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然资源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资源分布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区域发展的差异。天赐的自然资源本身给经济带来的是“红利”和“福音”，然而，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丰裕的自然资源并不必然会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其经济增长绩效明显不如自然资源稀缺的区域。丰富的自然资源阻碍了经济增长，这一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资源诅咒”。“资源诅咒”实际上就是“制度诅咒”，丰裕的自然资源会对一个国家的制度产生“诅咒”，通过“诅咒”制度来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在现实中，多数资源丰厚地区凭借其资源优势以出口资源产品为主要经济来源，缺乏制度与技术创新，产业以粗放型投入为主，这样的发展模式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拉动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不进行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些地区的经济将缺乏发展活力，最终走向衰落；同样，资源的过度开采以及粗放的发展模式会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资源诅咒”，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警惕资源开发对环境的污染。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必然离不开有效的环境规制手段，而环境规制必然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移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此，本书对研究自然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三者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本书共分为8章，每章的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

第1章：地理要素、非地理要素与区域增长的决定。区域是相互依赖的，区域增长是空间均衡的结果。区域的第一性特征以及第二性特征都是决定区域增长的因素，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的表现也会有所差异。一般在经济发展初期，第一性特征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发展后期，第一性特征以“路径依赖”的形式存在，这时第二性特征对一个区域的继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区域增长中，空间是重要的，无论是第一性特征还是第二性特征力量的发挥，都跟空间贸易成本、区域的制度选择有关。

第2章：自然资源禀赋与区域发展：“资源福音”还是“资源诅咒”。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丰饶的自然资源是一笔财富，是经济增长的“福音”，然而，并非所有的经济体都能够运用自然资源走上持续繁荣的道路，有时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的经济增长绩效明显不如自然资源稀缺的区域，产生令人困惑的“资源诅咒”现象。对于一个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来说，无论是 “资源福音”还是“资源诅咒”效应的发生都是有前提的，这完全取决于该国的制度质量的高低。

第3章：自然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本章构建了包含自然资源存量和制度要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从理论上来探讨“资源福音”与“资源诅咒”的悖论问题，阐明不好的制度可能诱发“资源诅咒”的机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1995—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普通面板计量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资源诅咒”命题以及分析“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机制。本章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省域层面上是成立的。低质量的市场分配资源制度和产权制度遏制了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引发“资源诅咒”效应，而提高市场开放度能缓解“资源诅咒”效应；自然资源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向空间相关关系，资源越富集的地区“资源诅咒”效应越严重；自然资源禀赋会影响制度的质量，在因果循环机制的作用下，制度质量越低“资源诅咒”效应越严重。

第4章：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本章构建了一个包含自然资源存量和劳动力结构因素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探索劳动力结构是否是引起“资源诅咒”或“资源福音”的原因之一。理论研究发现，在不同限制条件下，自然资源开发部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缓解“资源诅咒”效应而言始终是一个利好因素。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从总体上讲，我国省域层面的“资源诅咒”现象是存在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并非没有逆转的可能，避免“资源诅咒”问题的发生，使丰裕的自然资源成为地区发展的“福音”，关键在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资源开发部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所起的作用有限；分地区讲，“资源诅咒”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存在差异，而劳动力结构的异质性主导着这种差异。

第5章：基于“资源诅咒”视角的环境污染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探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中国2000—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从“资源诅咒”的视角对环境污染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开发自然资源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这说明“资源诅咒”从环境污染的角度来说是存在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省级数据上是存在的，并且数据显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端；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长期稳定的环境治理对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显著的作用。研究结果为如何平衡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促进地区资源的有效利用与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第6章：环境规制促进还是抑制了技术创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中国2000—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的本地和邻地技术创新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政府型环境规制对本地和邻地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整体上呈现出正“U”形特征，即政府型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在长期则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第二，市场化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在本地表现出倒“U”形特征，而在邻地的市场化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的大小跟空间属性有关；第三，整体来看，2000—2006年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这表明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时不存在策略性博弈。2007年以后，政府型环境规制在本地和邻地的影响皆为显著呈正“U”形，市场化环境规制在本地和邻地的影响皆为倒“U”形，这说明区域环境规制的竞争形态逐渐向“逐顶竞争”方向转变。

第7章：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我国环境规制减贫脱困效应研究。本章以高质量发展为统揽，将环境优化和脱贫致富纳入统一的框架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分析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减贫脱困的作用机理。同时，以2005—2018年中国大陆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我国环境规制的减贫脱困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反贫困的影响呈现由阻碍到促进的“U”形变化；不同区域的环境规制对反贫困呈现出差异性特征，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减贫脱困的阻碍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且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表现为“U”形关系；环境规制对减贫脱困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将阻碍减贫脱困进程。当环境规制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环境规制对减贫脱困的作用效果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高门槛值时，环境规制会促进减贫脱困。

第8章：“资源诅咒”、后发优势与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探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整体的发展水平，更关系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在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要求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是阻碍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自然资源的开发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作为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我国民族地区具有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应抓住“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带来的新契机，充分挖掘自己独特的后发优势，采取有力措施，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确保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9章：环境规制对民族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探讨。本章从影子经济视角出发，从理论上研究环境规制和影子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章基于2000—2015年民族地区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在影子经济下，环境规制强度对民族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本章得出的研究结论主要有：理论方面，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为负，但同时环境规制通过影子经济对环境污染的间接影响为正；实证分析方面，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减少民族地区的环境污染，影子经济提高了民族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环境规制和影子经济的交互项恶化了民族地区的环境质量；民族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污染并未呈现倒“U”形关系，EKC假说在民族地区不成立。贸易开放度、产业结构、城市化、能源使用效率等因素对民族地区的环境质量亦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