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制度·道路·文化:海外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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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社会主义科学研究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发现真实的事实,并对事实背后的道理或规则进行解释。我们对海外学者的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也必须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

首先,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观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健康的基本趋势。”葛懋春:《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 19-120页。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学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原或解释历史,可以通过对历史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自己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关注,但历史作为一种已经消失了的社会存在,却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改变。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方面的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但论说不一,方法多样,观点各异,良莠杂陈。这就需要我们有必要运用唯物史观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做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国内人士了解国外学者研究的细节,为深化大家对海外中国研究的认识提供必要的帮助。在唯物史观审视下,我们要借鉴其有益的成果,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扬我优势、固我根基、完我使命的借鉴”马启民:《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同时,对国外学者研究中的误读和曲解,也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慎思之、明辨之,作出自己的分析和思考。

其次,坚持实践标准的研究方法,对各种诋毁和丑化中国的言论进行有力批驳。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研究,由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差异,观点有异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们也应看到有些人由于受冷战思维的影响,甚至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存在着肆意诋毁、恶毒攻击、污蔑丑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况。如何分辨这些观点的正误,判断哪种观点揭示了事物的本来属性呢?唯一的途径就是运用实践标准进行检验。只有坚持实践检验的标准,才有可能衡量出理论的成败和真伪。“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比较分析框架的基础,也是不同民族、文化、社会背景的学者取得共识的基础。”马启民:《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我们在分析海外学者的观点时,应依据客观事实,采取以理服人的方法,通过思想交锋,明辨是非,纠正谬说,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智慧,形成中国学派。

再次,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角度考察海外学者的研究。开展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研究的再研究,要求进行抽象的总结和总体上的宏观把握,但也不应忽视微观研究,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具体内容的研究肯定是空洞无物的东西。我们将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海外学者的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从微观和宏观两者的结合上探析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考察海外学者研究的历史进程。从框架结构上来说,我们力争做到综合论述与专题评析相结合,宏观考量与微观例证相结合,尽可能在全面、详细地收集海外学者研究成果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认真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全面把握海外学者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寻找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

最后,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辩证地审视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比较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人们通过对不同时空条件下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异同,可以深入地探讨不同事物、不同事件在运动中的本质联系和基本区别,揭示历史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海外学者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其研究视角、范围、侧重点和分析框架等都有较大的差别,在研究中形成了众多的研究模式和思潮流派。我们要在广泛占有国外学者研究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海外学者的基本观点和已有成果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相同之处和存在的差异,以期对海外学者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研究进行客观评价。这里所说的比较研究,包括多个方面,既有海外学者之间不同观点的比较,也有中外学者不同观点的比较,还包括东西方不同国家的学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的比较。

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呈现出时间长、内容宽、范围广、观点多等方面的特点,要想正确认识他们的研究成果,需要运用多种方法开展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