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1年一个普通的秋日。王安忆老师说晚上有个重要的人要来复旦，顺便会来旁听她的创意写作课。我们后来知道，那位重要的人是萧军先生的孙子萧大忠。当他们回忆起二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我瞬间就想起了王安忆散文《怀念萧军先生》里的记述：“记得是一九八六年的最后一日，也就是除夕的晚上，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新年晚宴，我坐在桌边，忽有一个年轻的男孩走过来同我说话，具体说什么，至今已记不清。大约是问我想不想看萧军，我说想，于是他就带了我走到大厅那一头的小厅……”书写的场景化作现实，令人感觉十分奇异。王老师对我们说：“这可是你们离文学史最近的一次。”本来略感拘谨的我们都轻松地笑了。同时感觉到借由文学传递而来的祝福和责任：“我们总应当再努力一些，再争气一些，再雷厉风行一些，也再负责一些。”（《怀念萧军先生》）
众所周知王安忆的小说成就斐然，而这有时会掩盖她在其他领域的多年探索，如散文、戏剧等。在2017年出版的随笔集《小说与我》中，王安忆曾仔细地回顾自己的写作生涯开始于散文。她提到在1977年，有一篇没有面世的散文《大理石》，是她写作生涯的起点。虽然没有说那篇散文写的是什么，但王安忆认为，它“跨越了一个写作社会化的过程”（《写作生涯的开端——一篇没有面世的文章》）。另一篇重要的文章《情感的生命》，发表于1995年第4期的《小说界》，后来收入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安忆选今人散文》。在文章里，王安忆提到了她关于现代散文写作的重要看法：“散文，真可称得上是情感的试金石”，“我们真实所感和真实所想的质量，便直接决定了散文的质量。这里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情感的生命》）。这实际上为广义的现代散文写作和王安忆自己的散文创作提出了极高的审美要求。她的这些散文文体观念，在这本散文集中都有隐微的展现。正如《黄土的儿子》中所言：“我们特别善于从理论上去了解生活和对待生活，我们把生活也看成是书本那样的再造的自然。这其实使我们损失了许多，这损失主要在于和自然的情感。”王安忆认为，“情感到哪里去汲取力量？大约就是到张炜说的那个‘野地’”（《情感的生命》）。
王安忆写母亲、写路遥、写顾城、写巴金、写陆星儿等，又不只是写对故人的思念。如果我们将王安忆的创作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她惊人的“溯源”功力，接近社会考察般确凿的地名、人名的确认，对历史事实来龙去脉的整理，都将在更辽阔的时空中，成为她的“复杂写作”的准备和创造的契机。如《溯母亲足迹向浙西》一篇，追溯了2003年盛夏，王安忆寻1942年春夏至1943年春母亲茹志鹃在浙西生活的足迹。她一点一点，经由不同人的帮助找到了母亲的同学，母亲书信中提及的地景和场景，那些具体的历史记忆被重新绘制并赋予情感的风貌：“当年的浙西行署，已回原山林田地，活跃蒸腾的景象，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之中。那烟云深处，有我母亲，寂寂的少女的身影。”而《遍地流火》又为她自己在德清、临安、天目山、大明山的浙西行迹做了其他的注脚。这让我想起，王安忆曾经仔细分析过托宾的小说《布鲁克林》，关于小说中人物的来历、家乡的背景，她比照的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王安忆式的“看”，是反复的怀疑，又是辩证的追索。母亲茹志鹃的笔记中，提到“林窟”这个地方曾经是兴旺的集市，现在向当地人打听，回答都是“没有了”。“什么叫作没有了呢？”王安忆在《括苍山，楠溪江》中发问。于是，一个失踪的教师、一个失踪的地方，被取消的表象意义在此融汇。王安忆看“罗彻福德镇”时比对地图后收获到的“找不到”，和打听“林窟”时得到的回答“没有了”是类似的。她把这种不理解始终记挂在心上，谜之思索日益积累，最终生发出写作的需要。她的散文就是这种创造和梳理的过程。由《溯母亲足迹向浙西》，王安忆再将多篇浙西纪行幻化为短篇小说《林窟》、散文《括苍山，楠溪江》和长篇小说《匿名》。她以复杂的写作实践，践行着自己的散文观念：“为情感找到生命，让它可以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情感的生命》）
王安忆写成长史，又不多写成长的琐屑，而是为自己设定了不少自我教育的契机。王安忆写行旅，又不多写走马观花，她看得见城市忙碌生计里的奢心（《台北的街》），也能从颓唐和不耐中提炼出自然的力量，说服自己“经过忧郁的历练，才有抵抗力，抵抗春天的诱惑”（《忧郁的春天》）。这是她在散文文体中命名美学生活的努力。1983年，王安忆写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并随母亲去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那时候，中国刚刚结束离群索居的历史，世界离我们特别遥远。”对于王安忆作品的研究者来说，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许多精神资源都开启于那时。王安忆回忆道：“经过许多时间，我渐渐知道现实生活跟美学生活是两种生活，既有关系又没关系，当你决定要做一个写作人，那你就是要做一个在美学生活里的人，做一个在文学生活里的人。”（《写作的再发现——美国留学的启蒙》） 这是她作为写作者的敏锐省察，也象征着一种精神志向，一直贯穿至今。
王安忆对现代小说文体的认知和小说体积的实践经验、对汉语写作的审美意义和现代散文文体变迁的认知，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她的创作。她对于写作经验知识化的提炼开始得极早，可以说，她是一边创作，一边克服创作的困难，一边描述困难，一边描述克服困难的过程。在这些艰苦的沉思中，她十分警惕“过去拥有的经验在贬值”这样的事，她“渴望创造的是我在现实里无法实现的一种生活，无法兑现，仿佛是乌有之存在”（《生活经验——重要的是“内心”》），这便是经由文学创造抵达“艺术”之门的路径。文学是一种媒介，文学艺术是作为整体的“艺术”的一部分，王安忆的写作实际上是由广义的艺术认知构成的。这些艺术门类，包括了音乐、影视、戏剧、绘画、舞蹈、书法、雕塑等等，甚至还有不断的行旅，借由跨文类的“阅读经验”细细摩挲自然世界的纹理，再借由广阔世界的历史经验创造出新的虚构世界。这些珍贵的记录，在第三辑、第四辑作品集中均有细致的呈现。
王安忆曾说，如果不写作，她可能是一个工科生。对于“格物致知”的殷切追求，也使得她的散文具有别致的整体性，从现实的常理到文学的逻辑，再到艺术的效果，条分缕析地为我们讲述故事从拆解到创造的趣味。阅读这些文章，我们感受到一个善于学习的艺术家，如何从当代的日常生活和阅读生活中汲取养料，批判省思，并一砖一瓦营建起独一无二的美学屋宇。如果我们再有热情更多关注王安忆整体的艺术创作，那么我们更可以看到这些爬梳剔抉之后置于虚构创作之外的学思历程和素材物料，看到她走过的国家、看过的书、见过的不同时代的人。
没有这些文字，我们将错过许多不同的“王安忆”，也是经由这一丝一缕的复述与重构，她的艺术世界日益恢弘，显示出通过“故事”与“讲故事”的禀赋和能量所开凿的精神世界和美学生活，那么坚实、奇异，别有洞天，水落石出。
张怡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