticism”，in The Complete Prose of T.S. Eliot， Vol. 1， Jewel Spears Brooker & Ronald Schuchard（eds.），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40.
[79] T.S. Eliot，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Philosophy of F.H. Bradley， London：Faber & Faber， 1964， p.169.
[80] T.S. Eliot， “A Prediction in Regard to Three English Authors：Writers Who， Though Masters of Thought， are Likewise Master of Art”，inThe Complete Prose of T.S. Eliot， Vol. 2， Anthony Cuda & Ronald Schuchard（eds.），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516.
[81] Bertrand Russell，Mysticism and Logic and Other Essays，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6， p.111.
[82] [英]托·斯·艾略特《小老头》，裘小龙译，陆建德主编《艾略特文集·诗歌》，汤永宽、裘小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83] Jeffrey Blevins， “Absolutism， Relativism， Atomism：The ‘small Theories’ of T. S. Eliot”，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Winter 2017）， Vol.40， No.2， p.109.
[84] Valerie Eliot &Hugh Haughton（eds.）， 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1，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41.
[85] T.S. Eliot， “Style and Thought：An unsigned review ofMysticism and Logic and Other Essays， by Bertrand Russell”， inThe Complete Prose of T.S. Eliot， Vol.1， Jewel Spears Brooker & Ronald Schuchard（eds.），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691.
[86] [法]皮埃尔·马舍雷著《文学在思考什么》，张璐、张新木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页。
[87] 〔清〕王国维著《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佛雏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88] T.S. Eliot， “To Criticize the Critic”， inTo Criticize the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 Valerie Eliot（ed.）， 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p.20—21.
[89] Anthony Cuda， “The Poet and the Pressure Chamber：Eliot’s Life”， inA Companion to T. S. Eliot， David E. Chinitz（ed.）， Chichester：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9， p.7.
[90] Valerie Eliot & Hugh Haughton（eds.）， 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2，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90.
[91] Valerie Eliot & Hugh Haughton（eds.）， 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1，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70.
[92] Valerie Eliot & Hugh Haughton（eds.）， 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1，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35.
[93]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艾略特传》，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页。
[94] Valerie Eliot & Hugh Haughton（eds.）， 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1，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92.
[95] [德]席勒著《悲剧艺术》，张玉书选编《席勒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96] [美]哈罗德·布鲁姆著《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97] Donald Hall & D. Cammell （eds.）， “The Art of Poetry I：Interview with T.S. Eliot”，Paris Review21（1959） ：47—70. P.65.
[98] [英]托·斯·艾略特《一曲抒情诗》，裘小龙译，陆建德主编《艾略特文集·诗歌》，汤永宽、裘小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44页。
[99] [英]托·斯·艾略特《小老头》，裘小龙译，陆建德主编《艾略特文集·诗歌》，汤永宽、裘小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100] [英]托·斯·艾略特《荒原》，裘小龙译，陆建德主编《艾略特文集·诗歌》，汤永宽、裘小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101] Virginal Woolf，The Diary of Virginal Woolf， Vol.2， Orlando：Harcourt Brace， 1980， p.2.
[102] T.S. Eliot，Selected Essays of T.S. Eliot， New York：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4， p.10.
[103] T.S. Eliot：“The Three Voices of Poetry”， in On Poetry and Poets， New York：The Noonday Press， 1961， p.107.
[104] [英]托·斯·艾略特《波德莱尔》，王恩衷译，陆建德主编《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艾略特文集·论文》，李赋宁、王恩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
[105] [英]托·斯·艾略特《荒原》，裘小龙译，陆建德主编《艾略特文集·诗歌》，汤永宽、裘小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106] Valerie Eliot & John Haffenden（eds.）， 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4，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360.
[107]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艾略特传》，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50、151页。
[108] Barry Ahearn （ed.）， T he Correspondence of Ezra Pound and E. E. Cummings，， 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46.
[109] T.S. Eliot， “To Criticize the Critic”， inTo Criticize the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 Valerie Eliot（ed.）， 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21.
[110] [英]托·斯·艾略特《玄学派诗人》，李赋宁译，陆建德主编《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艾略特文集·论文》，李赋宁、王恩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111] David Norton，A History of the Bible as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83.
[112] T.S. Eliot， “What Dante Means to me”， inTo Criticize the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 Valerie Eliot（ed.）， 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130.
[113] [加]诺斯罗普·弗莱著《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114] [英]托·斯·艾略特《但丁》，王恩衷编，陆建德主编《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18页。
[115] [英]托·斯·艾略特《玄学派诗人》，李赋宁译，陆建德主编《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艾略特文集·论文》，李赋宁、王恩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116] 参阅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61—62页。
[117] [英]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译，陆建德主编《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118] [英]托·斯·艾略特《哈姆雷特》，王恩衷译，陆建德主编《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119] T.S. Eliot， “A Review of Baudelaire and the Symbolists”， inThe Complete Prose of T.S. Eliot， Vol.4， Jason Harding & Ronald Schuchard（eds.），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1.
[120] T.S. Eliot， “What Dante Means to me”， inTo Criticize the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 Valerie Eliot（ed.）， 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126.
[121] Arthur Symons，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2009， p.105.
[122] 参阅[美]克林斯·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袁可嘉译，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346页。
[123] [美]克林斯·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袁可嘉译，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124] 转引自[英]托·斯·艾略特著《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125]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艾略特传》，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1页。.
[126] [英]托·斯·艾略特《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汤永宽译，陆建德主编《艾略特文集·诗歌》，汤永宽、裘小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127] Valerie Eliot & John Haffenden（eds.）， 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5，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35.
[128] [法]泰奥菲尔·戈蒂耶著《回忆波德莱尔》，陈圣生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129] T.S. Eliot， “What Dante Means to me”， inTo Criticizethe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 Valerie Eliot（ed.）， 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126.
[130] Anthony Cuda， “ThePoet and the Pressure Chamber：Eliot’s Life”， inA Companion to T. S. Eliot， David E. Chinitz（ed.）， Chichester：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9， p.5.
[131] Valerie Eliot & Hugh Haughton（eds.）， 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2，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48.
[132] Valerie Eliot & Hugh Haughton（eds.）， 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1，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9.
[133] Valerie Eliot & Hugh Haughton（eds.）， 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 1， Rev. ed.，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726.
[134] T.S. Eliot， “Ezra Pound：His Metric and Poetry”， inToCriticize the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 Valerie Eliot（ed.）， 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167.
[135] 蒋洪新著《庞德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78页。
[136] W. B. Yeats， “Modern Poetry”， in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London and Basingstoke：The Macmillan Press， 1961， p.499.
[137] [英]托·斯·艾略特《诗的音乐性》，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81页。
[138] T.S. Eliot， “Reflections on ‘Vers Libre’”， inTo Criticize the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 Valerie Eliot（ed.）， 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187.
[139] T.S. Eliot， “The Method of Mr. Pound”， inThe Complete Prose of T.S. Eliot， Vol. 2， Anthony Cuda & Ronald Schuchard（eds.），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42.
[140] T.S. Eliot， “Ezra Pound”，Poetry， Vol. 68， No. 6，（September 1946）， p.330.
[141] [美]埃德蒙·威尔逊著《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1930年的想象文学研究》，黄念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142] [英]托·斯·艾略特《批评的功能》，罗经国译，陆建德主编《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143] 李之亮注释《苏轼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144] 李之亮注释《苏轼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