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术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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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真我

1981年,车老师给我们年级讲现代西方哲学,平时有点空旷的主楼316教室忽然显得有些拥挤,走道上加了不少扶手椅。原来是一些77级同学来旁听。

倏忽39年,车老师虽然已是“80后”,但思维言谈一如往日。我到香港任教快24年了,每次去天津,都像读研前一样去车老师家蹭住,像读研前后一样蹭吃,更重要的是蹭智慧。车老师是富有智慧的哲人,不仅仅是博学的哲学教授。他有自己的哲学,因而能发自内心地体会其他哲学家的哲学,把他们埋藏在文字中的思路与想法重新变成活生生的思想。车老师的课堂是哲学道场,与他闲谈是参禅。车老师在课堂上讲存在主义,描绘了海德格尔的“Sorge”,他译为“烦”,我倾向译为“忧”,意思相同:“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关于海德格尔的“面向死亡之在”,车老师的解说是:人固有一死,有生必有死,有死却未必有生,所以生命宝贵,人生尤其宝贵,所以要活出真我。

什么是活出真我?车老师指出,活出真我有两层含意。肤浅的含义是追求表面的与众不同。记得车老师的原话是:“无论出现在什么场合,都令人大吃一惊:哇!这个人!”

20世纪80年代并非一贯开放,穿喇叭裤一度被指责是“奇装异服”。车老师不赞成某些人指责年轻人奇装异服。他说:服饰是约定俗成,没有什么“奇装异服”;“中山装”曾是奇装异服,“西服”曾是奇装异服,“衬衣”曾是奇装异服;对襟褂子缅裆裤,农民认为不是奇装异服,但他们自己也不穿了。

有一次,天津和平路大明眼镜店前面,两个穿喇叭裤烫卷发的小伙子引起路人围观,这两位顾盼自如,神态洋溢着睥睨凡夫俗子的自得。如果他们知道时髦的哲学术语,大约会自称“存在主义者”。

追求表面的与众不同,确实是存在主义的一层含义。海德格尔本人是思考者也是实践者。他的口音、服饰、举止,都被认为具有刻意打造的“小农”特色。他拒绝去柏林大学任教,选择留在哲学本属的乡下之地,建造“小黑屋”,生活起居像农民一样事事亲力亲为,与哲学教授的身份格格不入。海德格尔还曾把表层的“活出真我”推向极端:加入“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自告奋勇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刻把党徽挂在胸前,一直缴纳党费,直到纳粹政权倒台,毕生不公开谴责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车老师说,活出真我还有深层含义,就是追求自我实现。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并不意味着追求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活出真我就是自觉地生活,活得“有我”,也就是说,既不“无我”也不“唯我”。哲人的心是相通的,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有相似的解释。他说,一个木匠,开始追求活出真我,并不意味着改行。他每天仍在作坊干木匠活,但午休时,他忽然发现近处的山坡上鲜花盛开,会前往欣赏花之美,感慨生命之美。他并不流连忘返,也不会脱光衣服在花丛中打个滚,但他活出了真的自我。这个境界,很像禅宗的禅悟人生。以下摘自张中行先生的《禅外说禅》:

大珠慧海禅师——源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五灯会元》卷三)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抚顺石油学院马列教研室任教。1982年至1983年,我住在第一教工宿舍终日不见阳光的133房间。开始有6个室友,后来减为5个,有时还能看见老鼠出没。那时,我认为自己是存在主义者。因为我天天在教研室用功,一位年长的同事善意地提醒我不要“个人奋斗”,但她的夫君似乎更欣赏我,不仅亲自来观摩,回家后还称赞“那才真是干‘四化’”。

32年后,2015年12月19日上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作关于学术研究与发表的第6讲,结尾时说了一段题外话:“我们最后说一下名和利。学者当然要图利,没有利怎么生活呢?学者不能让家人过上中等的物质生活,是个人的耻辱,更是社会的耻辱。学者当然也要求名,不求名活着有什么价值呢?我们要在学术界生存,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学者身份,而建立学者身份就是要创新、要承传,就是要突破自己的极限、突破学术界的极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学术界有自己的名声。”

“学者追求什么?学者不能追求成就感,不能追求成功,因为成功是由别人来肯定的。我从来不追求成就感,我没什么雄心壮志,但是我有个追求,就是刚才跟各位强调的自我实现。祖祖辈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点聪明才智是我们的资产。从小学开始,社会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特权,我们能上大学是以很多人不能上大学为代价的,我们能做学问是以很多人做那些枯燥的、重复的、无聊的甚至折磨人的工作为代价的。我们有这么优越的条件,遇到了这么多好老师,我们要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样才没白活。别人承认不承认我不在乎,我也不追求别人的承认。”

听起来有点像存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