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长生殿》和《桃花扇》是清初剧坛的双璧，当时以“南洪北孔”齐名。洪昇（1645—1704）的《长生殿》完成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比《桃花扇》早十一年。

明朝的灭亡和新朝的建立，在剧作家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的创伤。按照传统道德标准，他既对新朝表示效忠：“凌云无彩笔，向日有丹葵”（《恭遇皇上视学，释奠先圣，敬赋四十韵》），同时又对旧王朝寄托他的哀思：“白头遗老在，指点十三陵”（《京东杂感》），虽然他出生在明亡之后，连遗少也说不上。

明清之际的易代之感，如同宋元之际一样，不同于一家一姓的改朝换代，但它又是统一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催生的阵痛。《长生殿》借用唐代以来脍炙人口的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将前半部写成历史剧的规模，为后来的《桃花扇》开拓了一条新路。《长生殿》写的是唐代的安禄山之乱，离开它已有八九个世纪之久，因此在第二十八齣《骂贼》和第三十四齣《刺逆》中可以不大有忌讳；《桃花扇》写的是不久前南明覆亡的历史，不能不接触到清军南下的史实，因此对某些情节，如史可法之死，不得不以曲笔出之。

《长生殿》第三十八齣《弹词》〔梁州第七〕“空对着六代园陵草树埋，满目兴哀”，将杜甫诗《江南逢李龟年》的地点由潭州（今湖南长沙）改换为明朝的留都南京，作者明显地以《弹词》中李龟年对天宝盛世的追怀，写出自己对明朝的追念。《长生殿》的演唱由此在清初产生了轰动性的效应，流行的谚语“家家‘收拾起’，户户‘不隄防’”指此而言，“不隄防”是《弹词》的起句。

尽管如此，《长生殿》的中心却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白居易《长恨歌》是《长生殿》的最早依据。它和《哀江头》《丽人行》等诗的不同，正如白居易和杜甫的不同。如果说新兴的传奇（文言短篇小说）、说唱文学不曾对杜甫有过什么影响，白居易则显然受到这种新的文学空气的薰陶。白居易是通俗的说唱文学的爱好者，他的友人元稹、陈鸿、李公垂和弟弟白行简都是传奇的著名作家，传奇在白居易时代风行一时。正因为《长恨歌》和传奇、说唱有这样一层关系，它才能在后来为杂剧、诸宫调、传奇（戏曲）作家多次采用为题材。

《与元九书》可以看作是白居易的理论著作，它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白居易在这篇进步而略嫌狭隘的诗论中，重视的是自己的讽谕诗，而《长恨歌》不在其内。硬把《长恨歌》作为讽刺诗，只能降低它的价值。

还有人认为，《长恨歌》的思想性在于正确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史实。然而《长恨歌》最大最好的部分，写的是爱情故事，而且后半首诗完全缺乏历史根据。如果不是急于在这首诗里搜索思想性，很少有人会同意它的好处是写历史而不是写爱情。

应该从新兴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长恨歌》。如果唐人传奇可以说作我国最早的带有近代色彩的小说，那末《长恨歌》是继《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民间叙事诗之后，更加工整完美，具有传奇色彩的叙事诗了。它是作家的个人创作，它也比较通俗易懂，但是它没有民歌所独有的那种表现手法，不像民歌那样单纯朴素，也不像民歌那样常常具有直接的社会意义。但是更大的不同，是以它和传统的五七言诗比较而来的。传统诗歌一般是诗人感情的直接抒发，很少以第三者身份叙述一个故事，注意故事的情节和结构。《长恨歌》则以最大的努力追求故事本身的优美动人，它让故事本身来说明一些东西，诗人并不有意于言志或载道，它和许多唐人传奇一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深刻意义，其实是因为它所包含的某种东西，一方面已不是传统精神所能解释，另一方面又没有成熟到能够让自己的特征完全显露出来。像《莺莺传》《李娃传》《柳毅传》，要一直到金元杂剧作家手里，才能使人认识到它们的全部价值，虽然金元杂剧里的东西在唐人传奇里早就有了萌芽状态的存在。

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最早在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杂剧中得到成功的体现。它使在它之前的《马践杨妃》《梅妃》以及时代略相先后的关汉卿的《唐明皇哭香囊》、白朴的《唐明皇游月宫》、岳伯川的《罗光远梦断杨贵妃》、庾天锡的《杨太真霓裳怨》《杨太真华清宫》等相形见绌而无法流传到后世。

如果说《长恨歌》的唐明皇是生活在传说的领域里，白朴则给他的人物以安史之乱为中心的历史背景，使戏曲具有较大的历史真实性。

《长恨歌》所描写的李、杨的爱情固然旖旎动人，但它没有像《梧桐雨》那样细致地展开唐明皇李隆基的精神活动，七言诗不可能像杂剧一样胜任愉快地为创造人物形象服务。在白朴的笔下，李、杨故事在杂剧里得到了新的面貌：抒情的人物描写进为完整的个性描写。

白朴把同情给予唐明皇，以讽刺的笔触指向文武百官，他大体上解决了《长恨歌》作者对唐明皇态度上的矛盾。破绽在于几句泄漏杨贵妃和安禄山的私情的说白，有损于李、杨爱情故事的主题。应该指出：既然以前的传奇、笔记都描写过杨贵妃和安禄山的暧昧关系，甚至正式的历史著作也不例外，白朴的这几句说白与其说是依从旧说的结果，不如说是删除未尽的一点残馀。这是《梧桐雨》的美中不足，但是不足以破坏剧作家那么成功地创造出来的悲剧气氛。唐明皇在第四折的抒情独唱，以及整个杂剧在艺术上的完整性，使得《梧桐雨》成为金元杂剧的最好作品之一，在后来居上的《长生殿》出现之后，它也仍旧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

从《长生殿》以前的作品处理李、杨爱情故事的态度看来，它们主要可以分做两类：像《长恨歌》《梧桐雨》是一种，像《天宝遗事》诸宫调、《惊鸿记》则是另一种。后两者把安禄山、杨贵妃的私情加以夸张，而又以同情的态度写李、杨的爱情，未免自相矛盾。《长生殿》剔除了足以损害李、杨爱情的一切描写，对内容的完整性说是一个进步。但是洪昇并不以消极意义的加工为满足，他正确地接受了李、杨故事在以《长恨歌》《梧桐雨》为代表的前人作品所达到的成就，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坚定地按照传说的面目，给李、杨爱情故事作了新的发展。

杨贵妃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由于受到杂剧形式的限制，在《梧桐雨》里没有得力的描写，《长生殿》出色地补救了这一个缺陷。洪昇不仅有意不提她和寿王、安禄山的关系，而且在这个人物的整个处理上，都可以看出剧作家的匠心。试以《禊游》和《倖恩》两齣为例。

《禊游》描写杨氏姐妹和杨国忠的宠幸，对他们所代表的上层集团的奢靡、丑恶的生活，作了相当程度的揭发。所有这些描写都和杨贵妃有关，但是没有直接提到她本人。

再说《倖恩》。二《唐书》及《通鉴》都提到杨贵妃两次出宫，第一次天宝五年，第二次天宝九年。据乐史《杨太真外传》，前以“妒悍忤旨”，后以“窃宁王紫玉笛吹”被谴，即唐明皇疑心她行为不检点。《长生殿》把两次被谴写成为一次，把原因说作是唐明皇勾搭上虢国夫人，贵妃搞得他们不欢，因此被赶出来。这样，杨贵妃这个人就多多少少值得人同情。作为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之一，洪昇对她是有批评的，但是他谨慎地肯定了他们的爱情传说。

唐明皇的形象比杨贵妃还要写得成功，他也是按照传说的人物面貌来描写的。剧作家有意不让他和政治发生太多关系，应该写在他身上的事情，几乎都写到宰相杨国忠身上。从杨国忠身上当然也可以看出唐明皇应负的责任，但这样处理，就使剧作家对唐明皇虽然不能无所责难，却不致破坏作品的爱情主题。

据历史记载，杨玉环册封为贵妃在天宝四年，那时李隆基六十三岁，杨玉环二十七岁。但是《长生殿》不把他们的爱情写得黯无光彩，而且恰恰相反。《长生殿》把李、杨爱情写得最好的几齣，唐明皇都是其中主角，如《闻铃》《哭像》《雨梦》等齣，简直是他一个人的独唱。这几齣戏的内心描写和抒情诗句，完全可以和白朴的《梧桐雨》第四折比美。

《长生殿》写的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情是真挚的。不言而喻，这里说的爱情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李隆基和杨玉环的关系。前半本唐明皇对梅妃、虢国夫人的关系说明了这时唐明皇的感情还比较浮浅。可以说作第二次定情的《密誓》，是一个新的进展。马嵬驿事变使《长生殿》的爱情主题得到深化，在失去爱人的不幸之后，真挚的不可抑制的爱情，愈益强烈地显出了自己的力量。剧作家那么细致准确地刻画出来的唐明皇爱情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他的精神活动的全部进程。他对贵妃的深深悼念，成为后半本《长生殿》的主要内容。

当然，李、杨的爱情故事很有它的局限性。它比不上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和贾宝玉、林黛玉以至张生、崔莺莺的故事相比也未免逊色。这里说的是它的意义。但是这个故事在根本否定男女爱情的宗法社会里，仍有它的作用。《长生殿》一方面具有历史剧的规模，另一方面又同情地描写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甚至要费那么多的笔墨为他们辩解，而且情致深厚地写到他们在月宫重圆而后已，这未始不和作家对故国的怀念和追思有关。

徐朔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