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能当亡国奴”

1911年12月11日，钱学森生于上海，祖籍杭州。虽然生于动荡不安的年代，但少年时期的钱学森是在一个较有安全感的环境中度过的，家庭的给予与期待为他日后的成长注入了厚实、绵长的内在力量。

谈起父母对自己的知识教育，钱学森曾写道，父亲钱家治教他“写文言文”，母亲章兰娟则教他“爱花草”。钱学森在一封信中回忆了母亲教他练字的经历：“‘九九’快过完了，我想起小的时候，妈妈叫我在纸上写画下列九个空勾字：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个字，每字九笔。每天填一笔，就九九八十一了。”

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是一位教育专家，他非常重视对儿子的培养。

钱家治曾就读于浙江求是书院，后赴日本学习教育、地理和历史，立志“兴教救国”，回国后于1909年受聘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授外国地理、外国历史、论理、教育理论、教育史等课程，又在浙江高等学堂和浙江私立法政专门学堂兼职讲授心理学课。1910年，钱家治任浙江学务公所普通科副科长，1911年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14年任北洋政府教育部视学，1917年任普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兼视学，1920年任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副所长，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普通教育司一等科员，1929年起历任民国浙江省教育厅督学、秘书等职，从事教育25年，1956年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钱家治编著有《名学》《地学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史》等教材。

2005年3月，钱学森在301医院住院期间与身边工作人员谈及“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系统的谈话。其中他又回忆起父亲对自己的教育：“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

对少年时期钱学森与父亲的关系，我们也能从钱学森的一篇论文中窥见一斑。

1932年3月，钱家治在浙江省教育厅作《御侮声中应具备之航空知识》演讲，呼吁尽早培养航空人才。次年正读大三的钱学森发表了他关于航空研究的首篇论文《美国大飞船失事及美国建筑飞船的原因》，其中使用的例子与父亲前一年演讲中的多有相同。从中可见钱学森读大学的时候，父子仍能在专业、学术方面保持交流。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说：“我爷爷是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的一个科长，是专管中小学教育的，把他（指钱学森）送到当时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中小学。”念初小时，钱学森就读的学校是当时中国第一批公立小学之一。当时的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学制为4年，而初入学堂的钱学森就在课业上表现出众，在初小阶段跳了一级，只读了3年。优等的中小学教育不仅使钱学森获得扎实的知识和良好的学习习惯，也促进其思想和价值观的成长。

1920年9月，邓颖超到钱学森就读的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国民学校高等小学校任教。当时，一批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教师把活跃的新思想带到了校园。对当时还在读小学的钱学森来说，这样的环境使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了一定的认识。

钱学森于1987年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英国期间，在对留学生的演讲中曾有一段回忆：

那个时候，我虽是个小学生，但有一条是清楚的，不能当亡国奴。日本人搞了一个“满洲国”。他们在北京抓了一批学生，问：“你是中国人还是‘满洲国’人？”说是中国人的站在这头，说是“满洲国”人的站在那头。旁边是拿着枪的日本兵，学生们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被抓的中国学生都是说：“我是中国人！”结果这一批学生全部牺牲了。

1993年3月24日，钱学森在给堂妹钱学敏的一封信中，曾亲笔记录《送别》的一段歌词，信件内容为：

钱学敏教授：

3月20日信所录伯父教您唱的：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它使我落泪。

这是因为：

（一） 80年代在一次国防科工委组织的新年联欢会上看了《城南旧事》电影，就突出了这首歌。结合剧情，道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我为此泪如泉涌。还有一个原因是剧中小学即我曾经就学的师大附小，我的老师有级主任于士俭先生和在校但未教我们班的邓颖超同志。我想念他们！

（二）我对这首歌熟悉，因早在20年代我在师大附中时，音乐老师就改编了歌词，成为一支讲爱国将士的壮歌。

开头改了一字为“长城外，……”这是我一直记得并能唱首句的。

谢谢您教我此曲全文！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3.3.24

1981年11月，钱学森参加了母校北京师大附中80周年校庆典礼。钱学森于1923—1929年就读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附属中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该校名师荟萃，教育理念先进，注重全人格教育。钱学森曾说：“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是终身影响着我们的。六年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在校庆讲话中，钱学森用极具画面感的语言描述了他读中学时所见到的当时百姓生活的悲苦和旧中国的情景：

今天，我是很有感触的。不由得回想起五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师大附中学习时的情景。那个时候，这个工人俱乐部当然不存在，这个地方叫虎坊桥，当时确实有个石头桥，上面雕刻着老虎头。这儿已是城市的边缘了，到处一片荒凉。老百姓就怕刮风，他们有句俗话：“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我还记得狭窄的胡同里经常有做小买卖的在叫卖，声音格外凄凉。如补锅人的叫声，就拖得长长的，被风一吹，显得悲惨极了：补——老——锅！补——老——锅！听了让人掉泪。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这就是我在师大附中学习时旧中国的情景。那从阴暗的胡同里传出的悲惨呼叫，就像是垂死的人在做最后的挣扎。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感觉到有一个民族和国家是生存下去，还是灭亡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它不仅压在老师们的心上，也压在所有学生们的心头。在这种气氛下，同学们努力学习，寒窗发奋，就是为了振兴中华！

在少年时期的成长中，除了时代和环境的烙印外，个体的志向和价值观发展往往受到亲友、师长、同学，以及阅读过的书籍、向往的偶像的影响。钱学森也不例外。

初三时，钱学森从同学们的闲聊中第一次得知了爱因斯坦和列宁，使年少的他对科学伟人和革命伟人心生崇敬与向往。钱学森说：

记得初中三年级时，一天午餐后休息，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一位同学十分得意地说：“你们知不知道20世纪有两位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大家听后茫然，便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从图书馆的一本书上看到的，爱因斯坦是科学伟人，列宁是革命伟人。但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创始人，列宁是俄国的伟大革命家，更不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但这次茶余饭后的闲谈却激起了我对科学伟人和革命伟人的崇敬。

在高中时期，钱学森对董鲁安老师的国文课程印象深刻。董鲁安青年时曾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毕业后留校任附属中学教员。钱学森晚年回忆对他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17位老师时，就特别提到了董鲁安。

钱学森曾多次撰文谈到董老师。他说：“我们班上，给同学们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的董鲁安老师。董老师实际上把这个课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课。”在入党自传中，钱学森也提道：“他在我们高中课里，常常用较长的时间讨论时事，表示厌恶北洋军阀政府，憧憬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北上；他教导了我对旧社会的深切不满，对鲁迅先生的钦佩，也使我了解要祖国富强就非树立新政权不可。”

虽然年少的钱学森“当时并不知道新政权到底该是什么，对社会主义是一点都不懂的”，但董老师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思想革命”的种子。钱学森还强调自己学生时代就有家国责任感、“有颗爱国的心”，也是受董老师教导的影响：“他时刻告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不论将来做哪一样工作，都要想到自己的祖国，想到自己做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在董老师的教导下，使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关心着我们这个国家的现状和前途。总之，我能有颗爱国的心，要感谢董鲁安老师的教育。”

董鲁安教学生多读鲁迅；而鲁迅与钱家治也颇有交情，二人相识于留日时期，回国后又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北洋政府教育部共事过。钱学森确实像董老师所教导的那样，钦佩鲁迅，熟读鲁迅的作品。

在留美时期与钱学森有过交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唐有祺曾这样评价钱学森：“特别让我惊异的是他对鲁迅著作中的内容十分熟悉，记得他谈到鲁迅对有人把milky way译成牛乳路的批评等，这在当时长期旅居海外的理工科学者中是少见的。”

钱学森在后来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中也多次提及或引用鲁迅的话，例如：

日本的藤山纯一先生说：“鲁迅生前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尚未解决，阅读和研究鲁迅作品，因此比以往更为重要了。”是什么问题尚未解决？是以前我们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所要解决的问题，即反对封建主义！（摘自钱学森在《文艺研究》编辑部举办的报告会上的讲话）

我最近重读了鲁迅先生劝郁达夫先生的诗：“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第一句的意思是说，风平日暖的天气，能高飞远翔的鸟是不喜欢的，憎恶的；第二句是说，小山虽然开满了花，很香，但你在那里就看不见后面的高山了。我读这两句诗，觉得意思很深刻，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再下点功夫多学点学问，那我们就决不会贪图安逸，甚至同流合污，而是以高尚的理想和道德鼓起勇气，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摘自钱学森1986年12月18日在全国政协学委会报告会上的讲话）

回忆起鲁迅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影响，钱学森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我们当学生的，就相信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我们也拥护中国共产党。因为鲁迅教育我们中国的出路只有共产党这一条，没有其他的出路。鲁迅先生是总结了历史的教训后得出这个结论来的。”

比起儿时对“不能当亡国奴”的朴素认识，中学毕业的钱学森对爱国已有了更多的体会。在他此后一个个成长的选择中，报国的理想也逐渐变得深刻、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