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来自童年的挑战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读过多少关于欺凌问题的书了，保守估计应该接近200本，不过，说良心话，并不是从头到尾读完了所有的书。所有这些文献都清楚地传达出一个问题：要定义欺凌是极其困难的。
让我们以各种职业的培训制度为例。显然，志愿参军的军校学员将接受的训练，与教师、飞行员乃至银行新员工要接受的培训完全不同。公平地说，公众对军队训练的态度以及好莱坞对军队生活的描述有时显得过于苛刻。媒体偶尔也会煽风点火（至少在某些地方），有些报道称，暴力和欺凌在军队里是家常便饭，是军队训练的一部分。
但是，训练新兵真的是一种欺凌吗？军队中真需要一个像电影里那样大嗓门、留着八字胡的军士长，冲着新兵的脸咆哮式发号施令吗？假如，他的责任就是让没接受过训练的年轻人在听到“跳”这个词时立刻跳起来，而这样的反应在关键时刻能救命，那么这样做真的是欺凌吗？答案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尽管我在这里并不提倡欺凌式的训练，但一个行为的背景会改变我们对其严厉程度的感受和反应。
我们可以把这个观点延伸到更普通的办公室情景中。假如一名员工没能严格按照期限完成任务，繁忙的经理很生气，可这名员工又一次拖延，经理气得冲他大吼大叫，那么这位经理的行为算不算是欺凌呢？他的管理风格可能不够高明，但当员工经常不能达到明确给定的预期时，他的反应真的能被称为欺凌吗？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过，这再一次说明，背景非常重要。假如换作是你，在办公室里经常看到这个员工特别懒散，总是离开工位，一会儿泡咖啡，一会儿找人聊天，你会怎么想呢？假如这个让人头疼的员工常常让别人帮他，却连声谢谢都不说，还总是迟到早退，那么你对经理的态度会不会有所转变呢？大概会吧。
同样地，如果一个职员平时非常勤奋，但最近刚刚经历丧亲之痛，或者最近一直试着与老板沟通，告诉老板他一时间无法应付这个任务，那么这个大喊大叫的经理就很可能是错误的一方。这就是本章的主旨：我想探究，在群体中，不同程度的期望值是如何构筑欺凌行为的背景的；随着时间推移，社会看上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对个人的期待和要求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社会面貌不断改变，人们行为的背景也随之持续变化，正是这风云变幻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哪些行为值得尊敬，哪些行为招人白眼，甚至会受到排挤。
在这本书中，我无意提倡任何形式的欺凌，也不接受任何以调控情绪为借口的欺凌，而且我也不是在为恶霸开脱。我想说的是，对一些人来说，欺凌行为可能是他们生活的环境造成的，这需要我们去探索。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其中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也就是说，人与人是不同的，同样的环境、类似的经历，有些人选择欺负别人，而有些人则不会。这种差距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进行讨论。
社会面貌的改变？
《剑桥英语词典》（Cambridge English Dictionary）对“社会”的定义如下：
一大群人有组织地生活在一起，决定如何做事，分担需要完成的工作。
一个国家或几个类似国家中的所有人都可以称为一个社会。
和其他人在一起的状态。
我们都有自己的圈子，归属感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如果不依附于一个或一群照顾我们的人，我们就无法生存。童年时期，我们会逐渐理解自己在家庭圈子中的位置，以及在这个圈子内外的角色分别是什么。到了青少年阶段，我们会将这种思维进一步扩展，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想成为谁。在这趟寻找自我的旅行中，我们可能会离开熟悉的环境，进入新的社会群体中。青少年经常利用这段时间去探索到底什么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他们需要知道生活中的哪些方面应该继续保留，哪些方面已经不适合他们的成长，因此可以像蛇蜕皮那样丢掉。在青春期的探索之旅中，青少年们登上星际飞船去寻找机会，他们在试探新环境时要么表现得满不在乎，要么摆出对抗的姿态。
在正式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从更宽泛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将从社会层面着手，层层深入，直到个人。请看看下面的图像标志。
对你来说，它代表什么？当然，它是奥运会的标志。就连这个五色环的黑白版本也深深地印在了大多数人的脑海里，一眼就能认出来。它清楚地显示出5个相套的圆环。这个设计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更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个设计，因为它向我们传达了社会的一般意义。整个图像代表了这个世界——我们所生活的最广阔的社会。5个圆环代表着五大洲：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包括白色背景在内，奥运五环标志上有6种不同的颜色。正如设计师皮埃尔·德·顾拜旦（Le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自己所说的那样：
其象征意义不止于此，紧紧套在一起的5个圆环象征着全世界思想以及理念的联盟。20世纪初期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奥运五环象征着永恒的人类精神。
这个标志的意义甚至延伸至奥运精神。奥运会徽、强调参与重要性的箴言以及各种仪式活动，都有助于鼓励运动员融入奥运大家庭。
我们在这里讨论奥运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奥运会传达了一种理念，即“社会”不仅仅指一群人聚在一起，个人要成为一个团体的一部分，不只是占据那个位置就可以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举办时，我和我的小儿子去曼彻斯特观看了日本队对埃及队的足球比赛。尽管门票很贵，但这一大笔钱并没能让我们参加闭幕式庆祝活动。现场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彩旗飘扬，还能与尤塞恩·博尔特和杰西卡·恩尼斯肩并肩，但这些我们都没能体验。显然，我们只是花钱买了90分钟的荣幸。哦，好吧！一般来说，待在那儿并不意味着我们成了其中的一分子。
因此，想要融入一个社会群体，仅凭一张印着“准许入内”的票是远远不够的。描述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远比说“社会就是一群人”或者“一群人组成社会”要复杂得多。显然，我们需要借助一个模型来理解社会这个“多面怪”。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种特定的理论，来帮我们更详细地理解社会。这个理论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欺凌事件发生的背景，甚至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人选择欺负他人的原因，或者准确地说，为什么一些人愿意做有益于社会的事，而另一些人会做出反社会的行为。如果想了解身边的“欺凌者”，就需要看看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需要探索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种环境为什么会助长欺凌之类的行为。再说一遍，背景非常重要，这个话题将贯穿全书。
生态系统
生态学研究的是生物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周围的自然环境、如何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有很多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是如何建构的。其中的许多理论，就像社会本身一样，让人眼花缭乱。当你看社会群体中“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剖析图时，你会感觉自己像坐在缝纫俱乐部里一样，那简直是灾难。
社会群体之中节点联系图解
人们往往一看就懵，看不出这张图与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联。绘制社会示意图并不容易，许多研究者付出了巨大努力，可结果看起来像是核反应堆的电路图。
我要介绍的是一个把孩子放在中心位置的理论，这个理论图表更容易理解，也更具有现实相关性。接下来，我们用几页文字来探讨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也就是尤·布朗，现在的大学生都这么称呼他）的生态系统理论。相信我，虽然我写起来很麻烦，但你们理解起来会很容易。在开始正襟危坐探讨这一理论之前，你可以泡杯茶休息一下。
尤里·布朗芬布伦纳于1917年出生在莫斯科，6岁时移居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和纽约长大。20世纪60年代，他在推动美国政府的“启智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像我们稍后会详细介绍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一样，尤里·布朗芬布伦纳对孩子的成长过程以及影响孩子发展的主要因素特别感兴趣。他的理论试图解释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布朗芬布伦纳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变换，社会对孩子的影响会波及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个圆环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决定着人们所能做出的选择。他的理论着眼于5个主要的“系统”，其中包括时间，他称之为“时间系统”，贯穿于所有的影响圆环。
生态系统理论图解
孩子就处在这些同心圆的正中心。在这一区域，我们能够了解一个孩子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家庭地位等。想要了解一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人，他如何做出对他来说很重要的决定，或者更重要的是，他是如何被允许做出选择的，那么就要了解这一区域的所有信息，这些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环：微观系统
微观系统是孩子刚一出生就直接接触的环境，其中包括孩子的主要看护人，大多是几个重要的家庭成员。正是在他们身边，通过他们，孩子们才开始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和理解这个世界。在下一章，我们开始讨论幼儿的道德、社交和情感发展时，还会再次探讨这个重要的成长阶段。
在这里，只需要了解，微观系统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理解社会规则的环境。可以认为，我们最早强加给孩子的社会规则之一是有关排便的，弗洛伊德的性心理理论将我们训练儿童排便的时期描述为“肛欲期”。这套令人吃惊，甚至可以说不是特别有价值的理论体系，把“废物管理”过程看作儿童在3岁左右这一阶段成长发育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如此，弗洛伊德的理论确实突显出了在这段重要的、臭烘烘的成长阶段，我们会对孩子产生潜在的影响。正是在这一阶段，孩子们开始学习配合父母的一套规则，即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如厕可能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到社会规则，并知道其中有严格的“不可以”，也有一些“可以”。
接下来的几年，父母搭建的“脚手架”还会延伸到语言的使用；理解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界限；理解可接受的行为与不可接受的行为之间微妙的差别；从一个特定的家庭驱动角度来看，对重要和不重要的基本理解，等等。有一些家庭有着稀奇古怪的规矩，比如尼尔的家庭。尼尔是一位非常慈爱的父亲，他制定了一条严格且不可违反的家规，那就是绝不准许在星期天剪脚指甲。这对他和他的家人很重要，也影响了他的家庭生活。这是一种个人选择，而不是社会对完美足部护理的要求。
再举一个微观系统不协调的例子。20多年前，我教过一个小男孩，在这里就叫他布莱恩（不是真名），他说话特别刻薄，常常害我流泪。我记得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一次，布莱恩非常想上厕所，那时我刚刚取得教师资格，教二年级课程。尽管经验不足，我也明白布莱恩着急上厕所。我准许后，他一溜烟跑了。过了一会儿，布莱恩回来了，他一副难为情的模样，挥着一只沾满棕黄色污秽物的手让大家看。面对这种情景，我的反应极其可笑。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很傻，第二个问题很白痴。当他举着那只让人无法直视的手时，我不知所措地问：“那是什么，布莱恩？”他实事求是地回答：“这是屎！”我已经尴尬到无法思考，脱口而出：“在哪弄的啊？”（这还用问？！）布莱恩淡定地回答了我的盘问：“从我的屁股！”可怜的小家伙，裤子上的扣子太紧了，在那些不可描述的物质喷涌而出前，他没能解开扣子，于是，他能做的只有用手把它们捞出来了。这个故事除了告诉我们，如果你问一个愚蠢的问题，你就会得到一个愚蠢的回答之外，还告诉我们，微观系统会教你的孩子如何说话，教你的孩子如何使用家庭内部认可的语言。而且，微观系统会教给你的孩子一套规则，通过这套规则，他将知道适合自己的地方以及自己是谁，并将带着这套规则开始他的人生。微观系统帮助孩子们了解他们周围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做出反应。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实践圈子扩展到家庭之外，微观系统开始包括与孩子生活相关的其他社会场合。其中可能包括学校、医疗机构等。这些机构是如何组织的，他们如何与孩子互动，都将影响儿童对这个世界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自己适合哪里，以及更重要的，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行为规则来应对各种各样的社会要求。
●二环：中间系统
中间系统是不同于微观系统的工作过程，这一部分的主题关于相互交流。显而易见，如果一个孩子在家庭和学校中受到了伤害，他们的成长过程将伴随着对周围环境的恐惧，这种恐惧还会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上。在这个层面上，父母的教养方式很重要。如果父母积极而又真诚地对待孩子的教育，例如愿意参加家长会；当孩子在体育比赛中大放异彩时，他们欢呼雀跃；当孩子遭遇失败时，他们仍然为孩子加油；当孩子参加学校演出时，他们在台下热情地挥手。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比起那些在从早到晚都不见父母人影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会更自觉地努力学习。
中间系统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在这个阶段，家庭精心制定的一些规矩和习惯开始受到质疑。对于我的学生布莱恩来说，几年的学校生活为他提供了一套不那么丰富多彩但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语言基础。据我所知，他在课堂上说粗话、骂人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少了。毕竟，教育的目的是按照社会赖以存在的广泛规则，促进思想发展和塑造思维。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中间系统会改变他们所遵循的规则，使其更多地与社会和政治选择有关。有研究指出，父母对孩子选择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的影响，在孩子9岁左右时就开始减弱。这取决于一系列的情形，包括儿童的学业素养和社会能力，身体素质和社交技能，以及生活在什么样的社区。随着孩子眼中的世界越来越广阔，他们的身边会充斥各种各样的声音——交通的轰鸣、友谊的号角、同伴的意见，父母的声音会日渐模糊。因此，9岁往上的孩子开始要求拥有特定款式的鞋子，对他们来说，拥有一件时髦产品比取悦爸妈更重要，这就不足为奇了。
●三环：外层系统
外层系统对内层系统有着直接的影响。外层系统中包括一些直接影响儿童身边的人和事情进程的因素。家庭所能担负的消费水平、孩子父母与祖父母之间的关系质量等问题在这里都很重要。尽管孩子没有工作，但大部分父母要工作。父母的工作情况——失业，或另一个极端，得到晋升——都会直接影响孩子的生活状态。外层系统还包括孩子可能永远无法接触到的一些环境，这些环境会影响与他们互动的人。假如孩子的父母中有一个在工作中非常不开心，那么父母在家里的行为举止以及对待孩子的方式很可能会受到影响。
●四环：宏观系统
宏观系统是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的最外层，涉及社区和文化层面对儿童的影响。对位于理论中心的孩子来说，宏观系统只能对他们产生间接的影响，但它仍然很重要。在很多方面，宏观系统为孩子及其周围人们的各种行为提供了宏观背景。我们的孩子都生活在某种社区文化当中，正是宏观系统在维持或改变着这些社区文化。如果宏观系统存在重大缺陷，将会对儿童的福利和生活状态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宏观系统还影响着一个社区的气氛和文化态度。近年来，世界范围内遍地开花的各类“解放”运动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人们通过举行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来改变大众对性、性别和婚姻的看法。
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个理论中，宏观系统的变化可能会由外而内地影响到位于理论中心的孩子。20世纪80年代，英国很多地区的人们都见证了宏观系统层面的损毁，很多社区都因煤矿以及其他大型工厂的倒闭而遭受重创，这些社区的居民直接或间接地（例如在面包店工作）依靠煤矿和钢铁厂提供就业机会。我有一些在英格兰东北部长大的朋友，他们直到现在还能看到或听说大约30年前宏观系统层面的那场震荡所遗留下来的破坏性影响。他们告诉我，时至今日，在一些成年人的言谈之中，仍然能够听出，他们身为北方人的自豪感里夹杂着对未来的悲观。这些不够乐观的言传，必然会影响在这些社区中生活的孩子们的思维。
宏观系统影响着整个社会，它提供同时也限制着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够得到的机会和经历，其中一些机会和经历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和人格发展至关重要。如今，更迫在眉睫的宏观系统问题包括街头犯罪和暴力的盛行，以及游乐场所和青年中心的可获得性。2018年的头几个月，伦敦市的持刀犯罪报告急剧增多，30多名青少年不幸遇难，这是宏观系统最大的失败。透过这类例子，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孩子的情绪、健康和社交能力发展的。宏观系统的其他影响因素包括一个地方的既定社会和文化历史，以及政府的法律。
然而，宏观系统并不总是万恶之源。一位心理学教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印证了文化和儿童思维是密切相关的。这位教授告诉我，他从事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英国、俄罗斯，这3种不同文化中的小学生对待阅读的态度存在着明显差异。为了课题中“增进了解”这一元素，他花了一些时间深入学校的社交环境中与孩子们相处。在午餐和课间休息时，孩子们会凑过来问他很多问题。正是在这些轻松随意的环境中，他开始注意到孩子们思维上的根本差异，这些差异植根于宏观系统层面，是他既没有预料到也没有考虑到的文化差异之一。当他在校园里四处溜达时，他注意到在这3个国家的校园里，孩子们闲聊的话题有很大的不同。
教授回忆说，当他来到英国的校园时，到了操场上，孩子们三五成群地聚拢过来，用一个到处可见的问题来试探他在操场上的资格：“那么，先生，你最喜欢哪支球队？”他的回答引起了一阵欢呼，也招来了一连串嘘声。他说，在英格兰，无论走到哪里，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被要求亮出他的队旗。在美国，他也被问到了类似的问题：你最喜欢哪支橄榄球队？你最喜欢的棒球运动员是谁？最后，他来到了俄罗斯，为了提前做好准备，他快速浏览了莫斯科当地球队的情况介绍。令他惊讶的是，课间休息时，一群小学生朝他走来，并没有提出体育问题，而是问他：“你最喜欢的狄更斯的小说是哪本？”他说这是一个真诚的问题，而且孩子们对他的回答确实很感兴趣：“《大卫·科波菲尔》？哦，不，我最喜欢《雾都孤儿》！”
在访问俄罗斯的其他学校时，他很明显地感受到了这种对文化和教育的重视。对教育的态度来自宏观系统层面。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学校周六是正常开放的，很多孩子似乎也很乐意去上学。这样的教育方式似乎依靠的是一种内在驱动力，那就是人们渴望通过受教育来提高自己。我想知道，如果你所在的城市里，学校星期六正常开放，会有多少学生愿意去上课？
●时间系统
关于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我想探讨的最后一个方面是时间系统，它与时间的流逝以及社区、生活方式的变化有关。《第三只眼》杂志于2016年刊登的一则漫画出色地阐述了对社会变迁的这种理解。这幅漫画描绘的是一位中年绅士站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前，正在跟值班的售票员交谈。字幕写着：“我想回到简单的时代，谢谢。”这幅漫画的精髓在于，把它拿到过去100年中的任何一个时间点，甚至100年之前，这个笑话仍然很有趣。时间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时间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生态系统理论的运作，还提醒我们应该以成年人的姿态去处理欺凌。另外，时间还告诉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看待欺凌，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待当下的事件。我想更详细地谈谈时间系统，探索社会的变迁，以及这一因素对孩子们的发展和他们现在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我相信你已经很清楚，现在10岁的孩子和你小时候相比，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要想更好地了解恃强凌弱者以及他们的行为，还有一些重要因素有待我们去考量。
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呢？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生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我的童年和今天孩子们的生活大不一样。改变的不仅仅是玩耍的方式，整个世界似乎都变了。曾经，所有的孩子都在外面玩耍，在田野里奔跑，在树林里游戏，或者，胆大包天地跑到大马路上游荡，家里的后门整天随意地敞开着，常常能见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过去的生活更简单，也更安全，连星星看上去都比现在的更亮，草地也更绿，空气也更清新。这是我的幻想吗？还是那个时代真的好得多？显然，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一直在演变，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似乎生活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而我想要在这里着重讨论的就是这个进程——对生活的适应。
要想弄明白所谓的童年的概念，我们也必须尝试去理解所谓的成年的概念，这两者在定义上是相辅相成的。在一些文化中，孩子在18岁生日那天会收到一把钥匙，意味着开始有权利跨过成年的门槛，合法地享受作为成年人的陶醉，同时也要开始承担伴随着成年而来的责任，可谓喜忧参半。我不清楚你的感受如何，我的18岁生日对我来说，就像第一次熬夜守岁一样重要（那是在我7岁的时候，我才不会等到18岁呢）。这次体验远比我所期待的要平淡得多，我心里想的是：
没有突如其来的对世间万物的顿悟，也没有将一切都想清晰的豁然开朗。胡子、肌肉和财富都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老实说，我仍在等待后两者的到来），当然也没有从天空传来的低沉声音：“欢迎啊，地球上的成年人！”完全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我用和昨天一样的方式开启了新的一天，而昨天我还只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呢。其实，对我来说，那感觉就像在那个普天同庆的时刻，秒针滴答一下，地球一瞬间从20世纪进入了21世纪。尽管谣言漫天，可据我所知，在2000年1月1日00时00分01秒，并没有一架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世界各地的计算机也没有像许多人预测的那样崩溃，让人类社会遭受电子数据的暴击。从很多方面来说，时间变化的界限是一个人为的概念，就像这种变化引起的焦虑一样。
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成年和童年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这种划分是社会随着历史发展而建构出来的。但情况并非向来如此。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认为，直到大约10世纪到13世纪，童年的概念都还不存在，就角色和责任而言，儿童和成人之间没有很大的区别。在那个时期，人们组建家庭的目的是生存。甚至直到17世纪，儿童还普遍被认为是“迷你成年人”。那时没有学校，也没有劳动分工，大多数孩子和所有人一样，每天都为了生活而努力劳作。人们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参与觅食、耕作、打扫和做饭。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就是学习如何运用家族代代相传的知识和技能生存下去。据一些历史学家披露，在那个年代，人们往往直到确定孩子能活下来才给他起名字，而且通常会取已故兄弟姐妹的名字。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童年是一个未知的概念，它还没有被创造出来。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历史故事，即使在今天，不同文化对待儿童的方式也大不相同。当今，在一些国家的血汗工厂里，还常常能够见到很多儿童日复一日、没日没夜地劳作，为似乎总也填不满的纺织品市场生产服装等商品。童年这一概念似乎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在人类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中产生的，一些文化创造了它，而不幸的是，另一些文化忽略了它。
如果暂时把这些放到一边，我们可以认为，成年人和儿童的本质区别在于相关法律条款中对个人责任的限制。例如，在大多数国家，人们普遍认可，个人在十五六岁或十八九岁之前不准许饮酒、驾驶汽车，也不具备承担结婚这个重大责任的资格。因此，通向成年的仪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法律。一旦法律和公众意愿认为童年应该在何时结束，童年似乎就在那里画上了句号。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人们对于童年的期望值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以及社会眼中孩子的正常行为应该是什么样的。为了便于讨论，我想把例子局限在西方文化的生活中，部分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个范畴更熟悉，另外也是因为这种视角限制了变量，在纵向比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童年面貌时，更加简单明晰。
童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每个时期人们的看法都不同。要阐明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看看典型的童年行为是怎么定义的，同时参考过去100多年来孩子们不得不参与的活动和面对的难题。在这里，为了避免细节太多造成理解困难，我需要忽略一部分因素，譬如地理位置和家庭收入等方面。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我在这里并不想精雕细琢。可以这样说，我想描绘的是普通工薪阶层家庭的“普通”孩子。即使化繁为简到这个程度，但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行为的背景。
在维多利亚时代之前，人们仍然以为童年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概念。但真实情况是，不计其数的儿童在工厂、矿井或农场里劳作，甚至死去。孩子的生活和成年人的生活没什么不同，而且影响力更小，也没有为自己发声的权利。讽刺的是，法国哲学家卢梭竟天真地认为，童年是人生中一段安宁、神圣却又非常短暂的岁月，在那之后，就要步入成年人的残酷世界，接受生活的碾压。这也许是一个例子，但却代表了社会中一些特权阶层的麻木态度。尽管这种观点如此荒谬，但一些作家和哲学家还是随声附和，这显然对文化思想产生了影响。
一些艺术史学家指出，绘画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反映出了人们态度的变化。在浪漫主义思潮兴起前，画作中的孩子们通常穿着缩小版的成人服装，从事着成年人的工作或展示技能。随着浪漫主义思潮兴起，绘画作品在风格上变得更加柔和，更多地展现出儿童的天真和脆弱。19世纪早期还出现了大量专门写给孩子们看的书籍，这些儿童读物的主题主要是鼓励孩子们尝试阅读和写作。
到了20世纪末，儿童小说的种类突飞猛进，甚至还出现了儿童自助书籍。可是，当爱德华七世在1901年继位时，这类奢侈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重要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书籍都是遥不可及的，因为他们需要、想要的，远比这些更基本。
在20世纪头几十年里，对于大多数不足10岁的孩子来说，童年过得非常艰难，当时婴幼儿死亡率高得惨不忍睹，所以一切都是为了活着。那时大多数人非常贫困，疾病肆虐，主要城市生活条件简陋，空气质量很差。大家庭的生活空间很狭窄，卫生条件差，相当一部分人吃不饱。这些情况意味着，疾病和困苦始终是童年的关键词，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政策给英国留下的难以磨灭的伤痕。孩子们不过是在挣扎求生，拼命争夺稀缺资源。直到世纪之交，竞争力和地位仍然是孩子们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希望之光已经出现，全民教育的推行，意味着儿童不再需要在危险的条件下每天工作12个小时。在英国，政府开始着手清除受工业革命影响的市中心贫民区，并提供更有利于人体健康的生活环境。农村的情况稍好一些，空气质量较高，但人们的生活不一定更轻松。
有人认为，纵观人类历史，20世纪是人类文明大放异彩的一个时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上述种种苦难并不遥远，在所谓的发达国家，上一代人刚刚才经历过。虽然今天也有一些人生活艰难，但谢天谢地，这已经不再是普遍现象了。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祖父母过去的经历已然有了天壤之别。我妻子的祖母在约克郡度过的童年，每当回忆起爱德华七世时期，她总是忍不住伤心落泪。她和家人住在利兹北部的农场里，简陋的住宅里连地板或地毯都没有，只有裸露的泥地。我还记得我母亲曾告诉我，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住在约克郡的一个村庄里，那时她常常到水井边去取水，战争期间，她被迫离开了童年家园，颠沛流离。
因此，我想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以及过去100年里不同时期的孩子生活状态的差异，由此来看看童年是如何变化的。这些探讨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路：童年的变化对欺凌的变化可能存在着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一些孩子选择欺负他人的心理需求。
●做游戏
丰富的想象力是童年的基本特征之一，它是孩子们心智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是孩子们最可爱的天性之一。孩子们热衷于角色扮演游戏，经常把身边发生的事件加以发挥利用，来满足他们对幻想、荣耀、轰轰烈烈的死亡以及冒险的渴望。在实行严格配给制度的20世纪40年代，英国的孩子们满脑子都是英勇的战斗和对纳粹的民族仇恨。在那段苦难的日子里，孩子们向自己的内心寻求庇护，把一根普普通通的棍子当成手枪，把一块鹅卵石假装成手榴弹。孩子们在假装搭建的战地医院里，安置了绑着绷带的木偶娃娃伤员。
在战后的头几十年里，英国启动了新住宅项目，把废弃的荒地改造成了带有花圃和公园的新住宅区，孩子们拥有了更广阔的户外玩耍空间。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孩子们来说，户外是展示想象力的舞台。那时，公园、街道和田野都是孩子们挥洒创意的画布，孩子们在那里天马行空地畅想、无拘无束地玩耍。足智多谋的他们总能变废为宝，把搜寻回来的东西制作成各种道具，比如把从花圃里摘来的花瓣制成带有异国情调的香水，把泥巴制作成各种“美食”，木板箱和旧婴儿车可以用来表演一场小话剧，家门口的台阶变成了热闹的小剧场……在此之前，孩子们从来没能像现在这样，自由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潜能。
随着时代发展，玩具越来越便宜，孩子们得到的玩具也越来越多。战后的英国经济复苏，家庭财富激增，孩子们被宠坏了，玩具多到令人眼花缭乱，孩子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棋盘游戏、玩偶娃娃和机械玩具。但大多数玩具仍然很简单，是用一些天然材料制作而成的，比如金属、木材、橡胶和纸。同时科技也把电视带到了千家万户，为家庭生活增添了视觉享受，孩子们可以通过观看影像来刺激思维。
20世纪60年代，电池和小型电动机取代发条装置，进入了大众生活。20世纪60年代的孩子在玩耍中体验到的新奇和刺激，是以前的孩子所无法想象的。但是，毫不夸张地说，孩子们几乎不知道怎样张开想象的翅膀。塑料生产工艺不断更新升级，游戏世界永远改变了。孩子们不再需要用包装袋做宇宙飞船，也不再需要用旧纸箱给布娃娃盖房子。更便宜、更新奇的玩具取代了手工艺，孩子们不再费心思做道具，玩耍的时间变得更多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电脑走进了家庭，游戏和想象的世界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孩子们可以足不出户，随时把电视机当成乒乓球台。电视机的作用不仅仅是看节目，更重要的是成了娱乐的平台。自从插件游戏面世以来，儿童游戏最根本的变化可能就是停止想象、开始观看。
今天，孩子们通过屏幕来发展想象力，从中能够获得的视听体验的广度、深度和丰富程度非常惊人。孩子们不再需要用树杈在想象中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再需要自己“嗷嗷”叫地发出爆炸声来烘托气氛；更不需要再在硬纸壳上精心涂鸦，给他们的小木偶、小马和独角兽制作背景幕布。浩瀚的星河不再遥不可及，如今，只需动动手指点击一个按钮，就可以看到所有这些，甚至更多内容。在游戏中，想象力变得多余。此外，面对面的社交似乎变得可有可无，与此同时，与同龄人或同事相处所需的基本社交技能也变得无关紧要。今天，还有多少家长能听到敲门声伴随着这样的邀请词：“安娜出来玩吗？”或者：“安娜可以到我家来玩吗？”孩子们现在可以敞开胸怀，邀请来自天南海北的完全陌生的人进入他们的心灵圣地，甚至进入他们的卧室。
重要的是，我们要思索这些改变有没有让童年变得更好或是更糟，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来说，这些变化对我们理解今天的欺凌行为是否有影响。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接下来，我们看看童年变化的另一个方面，以及可能影响我们理解欺凌背景的另一个因素——延迟满足。
●延迟满足
在心理学术语中，延迟满足是指一个人成熟到具有等待奖励的能力。在考虑如何管理期望和处理失望时，这一点尤其重要。简单地说，孩子们需要懂得一个非常现实的概念：在生活中，不可能想要什么就会立即得到什么。通常情况下，必须去争取，而且，还有一点肯定的是（苍天饶过谁），还要等待。
不公平地输掉游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往往是孩子们最早体验到的“委屈”：得不到他们认为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玩掷骰子游戏时，孩子用了3次机会好不容易掷出9点，却输给了只用两次机会就扔出10点的爸爸，我应该不是唯一一个目睹这种人间惨剧的家长。随之而来的抗议让人感觉就像这孩子亲眼看见别人烧了他的泰迪、撕了他心爱的书似的。从养育的角度看，这些都是你的孩子在学习、成长和发展的道路上必须经历的残酷教训。如果处理得当，这些经历会让眼泪汪汪的孩子懂得，人生就是一段五味杂陈的旅程。关于延迟满足，需要孩子们学习的另一方面是，他们可能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不一定是在他们想要的时候。孩子们的常用伎俩是哭闹：“现在就要！”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的小说《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那个极度骄纵而又贪婪的韦鲁卡·索尔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把“飞扬跋扈”这个词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的父亲非常富有，却不懂得如何教育孩子，只要女儿想要，他会随时满足女儿的任何要求，傻乎乎地以为这会让女儿快乐。如此一来，索尔特小姐所追求的是她何时能得到她想要的东西，而不是拥有这个东西的快乐。被娇惯的孩子在生活中可能会拥有许多东西，但也会失去耐心和延迟满足的技能。
如今，人们待在客厅、厨房或卧室就可以购物。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只要点开购物平台，对着语音输入说“游戏机”3个字，轻轻松松就能买到它，一些网上购物平台还可以实现当日送达。天哪，我就等着将来科学家发明机器猫的任意门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延迟满足的能力又会是什么水平呢？
可以说，童年和青春期的主题之一就是音乐，音乐在很多方面定义了一代人。随着时间推移，音乐产业的文化似乎成了不同的流派：20世纪50年代是狂热的摇滚时代；20世纪60年代是崇尚自由的“嬉皮士”时代；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流传至今的前卫摇滚和声嘶力竭的“朋克”摇滚。对于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来说，音乐已经成为身份认同和青少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自己也是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以及之后的大约30年里，预测电台的单曲排行榜总会成为儿童和青少年一周的谈资。
在20世纪70年代，一张老式7英寸唱片的售价为75便士（约6.6元人民币），到了周日晚上，我会屏息静气地等待，看看我辛辛苦苦攒下的钱是否花得值当，我买的唱片能不能冲上榜单前十。在那个年代，75便士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需要仔细掂量应该怎么花。因为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攒下这样一笔钱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我想买到人气最旺超级明星的最新金曲，那么我就必须忍痛割爱，放弃拥有一两个星期的糖果和漫画。一旦攒够了这个神奇的钱数，我就会和伙伴们花一天的时间，去城里购买心目中那张神圣的唱盘——简称“圣盘”。一旦把它买到手，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内，我们将迷失在那张神圣的7英寸唱盘里，如痴如醉、没完没了地努力模仿每一个词，每一个“欧耶”，每一个“啊哈”，并且毫无疑问地把我们的父母烦到崩溃的边缘。
我确信，在今天，音乐依然像过去一样，在青少年的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似乎又遗失了某些东西，那就是获得一张“圣盘”所需要付出的等待和努力。如今，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得到心仪的音乐，并且能够以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形态储存起来，不用考虑地球引力，也不占地方。音乐现在更加快捷，孩子们不用等到攒够钱以后才能得到自己喜爱的歌曲。人们很容易认为，购买音乐似乎没有多少情感和实体价值，因为除了屏幕上弹出的提示语“下载完成”，再也没有其他可显示的了。就像韦鲁卡·索尔特一样，今天的儿童和青少年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似乎正在失去等待的能力和必要的耐心。随着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快捷便利，儿童发展需要的这一重要部分似乎在逐渐遗失。
看来，在科技浪潮的冲击下，努力与回报之间的联系正在变淡。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觉得我像个老顽固，科技明明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便利！可是，考虑到儿童的成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孩子们延迟满足的能力正在缓慢而又切切实实地被消磨：想要吗？当然！请点这里。太棒了！是你的了。
在当今的青少年文化中，年轻人越来越期望一旦有了诉求，就能立即得到满足，这将是理解欺凌行为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我们在第四章中还会讨论这个问题。
●认知和交流
现在，我们来着重看看儿童对世界理解方式的变化。同样，我在这里只能提供一个粗略的概述，但其中有一些非常有用的原理，在稍后的章节中还会提到。这里所说的世界指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世界，理解周围的世界对孩子的智力成长和情感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我在《来自星星的孩子》一书中，研究过牛顿和威尔逊的“亲密关系圈理论”。这个理论很重要，值得我们来简单回顾一遍。
就像许多类似的理论一样，研究对象处于正中心的位置。第1层圆环是“亲密圈”，这个圈子中的人是我们的社会关系和情感的支柱。第2层圆环是“友谊圈”，用牛顿和威尔逊的话来说，这个圈子里的人是我们的“同盟”。第3层是“参与圈”，这个圈子里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伙伴”的角色，我们常常与他们见面，比如在学校里、公司里。第4层也是最后一层圆环是“交易圈”，通常情况下，只有我们“付费”，他们才会走进我们的生活中，比如牙医、宠物医生、理发师。
在科技进步的影响下，这些圈子之间的边界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这一点很重要。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需要讲讲过去的故事。
在20世纪初，大多数人的生活圈子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绝大多数在生活和思维上能够相互产生影响的人，往往都生活在半天的步行距离之内，在偏远的乡村尤其如此。对于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这个距离甚至更短。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那个年代的全球通信网络太差，大多数人都通过报纸和口口相传的八卦消息来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总是要过好几天才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件。与19世纪相比，电报和电话的出现大大加快了信息共享的进程，在当时人们认为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在接下来的40年里，家庭生活的核心模式基本上没有变化。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收音机成了了解外界信息的主要来源。一到晚上，家家户户都会准时聚集在收音机周围收听新闻和故事。这就意味着，儿童首先在家庭中了解这个世界，而人们得到的信息是经过广播和媒体机构过滤了的。各个家庭有自己的认知基础，与此同时，人们在与街坊邻居聊天的过程中也会改变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理解。而后，电视开始在一些家庭里出现，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新闻来源。但归根结底，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仍然是由牛顿和威尔逊所谓的“付费”专业人士编排的。在儿童和青少年的眼前，这个世界就像清晨薄雾里的一朵花，正在缓缓地绽放，可是灌输给他们的信息仍然是经过仔细过滤的。
这个亲密圈、友谊圈、参与圈和交易圈的理论反映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信息往往会从外圈层层过滤到中心圈，人们纷纷将所听到的内容代入情景，每层圈子的人都会挑拣出更情绪化和更重要的信息动态。随着科技进步，尤其是电脑和手机的普及，这种信息获取模式永远地改变了。在此，我们有必要详细地探讨这种技术，因为它改变了孩子们的交流方式，更重要的是，与这本书主题相关的，孩子们如何利用技术欺负他人。
●电脑和手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父母如果想知道他们的孩子跑哪去了，会像繁忙的集市上兜售商品的小商贩一样扯着嗓子大喊：“格雷厄姆，你的茶泡好了，快来喝！”一边喊一边从后门或楼上的窗户探出身子，等待他们的孩子在附近某个地方发出抱怨的回音。在手机出现之前，很多情况下，父母和孩子之间，以及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基本交流都受到人类嗓音音量的限制。今天，限制人们交流的是打字速度：
我们不仅用打字来代替口头交谈，而且还会使用一些非文字的表达方式，它们常常伴随口头语出现。今天，一个简简单单的“哦”字，配上不同的表情，就可以表达出完全不同的含义。
哦！
哦！
哦！
哦！
随着另一种流行文化——“表情符号”的出现，我们用非语言化的面部表情强化了交流效果，弥补了书面文字中的缺失元素。很讽刺的是，因为我们很少需要口头交谈，所以我们创造了更多的表情符号来弥补口语的缺失。然而，必须要说的是，对有些人来说，这种不见面的交流方式比面对面的交流更容易，尤其是要说不好或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在第三章我们开始研究欺凌行为时，这一点将很重要。
关于社会变迁，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方面是教育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发生的变化。很多人一听到欺凌这个词，就联想到学校，但这是不公正的。欺凌其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除了学校，其他地方也有欺凌，而且似乎更常见。尽管如此，在本节中，我们也需要探讨学校的结构、社会角色和功能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有助于回顾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将校园欺凌与压力、焦虑联系起来的。当然，每个国家的教育环境和制度不同，你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所处的教育环境和教育发展情况。
●教育简史
从18世纪末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的“基督教知识普及协会”开始为穷人设立慈善学校，主要关注的是7～11岁的孩子。与此同时，“主日学校运动”严格规定了周日这一天孩子们要参加学习，于是，7～11岁的孩子进入非工作的社交场所变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许多孩子从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解脱出来，接受有组织的宗教教育。
1811年，全国贫民教育促进会成立。1944年，《教育法》将学校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在那之后，英国各地用于办学的资金越来越多，建立了更多的学校。
1981年，《教育法》正式认可“特殊教育需要”新概念，从法律上保障了一体化教育的顺利推行，明确保障特殊儿童进入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权利。与此同时，语法和综合体系也发生了改变。
198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教育改革法》，这或许是英国儿童教育方式的一次根本变革。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概念也在逐渐深入人心。在这种形势下，那些教学质量差的学校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大量学生涌向更好的学校，毕竟家长是站在孩子的立场去选择的。英国推广了全国统一课程，学校应该教什么、什么时候教，都有了统一的要求。随着全国统一课程逐渐成为儿童教育的新方式，人们开始认为有必要核查学校是否提供了“货真价实”的教育，随之第一次引入了学校视察制度，目的是检查学校是否提供了政府所认同的高质量教学。因此，教育标准办公室，也就是后来的教育、儿童服务和技能标准办公室诞生了。
自1988年推广全国统一课程以来，学校和老师就像孩子们一样，都要接受严格的审核。这一点很好地体现在了几乎一年比一年高的期末考试成绩上。但是，严格的审核制度给学校教育增添了一项很难测评的内容，那就是无形的压力。这里所说的压力指的是学校为了追求卓越，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目标给师生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压力和欺凌是密切相关的，这里有一些重要的论断，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开始解决棘手的校园欺凌问题。
透过“温室”的窗户去观察
在这一章中，我们把童年放在了“温室”的中心。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了社会如何构建童年，以及过去的100多年来，社会是如何变迁的。对于成长中的孩子们来说，这些变化从方方面面影响着他们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很明显，社会塑造了人们的人生经历、语言运用，以及相互交流的方式。同样清楚的是，时过境迁，今天的孩子们所面临的挑战与50年、30年、20年，乃至10年前的孩子们必须面对的挑战已经大不相同了。几个世纪以来，童年一直都是人生中需要面对的挑战阶段，但需要面对的挑战已经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从追求身体健康过渡到追求心理健康；从努力活着转变为努力生活。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的50年里，官方已经开始重视并着手研究欺凌行为。然而，尽管孩子们的童年生活、教育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面貌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欺凌事件的发生方式，以及孩子们诉说自己被欺负的方式几乎没有改变。
有一些证据，特别是来自挪威和约克郡的证据表明，一些措施会使得欺凌事件的发生率在短期内下降。然而，来自卑尔根市和谢菲尔德的研究数据显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措施会逐渐失效，对欺凌事件发生率的影响也会减弱。欺凌现象似乎自成体系，不大受社会的影响。难道社会和欺凌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紧密？倘若真是这样，那么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社会不应为欺凌担责的话，那么问题一定是出在个人身上，是某些个人因素使得一个孩子想要欺负别人。我并不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没道理，环境必定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在布朗芬布伦纳勾勒的理论中，宏观系统由外而内地影响个体，而后再由内向外地发挥影响。
可以明确的是，人们的生活在改变，童年经历在变化，学校也变得和以前大不一样。在这样翻天覆地的历史洪流中，欺凌似乎从不缺席，而欺凌行为的性质、目的和机制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欺凌现象仍然存在，但其发生的原因可能已经对社会变迁做出了有机反应。
如果社会要承担部分责任，那么显而易见，个人对社会的反应必须承担另一半责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量数据表明，约有一半的孩子报告说，他们感到自己在中学阶段至少被欺负过一次。这个数字高得让人难以置信，这说明欺凌是人性的一个侧面。为了探讨这个相当阴暗的论断，我们现在将注意力转向个人的社会和情感发展。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欺负别人，而有些人则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