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自然地理环境（第一性特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

在区域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导致区域差异化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两大类，即区域经济增长的第一性特征与第二性特征。第一性特征指区域间气候、资源禀赋等方面的自然特征。第二性特征指除第一性特征以外的其他内生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区域的第一性特征毫无疑问在整个经济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尤其在区域的经济发展初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性特征决定区域发展的理论被称为外生空间异质性理论，这不仅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还是冯·杜能（Thünen, 1826）的农业土地利用理论的基石。

一个区域所处的地理位置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该区域的经济活动以及人口分布。例如，该区域到达港口或运输网络的便利程度，即地理运输成本；气候因素，如温度或降雨量。另外，这些自然地理条件又会对该地区的文化、社会规范程度以及机构组织的发展产生长期的影响。由于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区域异质性问题较西欧等发达国家严重，所以，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区域增长问题时就表现得更为显著。

地理位置的不同会导致商品价格、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要素的累积效应的差异（Dell et al.，2012）。Gallup等（1999）指出，在美国、西欧以及亚洲东北部，海边100公里以内的区域，其占地面积虽只是各国总的可居住面积的3%，但是它们的人口以及GDP却分别占了本国总量的13%和32%，说明地理位置差异给经济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降低了对外贸易的成本，可视作生产率的提升。Rappaport和Sachs（2003）认为，美国沿海地区经济的集聚现象产生于这种生产率效应，当大量企业和人口因为该沿海地区的直接地理优势聚集于此时，这种经济地理优势将会不断被加强，这就是“路径依赖”。Bleakley和Lin（2012）对“路径依赖”现象也作了说明，他们对美国多个只能进行陆地运输而无法进行海运的城市贸易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即使在海运发达的今天，这些不具有海运优势的地区仍然是人口的高集聚区。

Gennaioli等（2013）认为较低的平均气温、与海洋的临近程度、丰裕的自然资源禀赋等外部因素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有正向的联系。Mitton（2013）在模型中引入了更多的地理、气候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其中绝大多数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但是总体上，它们只能解释因变量的一小部分。早在1915年，Huntington就指出，气候越炎热的国家越贫穷。Dell等（2009）不仅使用跨国数据，同时也使用美国内部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发现地区的平均气温和人均收入的负相关关系在美国内部与在各国之间相比要弱很多，但在统计上仍高度显著。Nordhaus（2006）利用地理位置的经济数据（G-Econ data）开展研究，发现在单位纬度乘单位经度的地理单元上，同样可以观察到平均气温和人均收入的负相关关系，但是平均气温和地理单元的产出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虽然一些自然地理因素并不能直接影响厂商的生产成本（如某地阴天较少的气候条件），但它们也是流动工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这些自然地理因素会影响工人的迁移决策，从而最终影响到人口的地理空间分布（Roback, 1982）。20世纪，美国大批人口迁移至该国气候良好的地区，导致出现北部许多工业城市人口骤减，而处于阳光地带的城市人口剧增的现象。Rappaport（2007）认为，这是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效应使得人们对好的气候条件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人口空间分布状况随之发生改变。历史上，一些气候冲击引起了大量的人口迁移现象。20世纪30年代，美国平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沙尘暴，成为环境恶劣的风沙侵蚀区。这种自然气候冲击导致该区域农业生产率以及土地价格大幅下降，人口大量流失。Hornbeck（2012）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气候条件的恶化引致的人口迁移是使该区域经济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为了对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也有学者分析了人口转移现象在其他非气候冲击因素影响下的表现。Davis和Weinstein（2002）指出，日本各区域的人口分布在历史上是相当稳定的，即使是大规模的冲击（如“二战”期间日本多个城市遭受了盟军的轰炸）都没能使日本的人口分布发生改变，而只是引起了短暂的波动。同样地，我国人口分布以黑河—腾冲一线为分界线，东南多，西北少，人口分布不均，这是因为，我国东南地区多为平原丘陵地形，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气候湿润，交通便利，所以人口密集；西北多为山地高原地形，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气候干旱，所以人口稀疏。即使计划经济时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例如，长达10年左右的三线建设）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象。另外，自然地理环境在最终意义上会构成区域人口分布的限制条件，例如，虽然北京吸引经济活动的向心力远远大于离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的人口可以一直增加下去，因为，城市的承载力（水资源供给的瓶颈、城市土地的利用极限等）最终会对城市人口的增长起到“天花板”效应的限制作用。这些都表明了区域所固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于区域人口分布以及相应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美国环境史大家克罗侬（Cronon, 1991）在其作品《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和伟大的西方》中描述了19世纪的芝加哥是如何成为西部大都市的。克罗侬指出，正是因为芝加哥不存在任何特别的自然资源，才有了后来的飞速发展。芝加哥地处平原地区，流经该城市的河流也几乎无法作为运输航道，湖边的港湾也都不够大。该区域起初存在的一点自然优势不久也被取缔了。最初，人们开凿了一条连接密西西比湖支流和北美五大湖的运河，而芝加哥处于这条运河的终点位置，这无疑是有利于芝加哥经济发展的，但是仅仅几年的时间，新建的铁路逐渐代替了该运河在经济中的作用。然而，芝加哥并没有因此失去商业中心的地位，这是因为早期的芝加哥已经通过其自然优势建立了一个中心市场，形成了便利的交通和较发达的商业，而这种经济力量又存在正的反馈机制。正如克罗侬所说的，芝加哥经济中这种自我强化作用所产生的效益弥补了该区域因丧失自然优势所产生的损失。克罗侬将这种自然资源优势称为“第一性”，将人口与企业的集聚现象称为“第二性”，并且指出，只要该区域存在集聚于此的利益，这种集聚现象就会不断发生，并刺激该区域交通、商业以及人口的增加。

纵观历史，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能够运用其自然资源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甚至很多资源相当丰裕的区域都未能做到芝加哥那样。现实中，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当某区域存在丰裕的自然资源时，在其周围就会伴随着大量的城市、大都市圈以及产业集聚现象。然而，当这些资源逐渐被消耗殆尽时，繁荣的经济景观也开始变得萧条，有一些甚至就不复存在了。日本的煤矿之都夕张（Yubari）自1890年建立了第一口矿井，到1960年就聚集了11万多人，创历史高峰，但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量矿井停止开采，近90%的人搬离了这座城市。Barbier（2005）也提出过类似的经济现象，他发现许多自然资源丰裕的城市或区域到最后都未必能依靠该优势进行有效的发展。

关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最早源于荷兰。1959年，荷兰境内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但最终荷兰的工业竞争力却因此被大大削弱，这就是著名的“荷兰病”。一般来说，一个城市发展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其资源的利用情况，因此，自然资源是被当成最终产品直接消耗掉，还是用于发展相关制造业将会使经济状况产生很大的差异。其实，自然资源可以被看成一种以中间产品的形式投入工业生产中的资源性商品，也可以是直接用于消费的最终产品。现实中，有一些资源型商品既可以是中间产品也可以是最终产品，而有一些只能是最终产品。Takatsuka等（2015）认为如果一种资源是用于工业的中间投入品，那么它的增加就会导致工业在该区域的集聚；如果它只是作为最终消费品存在，那么它的增加将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这表明了发展那些能够有效地、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的产业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将资源当成一种最终消费品。

事实表明，那些成功的城市典范都是利用自然资源有效发展了其他相关产业，诸如炼油业、选矿业、交通运输业等。这样，即使出现了自然资源枯竭现象，这些基础工业设施也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技术以及管理技能，它们能够吸引工人、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并吸引各种企业。法国南部地区拥有最适合栽种葡萄的气候和土壤，但是它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利用该自然优势创建了优质的红酒品牌，每年还吸引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自然地理因素对区域增长的作用机制不仅这些，它还会通过地方机构、文化与社会标准、种族群体分布情况以及政治轨迹等途径对区域发展产生影响。例如，Leite和Weidmann（1999）的实证研究表明富集的矿产资源会产生腐败，而腐败又会阻碍经济的成长。Sala-i-Martin和Subramanian（2003）的实证研究显示石油和矿产等自然资源会诱发贪婪的寻租行为，弱化一国的制度，进而对经济增长施加负的非线性影响，并且这种制度弱化才是“资源诅咒”产生作用的根源所在。因此，自然资源禀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既可能是“祝福”也可能是“诅咒”，而这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的高低。这也意味着我们在研究自然地理因素如何决定区域增长的实证分析中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当前随着区域分工与合作的不断深入发展，这方面的研究也越显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