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航海精神的传承

一、彪炳史册的和平精神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郑和下西洋（见图1-1）都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关键事件。从1405年到1433年，28年间，中国航海人在郑和的带领下，进行了七场大规模远洋航行。这场跨越了东亚地区、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各地的大航行，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航海项目，远超西方航海家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的总航程达到七万多海里（1海里＝1 852米），长度是地球圆周的三倍多。郑和远航先后吸纳了208艘船和2万多人，航行足迹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打开了中国至东非海岸长达13 000海里的海上交通，在航行规模、编队人数、船舶大小、航海里程、航海技术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后来西方航海探险家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

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28日在德国访问并在柏林科尔伯基金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和平发展是中国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政策。历史上郑和下西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推行经贸和文化交流，舰队这么强大却没有进行过任何侵略，而是调解纠纷，打击海盗。中国奉行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给予邻邦巨大帮助，交了很多朋友。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清楚地指明了郑和下西洋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郑和下西洋表明中国掌握了当时最高水平的航海技术，同时这一历史事件开启了东西方文化、物质和精神的交流，开启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开启了中国“敢为天下先”的历史新纪元。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战略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明朝的国际威望，而且构筑了中国的政治外交话语权。中国由此走向了世界，世界由此认识了中国。郑和下西洋可谓是中国航海之嚆（hāo）矢、拓展之航标。

郑和七下西洋漫长而曲折并充满风险的航海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包括航海意识、航海技术、航海精神、航海宗教民俗、航海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丰富的航海文化，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郑和远航的开创性在中国航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司南导航的创新精神

指南针（司南）［见图1-2（a）］最早为中国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指南针随后演变成磁罗盘［见图1-2（b）］并应用于航海事业上。在指南针用于航海之前，海上航行只能依据日月星辰来定位，遇到阴晦天气时则束手无策。在指南针用于航海之后，解决了受天气因素影响的导航问题，弥补了天文导航、地文导航的不足，开创了航海史的新纪元。

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指南针用于航海，使人们在海上获得了全天候航行的能力，第一次真正得到了在茫茫大海上昼夜航行的自由。英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曾指出，指南针的应用是原始航海时代的结束，预示着计量航海的来临。指南针不仅促进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为明朝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且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极大地推动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正如英国皇家航海学会柯特博士所言，这一变革的重大成果是由于能够采用一种便捷的仪器来测量方位与确定航向。因此，水道勘测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石之上，而由此测绘的航行海图，无疑比罗盘出现以前的任何海图要优越得多［2］。

根据史籍记载，指南针最早用于航海应该是在宋朝，随后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入欧洲。此后，罗盘在世界航海领域被广泛应用，并从技术上为地理大发现的航行提供了可能。元朝，指南针成为海上指航最重要的仪器。在指南针的辅助下，罗盘针路成为普遍使用的导引。譬如船航行到什么地方，采用什么针位，在航线上都一一具有标识。世界航海业的历史进程充分表明，这一航海技术的质变，为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航海国家，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海上探险以及之后的“地理大发现”，从技术方面做好了准备。

三、海员罢工的斗争精神

20世纪初，香港的中国海员在英帝国主义压迫下生活非常困苦。海员经常航行于欧美各国，最容易接触各地思想潮流，对20世纪初的革命思想并不陌生。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要求增加工资的要求被英国资本家拒绝后，在海员工人的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下，开始举行大罢工。同年1月底，罢工人数增至两三万人。香港英国当局对工人罢工极为恐慌，2月1日，以武力封闭了海员工会和运输工会，并逮捕罢工领袖。工人群众联合起来，组成纠察队奋起反抗。在广州附近农民的支援下，封锁香港。从2月27日起，香港各工会陆续开始罢工，到3月初，罢工人数激增到10万以上，其中包括邮局和银行职员、仆役、厨役、轿夫等。罢工浪潮席卷了整个香港，使繁华的香港成为“死港”“臭港”。香港英国当局惊呼，罢工“陷本殖民地于危险之境”，于是英帝国主义进行野蛮镇压。罢工工人毅然离港回广州。3月4日，工人们成群结队徒步返回广州，行至离香港6公里的九龙沙田地区时，遭到英国军警的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数百人，造成“沙田惨案”。

英帝国主义的屠杀行为更加激起了广大工人的义愤，他们决心与港英当局斗争到底。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海员罢工极为关注，在广州组织成立了香港罢工后援会，做返穗工人的后盾。中共广东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组织全体党员、团员参加接待和其他各项工作，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号召海员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坚持到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香港工人的罢工斗争坚持了56天，使英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利益遭受巨大损失。1922年3月8日，罢工谈判协约签字，港英当局被迫接受海员们提出的条件，明令取消2月1日公布的封闭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反动命令，送还被拆除的工会牌子，释放被捕工人，并答应抚恤在“沙田惨案”中死难的工人，同时给工人增加15%～30%的工资。至此，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胜利结束。这次罢工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气焰，鼓舞了武汉、上海、广州、澳门等各地工人群众的斗争士气，成为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高潮的起点。图1-3为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后，部分海员在广州合影留念［3］。

四、吴淞商船的爱国精神

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发轫于1909年创办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公学）船政科。清宣统元年（1909年），邮传部鉴于“商业振兴，必借航业，航业发达，端赖人才”，将南洋公学改为高等实业学堂，初期即增设船政一科，学制两年。宣统三年（1911年），鉴于航海专业与一般工程专业性质有别，为振兴航业，广植人才，航政科分出另设专校，定名为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选定吴淞炮台湾为校址。1912年校舍建成后，高等商船学堂改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见图1-4）。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创立之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在华船员被大量征调回国参战，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以其出色的专业技能和过硬的专业素质得到广泛好评，大受航运业界青睐。强烈的国家责任感是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的一个重要传统。早在学校创办之初，监督唐文治就在开学典礼致辞中指出，一船生命财产之安危，均操于船长手中，试想所负之责任，又何等重大。同时诸生亦应当记住，商船驶到外国，实际是国家的努力所达到之处。他鼓励学生要勇挑重担，以振兴中华航海事业为己任。这种精神指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校毕业生，促使他们积极投身于振兴航运事业、收回国家航权的斗争中。

北洋政府时期，船政科、吴淞商船学校的学子们凭借勇气和智慧，站上了历来为洋人霸占的船舶驾驶台。时任校长萨镇冰评价，吴淞商船学校毕业出来的百余学生，努力奋斗，代替了外国人把持高级船员的职务，表现了非常好的成绩。

抗日战争期间，吴淞学子们同仇敌忾，参加了中国实业史上由民生公司卢作孚指挥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宜昌大撤退，在炮火、炸弹下肩负民族的兴亡，保存了中国民族航运工业的命脉。抗战胜利，为复苏中华航运，仍坚持努力。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驾船起义、北归，组织香港招商局起义等震惊中外的义举中，都有吴淞商船学校毕业生的身影，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封锁、反轰炸的斗争中，为新中国航海事业奠基立业出力。

新中国成立后，航海事业百废待兴。吴淞学子以最大的热忱，积极投入祖国的航运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在其他如核工业、潜艇水下发射、船舶设计、计算机工业、航天科技、历法改革等科研领域以及航海教育、保卫海疆、航企管理等各条战线上也都取得伟绩。在不懈的奋斗精神指引下，吴淞学子中不仅有劳动模范、巾帼轮机长，也有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为新中国航海事业储备了坚实的力量［4］。

吴淞商船学校历经晚清、民国与新中国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学校虽几度易名，甚至停办、合并、外迁、重建和调整，但教育要旨源流相承、专业学科逐趋成熟，校基日固。如今的大连海事大学和上海海事大学的校徽上都有1909年字样，标志着“吴淞商船”是两校的源头。正如前交通部部长钱永昌说道：我国航海院校特别是大连海事大学和上海海事大学都在吴淞商船学校的根基上，似干枝般都有了茁壮的成长。

五、北极首航的开拓精神

北极航道是指往返太平洋与北冰洋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大部分路段位于北冰洋水域。进入21世纪后北冰洋的冰覆盖范围随着全球变暖而逐渐缩小，北极航行日趋可行。北极航道包括东北航道、西北航道和中央航道。其中，东北航道西起欧洲北部海域，东至白令海峡，是地理意义上连接东北亚与欧洲最短的海上航线。

2013年8月15日，中国“永盛”轮载着15名船员、5名技术专家及万吨出口钢材和设备，缓缓驶离江苏太仓港前往北极航道（见图1-5）。同年8月27日3时30分，“永盛”轮通过白令海峡到达北极东北航道的起始点，6时进入北极圈，然后向西经过楚科奇海、德朗海峡、东西伯利亚海、新西伯利亚群岛北部、拉普捷夫海、维利基斯基海峡、喀拉海、新地岛北部、巴伦支海，于9月5日抵达挪威北角附近。经过10天航程，顺利通过东北航道，于9月10日靠泊荷兰鹿特丹港，完成北极东北航道首航任务，成为历史上第一艘成功经由北极东北航道到达欧洲的中国商船。“永盛”轮从太仓出发通过北极东北航道到达鹿特丹总航程为7 931海里，航行时间为27天，比传统的经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缩短航程2 800多海里，航行时间减少9天。“永盛”轮成功首航北极，除了航程和航行时间缩短所带来的经济和环保价值外，还有着更重要的战略意义。未来，中国在贸易通道方面将有更多的选择。中国开往欧洲的商船将可不必在繁忙的苏伊士运河等待，也可避开传统航线上的敏感地区。

2018年1月26日，《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发布，明确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这条通道一旦贯通，或将给国际航运市场网络和格局带来一次深远的变革。首航北极的商船正是中国航海事业不断开拓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