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套
在部里……但还是不要说出是哪一部好些。再没有比各种部，团，办事处，总之一句话，再没有比各种公务员更容易闹脾气的了。现在每一个个别的人，都认为侮辱他就是侮辱整个社会。据说，最近有一个县警察局长，不记得是哪一县的了，递了一张呈文，呈文里明明白白写道：国家法纪濒于危殆，他神圣的官名随便让人糟蹋。作为证据，他把厚厚一大卷传奇稗史添附在呈文后面，每隔十页就有一个县警察局长出现，有些地方还写他喝得烂醉如泥。因此，为了避免引起不愉快起见，我们不如把这里所要讲到的部叫作某部。这样，在某部里，有某一官员当过差，这官员不能算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矮矮的身材，有几颗麻子，头发有点发红，甚至眼睛也像有点迷糊，脑门上秃了一小块，两边腮帮子上满是皱纹，脸色使人疑心他患痔疮……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彼得堡气候的不是。至于说到官衔（因为我们这里开宗明义就得说明官衔），那么，他是所谓一辈子的九等文官，大家知道，有着值得赞美的、欺凌不会咬人的人的习惯的各式各样作家们，对这些人是不惜尽情加以嘲弄和奚落的。这官员姓巴施马奇金。光瞧这个词，就知道原来是从巴施马克[1]变来的；可是它在哪一年，什么时候，怎么样从巴施马克变来的，可就无从查考了。父亲，爷爷，甚至妻舅和全体巴施马奇金家的人，都穿长统靴，每年换两三回底。他的名字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读者也许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古怪，别出心裁，但我可以保证，决没有人搜索枯肠把它想出来，而是自然而然演变到这一步，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他起别的名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在三月二十三日深夜降生的。故世的母亲，官员的老婆，一个贤惠的妇人，已经准备妥当给孩子受洗。母亲还躺在门对面的一张床上。右首站着教父，一个出格的好人，在参议院当股长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叶罗施金；还有教母，巡长的老婆，一个具有稀有的美德的妇人，阿林娜·谢苗诺夫娜·别洛勃留施科娃。人家给产妇三个名字，任她挑选一个：莫基雅，索西雅，或者用殉教者霍慈达札特的名字称呼孩子。“不行，”死者想，“全是这样讨厌的名字。”为了讨她喜欢，人们把日历翻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出现了三个名字：特利菲里，都拉和瓦拉哈西。“真倒霉，”老太婆说，“全是些什么样的名字，说真的，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名字。要是瓦拉达特或者瓦鲁赫，倒也罢了，可偏偏是什么特利菲里，瓦拉哈西。”又翻过一页——出现了巴甫西卡熙和瓦赫季西。“得，得，我明白了，”老太婆说，“这一定是他命该如此。既然这样，就叫他父亲的名字好了。父亲叫阿卡基，儿子就也叫阿卡基吧。”这样，就有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2]。孩子受了洗；他在这当口哭了，扮了个鬼脸，仿佛预先知道他要当九等文官似的。这便是事情的全部经过。我们这样交代，为的是让读者可以明白，事情的趋势不得不如此，给他另外起个名字是决计办不到的。他在哪一年，什么时候进部里当差，什么人举荐的，这一点谁都不记得了。不管换了多少任部长和各种长官，总看见他坐在老地方，采取同样的姿势，干同样的职务，总是一个抄写文书的官儿；因此，后来大家都相信，他准是穿了制服秃了头顶，原封原样生到世上来的。部里的人对他一点也不表示敬意。当他走过的时候，看门人不但不站起来，甚至也不对他望一眼，就当是一只普通的苍蝇从接待室飞过一样。长官们对待他冷淡而又横暴。有一个副股长一直把公文塞到他鼻子前面来，也不说一声：“请抄一遍。”或者：“这儿有一份怪有趣味的案卷。”或者添上一些在教养有素的机关中常说的悦耳动听的话。他一手接过来，眼睛只盯住公文，也不瞧瞧谁递给他，人家有没有权利这样做。他接过来，就动手抄写。年轻的官员们，尽量施展出他们全部公务员的机智来嘲笑他，挖苦他，当面讲述关于他，关于他的房东太太，七十岁的老太婆的种种捏造出来的故事，说房东太太打他，问他们多咱结婚，又把碎纸片撒在他头上，说是下雪。可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句话也不回答，好像他面前一个人也没有似的；这甚至也不影响他的工作：在一阵纠缠中，他没有抄错过一个字。除非玩笑开得太厉害，人家碰他的胳膊肘，妨碍他干活儿的时候，他才说：“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吗欺负我？”在这几句话和讲这几句话的声音里面，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在这声音里面，可以听到这样一种引人怜悯的东西，一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本来学别人的样，也想取笑他，忽然竟像被刺痛了似的停住了，从此以后，仿佛一切在他面前都变了样，变得跟从前大不相同起来。一种什么神奇的力量，使他疏远了那些从前被他认做体面的上流人物而来往甚密的同事们。以后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在最快乐的时刻，他会想起那个脑门上秃了一小块的、矮小的官员和他痛彻肺腑的话：“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吗欺负我？”——并且在这些痛彻肺腑的话里面，可以听到另外一句话：“我是你的兄弟。”于是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就用手掩住了脸，后来在他的一生里，当他看到人身上有着多少薄情的东西，在风雅的教养有素的上流士绅中间，天啊！甚至在世人公认为高尚而正直的人们中间，隐藏着多少凶残的粗野的时候，他有许多次忍不住战栗起来。
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这样忠于职守的人。说他热心服务，还嫌说得少了；不，他简直是怀着爱心服务。他在抄写中看到了一片变化多端和赏心悦目的世界。愉快之情流露在他的脸上；有几个字母是他特别心爱的，一写到它们，他就神魂颠倒起来：又是笑，又是眨巴眼睛，又是牵动嘴唇，因此一看他的脸，仿佛就可以猜出他笔下描出的每一个字母。如果按照他的勤奋行赏的话，连他自己都要吃惊，说不定他会当上五等文官的；可是，正像他的刻薄的同事们说的，他却挣得了两袖清风，一身毛病。然而也不能说，对他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注意。有一个部长是个好人，想酬谢一下他长年的服务，于是吩咐给他些比普通抄写重要些的事情做；就是要他根据业已办妥的公事草拟一封公函送往另外一个衙门；事情是只须换一换上款，再把几处动词从第一人称改成第三人称就行了。这害他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弄得浑身是汗，他擦着额上的汗珠，终于说：“不行，还是让我抄写点什么吧。”从此以后，人家就永远让他干抄写这一行了。除了抄写以外，仿佛什么东西对他都不存在似的。他压根儿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衣着：他的制服不是绿的，而是一种红褐带灰色的。他的领子又窄又矮，因此他的脖颈虽然不长，却从领子里耸出来，显得特别颀长，好像是侨居俄国的外国小贩十来个一大堆顶在头上的、摇头晃脑的石膏小猫的脖颈一样。并且，总有些什么东西粘在他的制服上：不是一根稻草就是一个线头；再加上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每次走在街上，总是当人家扔垃圾的时候，他偏偏打窗口经过，因此他的帽子上永远挂着西瓜皮、香瓜皮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一辈子从来没有一次注意过每天街上发生的事情，大家知道，他的同事，年轻的官员，却总是留心这些的，他们那一双灵活的眼睛的锐敏性发挥到这种程度，甚至可以看出对过人行道上某人裤子下面一根缚足掌的皮带[3]松开了，——这现象常常使他们脸上露出狡猾的一笑。
可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即使瞧什么，他瞧见的也只是他自己清晰工整的字行，并且只有当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一匹马，把马头搁在他肩膀上，鼻孔里把一阵风吹到他面颊上的时候，他才省悟过来，知道自己不是在字行的中间，而是在街道的中间。一回到家里，他立刻在桌子边坐下来，大口喝白菜汤，吃掉一块夹葱牛肉，食而不知其味，连着苍蝇和这时老天爷送到他嘴边来的不管什么东西，一股脑儿吞到肚里。觉得肚子填饱了，就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把墨水瓶拿出来，抄写带回家的公文。如果没有这样的活儿干，他就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故意给自己抄下个副本，特别是如果公文的妙处不在于文体之美，而是因为写给一位什么新贵的话。
甚至在那样的时刻：当彼得堡灰色的天空完全暗下来，全体官员按照各人所得的官俸和嗜好吃饱喝足了的时候，——当部里嗖嗖的笔尖声已经停止，奔波忙碌，干完了自己和别人的必不可少的事务，不安顿的人给自己揽到身上的一切超过必要的事务，所有的人都去安息了的时候，——当官员们忙着享受剩余的时间的时候：胆大一点的上戏院里去；有的去蹓大街，尽往帽子下面看女人；有的去赴晚会——消磨时间奉承一个姿色不错的姑娘，小小官场里的明星；最常见的是，还有的干脆去找同事玩，同事住在四层楼或者三层楼上，有两间小房间，外带一间前厅或者厨房，陈设一些有意摆阔的时髦玩意儿，像洋灯或者别的花了省吃省喝、牺牲玩乐等等代价换来的东西；总之，甚至在那样的时刻：当全体官员散布在朋友的小屋子里打惠斯特牌，捧着杯子喝茶，啃着廉价的面包干，从长烟管里喷出烟来，在发牌时讲着从凡是俄国人就不能不向往的上流社会传出的流言蜚语，或者要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就重复着那永远说不完的奇闻，据说有人去报告一位司令官，说是法尔康纳[4]雕塑的纪念碑上的马尾巴被人砍掉了云云的时候，——总之，甚至当大家都竭力寻找消遣的时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也不去寻找任何消遣。谁都说不出，多咱在哪一个晚会上碰见过他。他抄够了，就躺下睡觉，想着明天的日子，先就打心眼儿里乐开了：不知道老天爷明天又要赐给他什么东西抄。一个每年挣四百卢布而能乐天知命的人平稳无事的生活就这样过下去了，并且也许一直会过到衰老的暮年，如果不仅仅在九等文官，并且在三等、四等、七等以及一切顾问官，甚至那些既不给任何人顾问也不受任何人顾问的顾问官们的生活道路上，不是铺满着各式各样的患难的话。
在彼得堡，对于所有每年挣四百卢布官俸或将近这个数目的人，有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北方的严寒，虽然也有人说它对健康是有益的。早晨一过了八点钟，正是满街泛滥着上部里去的人的时候，它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对准所有的鼻子狠命地、刺一样地钻起来，简直叫那些可怜的官员们不知道把鼻子往哪儿搁才好。在这连大人先生都冻得脑门发疼眼泪汪汪的时候，可怜的九等文官们有时简直是毫无防御的。唯一解救的办法，就是穿着单薄的外套尽快地越过五六条街，然后在门房里使劲地跺脚，直跺到把所有在路上冻僵了的执行职务的能力和才干融解开来为止。最近以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开始觉得脊梁和肩膀奇冷刺骨，虽然他竭尽全力尽快地赶完那段一定的距离。他终于想到，别是他的外套出了什么毛病吧。回到家里把它仔细查看一遍，他发现果然在两三个地方，正是在脊梁和肩膀上，已经只剩下名副其实的几缕棉纱了：呢子磨得都透光了，里子也开了绽。得交代一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外套也早已成了官员们嘲笑的目标；甚至外套这个高贵的称号也给剥夺了，都管它叫长衫。它的确有一种奇怪的构造：领子一年比一年缩小，因为裁下缝补它的别的部分去了。这也实在显不出裁缝的手艺，补得又臃肿，又寒碜。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看出别无办法，只得把外套拿去求教彼得罗维奇，一个住在某处从后楼梯出进的四层楼上的裁缝，这人虽然只有一只眼，满脸麻子，可是缝补官员们以及其他人等的裤子和燕尾服倒是挺在行的，自然，是当他没有喝醉酒，脑子里没有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关于这位裁缝，当然，不应该说得太多，可是现在已经成了这样的习惯，小说里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非说得清清楚楚不可，所以没有法子，我们只得在这里也把彼得罗维奇表述一番。起初人家干脆管他叫格利戈里，他是某一位老爷的农奴；不久他领到了释奴证，于是每逢节日就狂饮起来，起初还是逢到大节日才喝，后来只要看见日历上画着个十字，就不分大小，在任何一个教会节日都喝起酒来，从这时候起，人家就称呼他彼得罗维奇了。从这方面说来，他是忠于祖先的习惯的，他和老婆吵起嘴来，就骂她臭娘们和德国娘们。我们既然提到了他的老婆，那么，就也得对她讲上两句；可是遗憾得很，关于她，我们竟知道得不多，只知道彼得罗维奇有一个老婆，她甚至只戴便帽，不包头巾；可是论到容貌，她似乎是无法夸口的；至少，看到她时，只有一些近卫骑兵才往便帽下面望她一眼，翘翘胡子，发出一声怪叫。
通到彼得罗维奇家的楼梯，得说句公道话，沾满着水渍和污水，渗透着一种熏人眼睛的酒味儿，大家知道，这股味儿是跟所有彼得堡房屋的后楼梯不可分离地连在一起的，——走上这楼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盘算着彼得罗维奇会要多大价，并且拿定了主意决不付给他超过两卢布。门是开着的，因为主妇在烹一条什么鱼，厨房里烟雾弥漫，连蟑螂都看不见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穿过厨房时主妇竟会没有瞧见，他终于走进屋里，看见彼得罗维奇像个土耳其总督似的盘着腿，坐在一张没有上漆的大木桌上。按照一般坐着干活儿的裁缝的习惯，赤着一双脚。首先映进眼帘的是一只怪眼熟的大拇指，油灰指甲又厚又硬，像乌龟壳一样。彼得罗维奇脖子上挂着一绞丝线和棉线，膝盖上铺着一块破布。他用棉线穿针眼已经穿了三四分钟，没有穿上，所以对黑暗生起气来，甚至对棉线也生了气，低声嘟哝道：“不进去，蛮婆子；折腾得我好苦，你这鬼灵精！”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后悔不该正赶上彼得罗维奇生气的时候来找他：他喜欢在彼得罗维奇有点儿醉意醺然，或者像他老婆所说的“灌饱了黄汤，这独眼龙”的时候，来找他做点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彼得罗维奇总是肯让点价钱，一口应承下来的，甚至还鞠躬道谢。后来，固然，老婆会哭哭啼啼地来说，丈夫喝醉了酒，所以价钱要得低了；可是，常常只需多给她十戈比，事情也就顺当了。这会儿，彼得罗维奇却像是挺清醒的，因此，他的脾气就特别别扭，不容易说话，鬼知道会要出多大的价钱。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明白了这一点，像俗话所说的，就想打退堂鼓，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彼得罗维奇把一只独眼眯缝起来，盯住他瞧，于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由自主地只得说：“好啊，彼得罗维奇！”——“祝您好，先生。”彼得罗维奇说，把眼睛往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手上斜瞟过去，瞧瞧对方带来了一件什么样的好买卖。
“我上你这儿来，彼得罗维奇，是那个……”得交代一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起话来总喜欢用上许多前置词，副词，还有一些毫无意义的小品词。如果碰到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情，他甚至有不把话说完的习惯，因此常常用这样的话开场：“这，简直是，那个……”往后就没有下文，连他自己也忘了个干净，以为话已经说完了。
“什么事呀？”——彼得罗维奇说，同时用独眼把他那件制服仔细打量了一下，从领子一直看到袖子、后身、下摆和扣眼，这一切都是他非常熟悉的，因为全是他的手艺。裁缝的习惯就是这样；这是他一见面时要做的第一件事。
“我是为了那个，彼得罗维奇……一件外套，呢子……你瞧，别的地方都挺厚实，就是有点灰扑扑的，看起来好像旧了，其实它还是新的，只有一个地方有点那个……脊梁上，还有肩膀上，有一个地方磨破了一点，就是这儿肩膀上有一点——你瞧，就是这么一点。费不了多大事情……”
彼得罗维奇接过长衫，先把它摊平在桌子上，看了许久，直摇头，伸手到窗台上去拿来一只圆圆的鼻烟匣，上面有一个将军像，可不知道是哪一位将军，因为脸的地方被手指戳破了，后来给贴上了一块四四方方的小纸片。彼得罗维奇闻了一撮鼻烟，双手把长衫撑开，迎着亮细瞧了一下，又是直摇头。然后把里子翻出来，又摇头，又打开贴着小纸片的匣盖，往鼻子里塞足鼻烟，关上盖，把鼻烟匣藏过一边，终于说：
“不行，不能补了：这衣服简直不成样啦！”
一听这几句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心里扑通一跳。“为什么不能补，彼得罗维奇？”他几乎用小孩子似的恳求的声音说，“总共只有肩膀上磨破了一点呀，你总有一些零碎布料……”
“零碎布料有倒是有，零碎布料倒是容易找到的，”彼得罗维奇说，“可是缝不上去呀：东西全糟了，针一碰，它就破啦。”
“破就让它破吧，你可以立刻给打上一块补丁。”
“补丁叫我往哪儿打？再缝上几针也不顶事了，破得太厉害了。说是呢子，也不过叫着好听罢了，风一吹，就褛了。”
“给缝上几针吧。这是怎么说的，实在那个……”
“不行，”彼得罗维奇坚决地说，“一点办法也没有。东西完全不中用了。您还不如等严冬到来的时候，把它改做包脚布吧，因为袜子不暖和。袜子是德国人发明的，为了要多赚咱们的钱（彼得罗维奇喜欢一有机会就刺德国人几句）；可是外套，看来您只能做一件新的了。”
一听见“新的”这两个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顿时两眼发黑，屋里的东西都在他眼前打起转来。他看得清楚的只有彼得罗维奇鼻烟匣盖上那个脸上贴着纸片的将军。“什么？做新的？”他说，仍旧好像在做梦似的，“我没有这一笔钱呀。”
“是的，做新的。”彼得罗维奇带着残酷的沉静说。
“唔，要是一定得做新的，那可怎么那个……”
“您是说，要花多少钱？”
“是呀。”
“您得花上一百五十多卢布。”彼得罗维奇说，同时意味深长地抿紧嘴唇。他非常喜欢强烈的效果，喜欢使个什么花招儿，突然把人家难住，然后斜着眼睛去瞧那个被难住的人听了他的话会窘成什么怪模样。
“一百五十卢布做一件外套！”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喊起来，他有生以来恐怕还是第一次大声地喊，因为一向总是以低声说话出名的。
“是喽。”彼得罗维奇说，“还得看是什么样的外套。如果领子上搁貂皮，帽兜用绸里子，那就得花两百卢布了。”
“彼得罗维奇，劳你的驾，”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用恳求的声音说，没有听见，并且也不想听见彼得罗维奇所说的话以及它的一切效果，“你给想法子补一补，对付着再穿一些时候吧。”
“没有用，结果准是：白费工夫，白糟蹋钱。”彼得罗维奇说，于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听了这些话，就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彼得罗维奇在他走后，还站了好一会儿，意味深长地抿紧嘴唇，没有就去干活儿，很满意既没有降低身份，也没有糟蹋裁缝的手艺。
走到街上，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恍恍惚惚的，仿佛是在梦里。“真是打哪儿说起，”他对自己说，“我真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那个……”后来，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又找补上一句，“瞧！到底闹了这么个结果，我真是想都没有想到。”这之后又是长时间的沉默，接着他说，“瞧！这简直，真是，出人意料，那个……这是怎么也……这步田地！”说完这几句话，他没回家，连自己也没有觉察，糊里糊涂往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一路上，一个浑身煤灰的通烟囱的人碰了他一下，蹭了他一肩膀的黑；从一幢正在兴筑的房子顶上又劈头盖脑撒了他一大把石灰。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后来，直等到他碰上一个把戟放在身旁、正从角形烟盒里往满布老茧的手掌上倒鼻烟的岗警的时候，他才有点清醒过来，并且这也是多亏岗警冲他喊了一声：“怎么往人家身上撞，你不能走人行道么？”他这才往四下里瞧了瞧，转身走回家去。回到了家里，他才开始凝神思索，清楚而真切地看出自己所处的境遇，并非语无伦次，而是慎重、坦率地、像对一个可以倾谈知心话的明白事理的朋友谈天似的自问自答起来。“唔，不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这会儿去跟彼得罗维奇讲，是讲不通的：他这会儿那个……准是让老婆给揍了。我最好还是星期天早晨去找他：他过了星期六这一晚，第二天眼睛一定会斜着，睡过了头，他就会需要喝两杯解解宿醉，可是老婆不给他钱，这时候，我只要那个，把十戈比塞在他手里，他就肯通融了，于是外套就那个……”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样自言自语着，振作起精神来，一直等到下一个星期天，远远的瞅见彼得罗维奇的老婆出门上什么地方去，就赶紧找他去了。彼得罗维奇在星期六以后，果然眼睛斜得很厉害，脑袋垂倒着，一副睡过了头的样子；可是，话虽如此，他一知道对方的来意，就跟有鬼推了他一把似的。“不行”，他说，“请您定做新的吧。”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立刻塞给他十戈比。“谢谢您，先生，我来喝一杯祝您的健康，”彼得罗维奇说，“可是，外套的事，您不用再操心了：它简直不成了。新外套我一定好好地给您做，准保您满意。”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还是唠叨着说要修补，可是彼得罗维奇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我一定给您做新的，您把事情交托给我好了，我一定尽力。咱们做时兴样的，领钩用银的。”
这时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看到非做新外套不可，心里凉了半截。真的，这可怎么办呢？指望什么，用什么钱来做新的呢？当然，一部分可以指望将来的节赏，可是这笔钱早就顶了别的窟窿，派了用处了。得做一条新裤子，付清鞋匠给旧靴子换新靴面的一笔旧账，还得向女裁缝定做三件衬衫和两件不便形诸笔墨的内衣，总而言之：所有的钱全要花光，即使部长大发慈悲，不是给四十卢布的赏金，而是给四十五或者五十卢布，也还是剩下寥寥无几，用来做外套，那真是沧海中的一粟罢了。当然，他也知道彼得罗维奇专喜欢漫天讨价，常常连他老婆都忍不住喊起来：“你疯了，你这傻瓜！有时候一个钱不拿就把活儿留下了，这会儿可又鬼迷心窍，要这么大的价钱，把你人卖了也不值呀。”当然，他也知道，彼得罗维奇就是八十卢布也肯做了；可是，打哪儿去弄这八十卢布呢？他可以对付上半数：半数是可以张罗到的；甚至还能更多些；可是，另外的半数上哪儿去找呢？……可是，读者先得知道，第一个半数是打哪儿来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有一个习惯，每花掉一卢布，就往一只上了锁、盖上挖一个投钱的窟窿的小箱子里投进一枚半戈比铜币。每过半年，他就查看一次积蓄起来的铜币的总数，把它换成小银币。他这样继续了许久，因此在几年当中，积蓄起来的钱数已经超过四十卢布。这样，半数总算有了着落；可是，上哪儿去张罗那一半呢？上哪儿去张罗另外的四十卢布呢？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想了又想，于是决定至少在今后一年当中，必须缩减平时的费用：取消晚间的一顿茶，夜里不点蜡烛，如果要赶点什么公事，就到房东太太的屋里去，借她的灯亮；走在街上，要尽可能在石板和扁石子上举步轻些，小心些，光让脚尖着地，这样鞋底就不至于坏得太快；尽可能少拿内衣给洗衣妇洗，为了免得穿脏，每天一回到家里，就脱下内衣，只穿一件年代悠久而还能保持不坏的棉袍。说老实话，他起初对这种种限制也觉着怪别扭的，可是后来也就渐渐习惯，不觉得什么了；他甚至完全习惯了每晚挨饿；另一方面用精神食粮来补足，老是念念不忘那件未来的外套。从此以后，连他的存在都仿佛变得充实起来，仿佛他结了婚，仿佛另外一个人跟他住在一起，仿佛他已经不是一个人，另外一个可爱的终身女伴愿意同他过上一辈子，——这女伴不是别人，正是那件填满厚棉花、衬着穿不破的结实里子的外套。他变得活泼了些，甚至性格也变得坚强了些，好像是一个拿定了主意、设定了目标的人一样。怀疑，犹豫，总之，一切动摇而含糊的特征自然而然都从他的脸上和行动上消失了。有时他的眼睛冒出火光，脑子里甚至闪过最果敢而大胆的思想：要不要真的在领子上加条貂皮？想到这一点，几乎使他变得茫茫然起来。有一回，正在抄公文的时候，他差点都抄错了，几乎大声地喊起来：“哎呀！”赶快画了个十字。每一个月，他总少不了去找彼得罗维奇一趟，跟他商量商量做外套的事，最好上哪一家去买呢子，什么颜色，什么价钱，虽然不免担点心事，却总是心满意足地回家去，想着总有一天，把所有这些东西都买来，做成一件新外套。事情发展得甚至比他预料的还要快。完全出乎意外，部长赏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不是四十或者四十五卢布，而是整整六十卢布：不知道他是不是预感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需要一件外套呢，还是出于巧合，无论如何，这么一来，他是多出二十卢布来了。这个情况加速了事态的进展。再稍微饿上两三个月，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真的积攒到将近八十卢布了。他一向很平静的一颗心，开始跳动起来。当天他就跟彼得罗维奇一起到铺子里去。买了质地很好的呢子——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俩早在半年以前就在筹划这件事，很少有一个月不上铺子去打听一趟价钱；所以连彼得罗维奇也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呢子。里子呢，他们选了一种细棉布，但质地是这样地坚固耐穿，照彼得罗维奇的说法，这比绸缎还好，甚至看上去也更漂亮些，更光泽些。貂皮没有买，因为价钱的确贵，可是，却买了铺子里仅有的一张好猫皮，远远的看上去是可以冒充貂皮的。彼得罗维奇忙了两个星期才把外套做好，因为许多地方都需要绗线，否则早就完工了。彼得罗维奇要了十二卢布的工钱——再少可怎么都不行了：处处满都是用丝线缝的，缝成两道细针脚，彼得罗维奇后来还在每道缝上用牙齿咬了一遍，咬出各式各样的花纹。这是在……很难说是在哪一天，但大概总是在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生中最隆重的一天，彼得罗维奇终于把外套送来了。他是一清早在正要上部里去办公的时候把它送来的。在任何别的时候外套来的都不会像这样适当其时，因为严寒已经开始，并且似乎还有更加加剧之势。彼得罗维奇像一个好裁缝应有的那样把外套送了来。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那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仿佛充分感觉到自己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忽然在那些只做衬衬补补零碎活儿的裁缝和那些专门裁制新衣服的裁缝之间划出了一道分明的界限。他从一路用来包外套的手帕里把它取出来；手帕是刚从洗衣坊拿来的；然后他把手帕叠好，放进口袋里留着使用。取出外套之后，他十分自傲地对它望了一眼，双手提起来，很灵巧地往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肩膀上一披；然后把它摩挲平整，再把后襟往下扯扯；然后只扣上一两颗纽子，使它在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身上显得服服帖帖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像个上了年纪的人似的，想试试袖子[5]；彼得罗维奇帮他把胳膊伸进袖子——结果袖子做得也不差。总之，外套似乎是尽善尽美的，刚好合身。彼得罗维奇不忘记趁这个机会表白一番，说他不过是因为不挂招牌，店开在小街上，再加上早就认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所以价钱才要得这么便宜；要是在涅瓦大街上，这样一件外套，光是手工恐怕就得要七十五卢布。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想跟彼得罗维奇争论这件事情，并且他也怕听彼得罗维奇吹得那么耸人听闻的巨大的钱数。他跟他算清账目，谢过了他，立刻就穿着新外套上部里去。彼得罗维奇跟着他走出来，站在街上，远远的还对着外套出了好一会儿神，然后故意闪在一旁，抄过弯曲的小巷，又跑到大街上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正面，再把自己缝的外套看上一遍。这当口，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怀着过节般的心情向前走去。他一分一秒都感觉到他的肩膀上有一件新外套，有几次甚至由于内心的愉快笑了起来。这实在有两种好处：一来暖和，二来好看。他没觉着怎么走，就已经来到了部里。他在门房里脱下外套，前前后后把它看了个够，拜托看门的费神特别照看一下。不知怎么一来，部里忽然大家都知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有了一件新外套，长衫已经不复存在。大家立刻跑到门房里来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新外套。大家恭喜他，祝贺他，起先他只是笑，后来甚至害起臊来。当大家拥到他跟前，对他说穿新外套得请大伙儿喝酒，至少也得招待一次晚会的时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完全茫无所措了，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回答什么，该怎样推托。过了几分钟，他才涨红着脸，十分天真地辩解说这完全不是什么新外套，实在只是一件旧外套罢了。终于有一个官员，并且还是一个什么副股长，大概为了表示他绝不傲慢，甚至不惜跟下属交往，就说：“这么着吧，我来替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招待一次晚会，请大伙儿今天晚上到舍间去喝茶：今天可巧是我的命名日。”官员们自然立刻祝贺副股长，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原想推辞不去，可是架不住大家七嘴八舌地劝说，说这太不礼貌，简直是不识抬举，于是他怎么也不好再拒绝了。不过，他后来想到，这么着他可以有机会晚上穿了新外套到外边走走，心里倒也着实很高兴。这一整天，对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真是一个最大的庄严的节日。他怀着十分幸福的心情回到家里，脱下外套，再把呢子和里子欣赏了个够，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然后特地把从前的那一件脱了线的长衫找出来，比较一下。他对它望了一眼，连自己也笑了起来：这样大的差别啊！后来过了许久，在吃饭的时候，他只要一想起那件长衫所处的境遇，还一直笑个不停。他高高兴兴吃完了饭，饭后什么公文也不抄了，趁天还没黑尽，随便躺在床上舒坦了一下。然后，不多耽搁，穿上衣服，把外套披在肩上，就上街去了。请客的官员究竟住在哪儿，遗憾得很，我们可说不上来：记性坏得厉害，彼得堡所有的房屋和街道，在我们的记忆里都混杂、纠缠在一起，很难理出个头绪。可是无论如何，有一点至少是确实的，那位官员住在城里最好的地区，因此离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很不近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起初得走过几条灯光暗淡的荒凉的街道，可是越走近官员的住宅，街道就变得越热闹，人烟越稠密，灯光越亮。行人越来越多，衣服华丽的仕女开始出现，男人们也有穿海狸领子外套的了，赶着有木栏杆钉有铜钉的雪橇的寒酸车夫越来越少，——相反的，看到的尽是一些戴红天鹅绒帽子、赶着漆过的铺着熊皮毯子的雪橇的漂亮车夫，驭者台装潢一新的轿车在街上疾驰而过，车轮在雪地上吱吱直响。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瞧着这一切，就仿佛看到什么稀奇的东西一样。他已经有好几年晚间不上街了。他好奇地在一家商店灯火辉煌的窗户前面停下来，眺望一幅画，上面画着一个美丽的妇人，她脱掉鞋子，这样就露出了一只挺不难看的光脚；在她背后，一个长着络腮胡子、嘴唇下面蓄有一撮美丽的短髭的男人从另外一间房间里探出头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摇了摇头，笑了一下，然后走自己的路。他为什么笑呢？是不是因为他遇到了虽然完全不熟悉，但每一个人对它仍旧保持着某种敏感的东西呢，还是因为他像其他许多官员那样地想：“嗐，这些法国人！有什么话可说呢！他们要是打定主意干点什么，那就真有点那个……”但也很可能，他连这些也没有想——原是没有法子钻到一个人脑子里去，知道他所想的一切的啊。最后他到了副股长住的地方。副股长住得很阔绰：楼梯上亮着灯，他的住宅在二层楼上。走进前厅，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看见地上放着许多双套鞋。在这些东西中间，在屋子中央，放着一个茶炊，咻咻发响，冒出一团团的热气。墙上挂的尽是些外套啦、斗篷啦，其中几件甚至是有着海狸领子或者天鹅绒翻领的。隔壁传出喧声和谈话声，当房门打开，侍仆端着放有空杯、牛油缸和盛面包干的筐子的托盘走出来的时候，声音就忽然变得清楚响亮起来。显然，官员们早已到齐，喝过了第一杯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自己动手把外套挂好，走进屋子，于是蜡烛、官员、烟斗、牌桌，同时出现在他的面前，四方哄然而起的急促的谈话声和移动椅子的声音，震得他的耳朵嗡嗡直响。他很不自在地站在屋子中央，踌躇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是人家已经看见他了，喊着欢迎他，大家立刻都挤进前厅去，又把他的外套看上一遍。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虽然有点不好意思，可是他是一个老实人，看见大家都夸奖他的外套，也不能不高兴起来。后来，不用说，自然是大家又把他跟外套都撇在一边，照例回到打惠斯特牌的牌桌前面去了。喧哗声、谈话声、一大堆的人，这一切在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他简直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把手脚跟整个身子往哪儿搁才好；最后，他坐到打牌的人旁边去看打牌，望望这个人的脸，又望望那个人的脸，过了一会儿就打起呵欠来，觉得乏味，尤其是因为早已到他平时上床睡觉的时候了。他想向主人告辞，可是人家不放他走，说是为了祝贺新外套，一定得喝一杯香槟酒。过了一个钟头，晚饭开出来了，有凉拌菜、冷小牛肉、肉馅饼、甜点心和香槟酒。人们逼着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喝了两杯，这之后，他觉得屋子里变得热闹了些，可是仍旧忘不了已经十二点钟，早就该回家。为了不使主人挽留他，他悄悄地走出屋子，在前厅里找到了他的外套——他怪心疼地看见外套掉在地上——把它抖了抖，去掉每一根绒毛，披在肩上，然后下楼到街上去。街上到处还亮着灯火。几家小铺子——仆人和各色人等的永久的俱乐部——门还开着，另外几家已经关了门，但门缝里却还漏出一长道光线，说明里面还有人，大概女仆或是男仆还打算讲完他们的传闻和闲谈，害得主人无从探知他们的下落。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满怀高兴地走着，甚至不知道为了什么，忽然跟在一个女人后面跑了起来，女人像一阵闪电似的走过他的身边，浑身充满着异常的活劲儿。可是，他立刻停下来，又跟先前一样慢慢地往前走去，连自己也纳闷儿为什么会不知不觉地跑了起来。不久之后，几条荒凉的街道展开在他面前，这些街道就连白天也不怎么热闹，更不用说夜晚了。现在它们变得更偏僻，更冷清：街灯越来越稀少——显然公家的灯油发得少了；出现了木房子、围墙；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街上的积雪晶晶发光，已经关上板窗的睡熟了的低矮茅屋凄凉地投出黑影。他走近一块地方，这儿街道被一片可怕的沙漠似的无边无际的广场遮断了，广场对过隐隐约约可以望见几幢房屋。
在远处，天知道什么地方，有一个岗亭闪动着一星微光，这岗亭看来好像站在世界的尽头似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一股子高兴，一到这儿不知怎么就大大地减少了。他怀着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走到广场上，仿佛他的心早已预感到有什么不祥似的。他往后，又往左右瞧了瞧：周围简直是一片茫茫大海。“不，最好还是别瞧。”他想，闭着眼睛一直走去，当他睁开眼睛想知道广场是不是快走完的时候，忽然看见在他面前，几乎就在他鼻子跟前，站着几个满脸胡子的家伙，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也摸不清。他两眼发花，心里怦怦直跳。“这不是我的外套么！”其中一个人抓住他的领子，用打雷似的声音说。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正打算呼救，另外一个家伙把一只有他老人家脑袋那么大的拳头往他下巴颏上一顶，找补上一句：“你敢喊！”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感觉到有人从他身上把外套剥掉，用膝盖拐了他一下，他就仰面朝天跌倒在雪地上，此外再也不感觉什么了。过了几分钟，他醒过来，站了起来，可是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他觉得旷野里冷得很，外套也没有了，就喊叫起来，可是声音似乎很不愿意达到广场的尽头。他绝望了，但还是不停地喊叫着，越过广场一直向岗亭奔去，岗亭旁边站着一个岗警，倚着戟，仿佛好奇地在张望着，想知道是个什么家伙叫喊着远远地向他跑过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跑到他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嚷着，说他尽顾睡觉，什么事也不管，也不看见拦路抢劫。岗警回答，他没有看见什么，只看见两个人在广场中间把他喊住了，他还以为是他的朋友哩；他叫他不必谩骂，还是明天找巡长去，巡长会找到抢外套的人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狼狈不堪地跑回家里：鬓角和后脑勺上仅有的几根稀疏的头发完全蓬乱了；两肋、胸口、整条裤子都沾满了雪。房东老太婆听见一阵可怕的敲门声，急忙从床上跳起来，只有一只脚趿了鞋子就跑出来开门，由于羞怯，一只手在胸口按着衬衣；可是，开了门，看见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副光景，不禁倒退了几步。他把事情始末讲明之后，她急得直甩手，说应该直接去见警察局长；说是巡长说话不算话，答应了人家的事一回头就不管了，最好直接去见警察局长；说是她还跟他相熟，因为一个芬兰女人安娜，从前在她家里当过女厨子的，现在到警察局长家里当保姆去了；说是当他经过她家门口时，她常常看见他本人；又说他每星期到教堂里去，一边祷告，一边快乐地望着大家；因此，从一切迹象上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好人。听完这样的意见，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至于他这一夜是怎样挨过去的，凡是稍微肯替别人设身处地想一想的人就很容易想象得出。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见警察局长；但人家回复他局长在睡觉；他十点钟去——又说在睡觉；他十一点钟去——说是局长已经出门；吃饭的时候再去——可是，接待室里的书记们说什么也不肯放他进去，一定要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公事，什么要务来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生平第一次想发点脾气了，斩钉截铁地说他要亲自见局长本人，说他们不敢不放他进去，他是为了一件公事从部里来的，他只要告他们一状，他们就会知道他的厉害。书记们对这些话一点也不敢反驳，其中一个人就去请警察局长出来。警察局长听取外套被劫这件事的态度很有点古怪。他不注意事情的要点，反而盘问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来：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是不是到什么不规矩的地方去了？问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羞愧无地，也没有弄清楚外套一案会不会得到适当的处理，就从那儿走了出来。这一整天他都没有去办公（这是他生平唯一的一次）。第二天，他满脸苍白，穿着那件变得更加凄惨的古旧的长衫出现了。外套被劫的故事毕竟感动了许多人，虽然还有些官员即使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也不肯放过机会嘲笑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大家立刻决定给他募款，可是只募到了很少一点钱，因为官员们即使没有这件事也已经有很多意外的开支，例如认购部长的肖像，响应科长的建议订购一本什么书，这位科长就是作者的朋友，——所以数目是微乎其微的。有一个人被怜悯心打动了，决定至少得对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进一善意的忠告，劝他别去找巡长，因为即使巡长为了博得上司的称赞，可能设法把外套找到，可是他如果提供不出法律上的证据，证明外套是属于他的，那么外套总还是留在警察局里；他最好去见某一位要人，只要要人跟有关方面公文来往，交涉一下，事情就可以顺利地解决。没有办法，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决定上要人那儿去了。要人究竟担任什么职位，直到现在还尚待查考。得交代一下，某一位要人是最近才成为要人的，在这之前，却是一个不重要的人。然而，即使是他现在的地位，跟其他更加重要的人比较起来，也算不得重要。可是总有这么一些人，别人看来是不重要的人，在他们看来就已经是重要的了。然而，他却竭力用别的许多方法来加强他的重要性，例如：当他来办公的时候，规定下级官员们得站在楼梯口上迎接他；不准任何人直接见他，一切都得经过极严格的手续：十四等文官报告十二等文官，十二等文官报告九等文官，逐级报告上去，必须这样，事情才能达到他面前。在神圣的俄罗斯，一切都这样传染上了模仿的习惯，每个人都喜欢装模作样，扮做上司的样子。甚至据说有一个九等文官，当派他到一个小小的办事处当主任的时候，他立刻给自己隔开一个单间，管它叫“主任室”，在门口派了一些穿红领子绣花边的制服的、戏院查票员似的人，他们握着房门的把手，给每一个来访的人开门，虽然在这间“主任室”里只能勉强放下一张普通的写字桌。要人的态度和气派是煊赫而威严的，但却是过分张扬的。他的制度的主要基础就是严厉。“严厉，严厉，第三个还是严厉。”他常常这样说，并且说到最后一句话时，总要意味深长地望一下听他说话的对方的脸。虽然这样做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因为组成办事处整个行政机构的十来个官员，即使没有这一着也怕他怕得要命：老远望见他就已经放下了手里的公事，毕恭毕敬地站着，伺候上司从房里走过。他平时跟下属谈话是声色俱厉的，几乎总不外乎三句话：“您怎么敢？您知道您在跟谁说话么？您知道谁站在您的面前么？”然而他内心却是一个善良的人，待同事很好，肯帮忙；可是将军头衔完全把他弄糊涂了。得了将军头衔之后，他就神魂颠倒起来，迷失了道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要是跟职位平等的人在一起，倒还像个人，还像是一个很正派的、在许多方面甚至并不愚蠢的人；可是，只要遇见一个品位只比他低一级的人，那简直就糟透啦：他就默默无言了。他的处境格外惹得人怜悯，因为连他自己也感觉到可以把时间消磨得有意味得多。从他一双眼睛里有时也可以看到想跟别人和好相处，参加一场有趣的谈话的强烈愿望，可是一个念头阻止了他：这不是做得太过分了么？不是太随便了么？这么一来，不会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么？这样考虑的结果，他就偶尔只发出几个单音节的字，永远保持着始终不变的沉默，于是给自己赢得了“最枯燥的人”的外号。我们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便是来见这样一个要人，并且是在最不利的时候，对于自己很不适合而对于要人却很适合的时候来见他。要人正在办公室里，兴高采烈地跟一个最近才到的老朋友，一个多年不见的儿时伙伴谈话。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有个巴施马奇金要见他。他轻率地问了声：“是个什么样的人？”回复道：“一个官员。”——“啊！叫他等一等，现在没有工夫。”这儿得交代一下，要人扯了个天大的谎：他是有工夫的，他跟朋友早已什么都谈到了，已经在谈话中间夹杂着长久的沉默，只是轻轻地彼此拍拍大腿，说道：“是吧，伊凡·阿勃拉莫维奇！”——“是呀，斯捷潘·瓦尔拉莫维奇！”可是尽管如此，他却还是让那官员等着，以便向他的朋友，一个赋闲已久，久居在乡间的人证明，官员们得在他的前厅等上多少时候。最后，话谈够了，尤其是沉默得厌烦了，坐在设有能折叠过去的靠背的、十分舒适的安乐椅里吸完一枝雪茄，这才好像忽然记起来似的，对一个拿着报告文件站在门口的秘书说：“噢，仿佛还有个官员在那儿等着；告诉他可以进来了。”他一看见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谦卑的样子和他那身旧制服，就突然对他说：“您有什么事？”声音轻率而强硬，那是他还没有得到现在的地位和将军头衔的一星期之前，特地在自己房间里独自对着镜子预先学会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早已不寒而栗，有点张皇失措起来，费了很大的力气转动着他那不灵活的舌头，并且比平时加上了更多的小品词“那个”，解释道：有一件崭新的外套，现在被人用非常残暴的手段抢去了，他来求见他，是希望他草拟个公文，想法子那个，跟警察总监或者别的什么人交涉一下，好把外套找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将军觉得这种做法太放肆了。“您怎么了，先生，”他继续用轻率的口吻说，“您不懂得规矩么？您找上什么地方来了？您不知道办事的手续么？办这种事，您得先向办事处递个呈文；呈文送到股长那里，再到科长那里，然后再转给秘书，秘书才把它交给我……”
“可是，大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竭力鼓起他仅有的一点勇气，同时觉得已经浑身汗湿了，“我敢来麻烦您大人，因为秘书们那个……都是些不可靠的人。”
“什么，什么，什么？”要人说，“您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哪儿来的这些想法？这些年轻人对长官和上司真是狂妄到了极点！”要人似乎没有注意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已经五十开外了。所以，如果他能称为年轻人，那除非是相对的，就是和七十岁的人比较来说。“您知道这是跟谁在说话？您明白谁站在您的面前？您明白不明白，明白不明白？我问您。”说到这儿，他一顿脚，把嗓门提得这么高，即使不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也会害怕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这样晕了过去，浑身发抖，摇摇晃晃，再也站立不稳：要不是看门的赶紧过来扶住他，他准会摔倒在地上；他几乎一动不动地被抬了出去。要人很满意效果甚至还超出意料之外，一想到他的话居然能使人失掉知觉，就更加陶醉起来，他斜眼望了望他的朋友，想知道他对这件事的反应，竟不无高兴地看到他也很不自在，甚至也开始感到了恐惧。
怎样从楼梯上下来，怎样走到街上，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点也不记得了。他的手脚都麻木了。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被一位将军这样严厉地申斥过，并且还是一个陌生的将军。他张大嘴，辨不清人行道的高低，在遍街呼啸着的暴风雪中走去：风，按照彼得堡的惯例，从所有的胡同，四面八方向他吹来。转瞬间就吹得他扁桃腺发起炎来，等到他勉强走回家里，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喉咙全肿了，倒在床上。一顿好骂有时竟是这样厉害啊！第二天他发了高烧。由于彼得堡气候的慷慨的帮助，病情进展得比预期的更快，当医生赶到的时候，摸了摸脉门，开一张敷药的方子，除此以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连这也只是为了让病人不至于受不到医术的恩惠罢了；然而立刻又宣布，顶多再过一天半，非完蛋不可。然后他对房东太太说：“老太太，您不必白操心了，现在就给他预备一口松木棺材吧，因为橡木的他买不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有没有听见这些在他是致命的话，如果听见了，这些话有没有对他发生惊心动魄的影响，他有没有惋惜他薄幸的一生——这都无从知道，因为他一直在说胡话和发热。一幅更比一幅奇怪的景象不断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忽而看见彼得罗维奇，向彼得罗维奇定做了一件置有捉贼的机关的外套，他老觉得贼就躲在他床底下，并且时时刻刻叫房东太太把贼从他的被窝里拖出来；忽而问人家为什么把旧长衫挂在他面前，说他原是有一件新外套的；忽而觉得他站在将军的面前，一边谨听严厉的训斥，一边诺诺连声地说：我错了，大人；最后，忽而撒野骂起街来，用了一些最难听的字眼，使房东老太婆甚至画了十字，她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听见他说过这样的话，尤其这些字眼是直接紧跟在“大人”这个词后面的。再往后，他完全胡言乱语起来，叫人一点也听不明白了；只知道这些杂乱无章的胡话和思想，翻来覆去总离不了那件外套。最后，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咽了气。无论是他的房间或者他的物件，都没有封存起来，因为一来没有承继人，二来剩下的遗产很少，不过是：一束鹅毛笔、一帖公家的白纸、三双袜子、两三颗裤子上脱落下来的纽扣和那件读者已经熟知的长衫。谁得了这一切东西，只有天知道：老实说，连讲这个故事的人对这也不感兴趣。人们把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抬了出去，埋掉了。于是彼得堡就没有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仿佛彼得堡从来就不曾有过他这个人似的。一个谁都不保护、不被任何人所宝贵、任何人都不觉得有趣，甚至连不放过用钉子把普通苍蝇穿起来放在显微镜下面仔细察看的自然观察家都不屑加以一顾的生物，消失了，隐没了；这个生物顺从地忍受公务员们的嘲笑，没有做过任何非凡的事业就进了坟墓，然而无论如何，在他生命快结束之前，一个光辉的访客曾经借外套的形式闪现了一下，刹那间使他可怜的生命活跃起来，后来灾祸还是降临到他头上，正像降临到帝王和世间的统治者头上一样……他死后过了几天，部里派了一个看门的到他家里来，带着叫他立刻去办公的命令：说是长官要他去；可是，看门的不得不一无所得地回去，报告他不能再来了，对于质问：“为什么？”是这样答复的：“就因为他已经死了，大前天把他埋掉的。”这样，部里的人才知道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死讯，第二天在他的座位上已经坐着一个新的官员，个子高得多，写的字母已经不是直体，却偏得多，歪斜得多。
可是谁会想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结，他注定死后还得轰动几天，好像补偿他默默无闻的一生似的？可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于是我们可怜的故事就意外地得到了一个荒诞无稽的结局。忽然谣言传遍了彼得堡，说是在卡林金桥畔和附近一带地方，一到晚上，就有一个官员模样的死人出现，在寻找一件被劫的外套，并且以外套失窃为借口，不问官职和身份，从一切人的肩上剥掉各种外套，不管是猫皮的、海狸皮的、棉絮的、貉皮的、狐皮的、熊皮的，总而言之，剥掉凡是人们想得出用来遮盖自己皮肉的各式各样的毛革和鞣皮。部里的一个官员亲眼看见过那个死人，立刻就认出他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可是，这把他吓坏了，他拼命地往前跑，因此没来得及瞧仔细，只看见那个人远远的用手指威胁他。状子雪片似的从四面八方递上去，说是由于夜晚外套的被剥，尽是九等文官倒也罢了，连一些七等文官的脊梁和肩膀，也都不免有受冻的危险。警察局下了命令，不管死活，无论如何得把死人逮捕归案，严加惩罚，以诫其余，并且差一点连这也几乎办到了。是这样的：某一区的岗警在基留施金胡同，在出事的当场，当死人正待从一个从前吹笛子的退职乐师身上剥掉一件粗毛布外套的时候，已经完全把死人的领子抓住了。他一把抓住死人的领子，大声喊来另外两个同伴，拜托他们抓住他，他自己不过花掉片刻的工夫伸手到靴统里，打算从那儿摸出桦皮鼻烟匣来，使一生中冻坏过六次的鼻子暂时清醒一下；可是，鼻烟一定是连死人都受不住的一种。岗警用手指塞住右鼻孔，左鼻孔还没有来得及吸完半手掌鼻烟，死人就一喷嚏打得这么凶，溅了他们三人满眼都是脏水。当他们举起拳头擦眼的时候，死人连影儿也没有了，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刚才死人是不是真的被他们抓在手里。从此以后，岗警们对死人这样害怕，甚至连活人也怕捉了，只是站得老远地喊“喂，快走你的路吧！”于是死官员甚至在卡林金桥的那一边也出现了，给胆小的人带来不少的惊慌。可是，我们完全把某一位要人忘怀了，他才可以说真正是这本来完全真实的故事荒诞无稽的趋势的原因。首先得说句公道话，自从被痛骂了一顿的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走后不久，某一位要人感到了一种类乎怜悯的东西。他不是绝对没有同情心的；他的心也会发生许多善良的冲动，虽然官级常常阻碍它们表露出来。来客刚走出他的办公室，他甚至思念起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来了。从此以后，受不住职务上的斥责的、脸色苍白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差不多每天都浮现在他的眼前。一想到这人，就使他陷于极度的不安，过了一星期，他甚至决定派一个官员去探听一下他的情况，能不能真的对他有所帮助；当他得到报告说，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患热病暴死了的时候，他甚至吃了一惊，受着良心的责备，整天心绪不宁。他想散散心，忘掉不愉快的印象，这天晚上就到一个朋友家里去，这朋友家里聚着一大群正派的人，尤其称心的是，几乎大家都是一样的官级，因此他可以完全不受任何拘束。这对他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惊人的作用。他松动起来，眉飞色舞地聊着天，态度和蔼可亲，总之，这一晚过得非常愉快。晚饭时，他喝了两杯香槟酒——大家知道，这是一种不坏的助兴的东西。香槟酒使他涌上来一股子豪兴，想做各种奇特的事情，那就是：他决定还不回家，却去找一位熟识的太太卡罗林娜·伊凡诺夫娜，这位太太似乎是德国血统，他跟她交情很深。得交代一下，要人已经不年轻了，是个好丈夫，可尊敬的一家之主。他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已经在衙门里当差，还有一个讨人喜欢的十六岁的女儿，生有一个微微弯曲但很好看的鼻子，他们每天走来吻他的手，说道：日安，爸爸[6]。他的老婆，一个还很有风韵，甚至一点也不难看的女人，先把自己的手给他吻，然后翻过手来，再吻他的手。可是，要人虽然满足于家庭的温暖，却认为在城里别处另外交个女朋友倒也无伤大雅。这女朋友一点也不比他的老婆好看些、年轻些；可是，这样的难题世间是常有的，评判这一类难题可不是我们的事。这样，要人走下楼梯，坐上雪橇，对车夫说：“到卡罗林娜·伊凡诺夫娜家里去。”而他自己，雍容华贵地裹着一件暖和的外套，落进了一种被俄国人认为无可再好的愉快的心境，就是说，自己一点事也不想，可是思想却自会钻到脑子里，一个更比一个愉快，甚至不用你费劲地去追逐，搜寻。他感到心满意足，轻快地想起刚才过掉的这一晚上所有快乐的事情，所有惹得一小堆人哄堂大笑的机智的警句；有许多话，他甚至低声地重复了一遍，觉得依旧像刚才一样可笑，所以无怪乎他要打心坎里笑出来。然而，不时有一阵一阵的暴风来打搅他，这风，天知道是打哪儿，也不明白由于什么原因，突然就刮起来，刀子似的割他的脸，成块的雪往他身上撒，把外套的领子吹得风帆似的鼓起来，或是蓦地来了一股子非常的力量，吹得领子蒙住他的头，这样就使他老是忙着要把头钻出来。要人忽然觉得有人紧紧地把他的领子抓住了。他转过脸来，看见一个身材不高、穿着破旧的常制服的人，并且不无恐惧地认出这人就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官员的脸色苍白如雪，完全像个死人。可是，当要人看见死人咧开嘴，阴森森地向他嘘出坟墓似的气息，说出下面几句话的时候，他的恐惧就更无法控制了：“啊！这下子可找到你了！我总算那个，把你的领子抓住了！我正需要你的外套呢！你没有给我的外套想办法，并且还骂了我——现在把你的给我！”可怜的要人差点没有吓死过去。不管在办事处，一般的在下属面前，他的脾气有多么大，也不管每个人一见到他堂堂的仪表和魁梧的身躯，就要说：“喝，多神气！”可是他在这时候，像许多有英武外表的人一样，害怕到了这步田地，竟并非毫无根据地感觉到有被病势袭击的危险。他甚至赶快自己从肩上把外套脱下来，用不自然的嗓音对车夫喊道：“赶快回家！”车夫听见平时只在紧急关头才喊出的声音，还随伴着一种更加有效得多的动作，就把脑袋缩在肩膀中间以防不测，鞭子一挥，箭似的飞去了。大约六七分钟，要人已经回到自己的家门口。他面无人色，饱受惊吓，没有了外套，卡罗林娜·伊凡诺夫娜那儿也没有去成，却回到了家里，好容易摸到自己的卧室，嘀嘀咕咕地熬过了这一夜，所以第二天早晨喝茶的时候，女儿径直对他说：“爸爸，你今天脸色难看极了。”可是，爸爸一声不言语，他发生了些什么事，到哪儿去过，打算上哪儿，他对谁都一字不提。这件事情给了他一个强烈的印象。他甚至不大对下属们说：“您怎么敢？您知道谁站在您的面前么？”即使说了，也总在先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以后。可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死官员从此完全绝迹了：显然，将军的外套披在他的肩上是完全合适的；至少，再也未听说有从谁身上剥掉外套的事情发生。然而，许多好事而喜欢多操心的人们还是怎么也不肯安静下来，说在城市的僻远的地区，死官员还是照旧出现。的确，一个柯洛姆纳区的岗警亲眼看见过幽灵从一幢屋子后面走出来；可是，他生来有点虚弱，有一回，一只普通的、长成了的小猪从一家私宅里奔出来，把他撞了个狗吃屎，惹得站在周围的车夫们放声大笑，为了这场侮辱，他还逼他们每人出一文钱买过鼻烟闻哩，——他是这样地虚弱，所以不敢把幽灵拦住，却在黑暗里一直跟他往前走，直到最后，幽灵忽然回头一看，停下来问道：“你要干什么？”并且举起了在活人中间也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拳头。岗警说了声：“没有什么。”立刻就往回走。然而，幽灵的身材可变得高得多，长着一把大胡子，仿佛举步往奥布柯夫桥那边走去，完全被夜的黑暗吞没了。
[1] 即俄文的“鞋”。
[2] 阿卡基是孩子的本名，阿卡基耶维奇是他的父称，意即阿卡基之子。
[3] 旧俄时代人们有一种习惯，在裤子下面拖一根带子，缚住足掌，防止走路时裤子卷上去。
[4] 法尔康纳（1716—1791），法国杰出的雕塑家。此处指他在彼得堡雕塑的彼得一世的纪念碑。
[5] 旧俄时代的习惯，年轻人喜欢把外套披在肩上，老年人则不同，需要把双臂伸进袖子。
[6] 原文为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