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基本概念界定

在本书中，两个基本概念——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在当前学界并未形成统一认识，许多学者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进行了较多探索，虽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两个概念的内涵有不同表达，但是为我们进一步有效深入解析和概念界定选择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多个视角。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内涵界定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内涵

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表现为国际投资。根据投资的性质和形式不同，国际投资可分为两类，分别是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定的划分标准，国际直接投资是指在投资者以外的国家（经济区域）所经营的企业中拥有持续收益的一种投资，其目的在于获得关于该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有效发言权。这其中的“有效发言权”在实质上是管理控制权，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间接投资区别开来的关键就是是否有该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效发言权(9)。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也给出了与其相类似的定义，它强调国际直接投资是与投资者所在国（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地区）的企业或分支机构之间建立长期的关系，投资的目的在于享有持久利益和控制权力。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对“有效控制权”的认定和处置均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IMF提出了三种标准可用于判断“有效控制权”：其一，在国外投资企业中，有表决权的股本，投资国的居民所持有股本占到 50%或 50%以上；其二，在国外投资企业有表决权的股本中，母国的单独一个居民或者是有组织的集团所持有股本占到25%或25%以上；其三，在所投资的国外企业中，其董事会中有投资母国的居民集团作为代表。与IMF的三种标准相比，美国商务部对“有效控制权”的认定标准略低一些，例如，它认为外国公司若有超过20%的股份被有组织的美国人持有，或10%以上被单个美国人（法人）所持有，这样的投资也可以被认定为对外直接投资。每个国家的标准都不尽相同，例如，日本将有效控制权的参考投资比例的最低标准规定为25%，法国规定为1/3，而中国则规定为10%。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实践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准确界定并不是如此的简单明了，因为在某一情况下拥有10%的股份就能够获得有效控制权，而另一种情况则是即使拥有很多甚至是49%的股份，也并不一定获得有效控制权(10)。因此，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定还是需要参考多项关联指标共同做出判断，一般来说，包括派遣董事、缔结合同、是否与被投资企业建立了永久经济关系之类的情况。

接受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家被称为东道国（地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出国则称为母国或投资国。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资本双向流动已然成了当前绝大多数国家的一种常态，在共同拥有东道国（地区）和母国身份的国家中，根据资本流动的方向对国际直接投资再次进行区分是很有必要的。根据UNCTAD《国际投资报告》的规定，对于某一特定的国家而言，当外国的资本流入本国则称为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然而当资本从目标国家流出去则称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在本书中，注重关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所给出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理解为中国国内的企业、组织或其他投资者通过实物资本、货币资金、无形资产等方式在我国港澳台地区或者其他国家设立、购买国（境）外企业，持有该企业10%或以上的股权，并且以掌控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工作重点的经济活动。本书所提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容全部按照这一定义。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动机

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最常见的异质性来源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动机。斯蒂芬·海默（S.H. Hymer）很早就对为什么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了探讨，由他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认为企业对外投资是产生于规模经济优势基础上的，是为了借助自身的垄断优势来扩大市场的行为。这是关于市场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最初论述。(11)雷蒙德·弗农（R. Vernon）则提出，当企业处于产品标准化阶段时，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摆脱国内成本不断上升、竞争力还下降的艰难困境，由此，他提出了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类别。(12)小岛清（K. Kojima）依据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发展情况，联合其边际扩张理论将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原因归纳为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以及生产要素寻求型，进一步完备了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探索。约翰·邓宁 （J.H. Dunning）(13)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当处于不同行业和不同生产类型的企业时，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也是不同的，他将这些动机又分别归纳为效率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随着实践的逐渐发展，他在后来的研究中又加入了战略性资产寻求型，从此便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分类，且成为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分类方法。具体而言，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大体上是指以获得来自东道国（地区）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资源和能源等）为最主要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把以打入东道国（地区）市场、保持和提高企业在东道国（地区）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作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这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最常有的一种对外直接投资形式。相比之下，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则是以获得国外价格低的生产要素，从而达到降低生产、销售和运输成本的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类型。这一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既有源于对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而削减企业竞争力威胁的被动反应，又有为实现自身更高生产效率和追求更大利润而进行的主动战略调整；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则多是出于培育或巩固企业长期竞争优势和垄断优势，以获得东道国（地区）有形的物质资产和无形的技术、商标、组织能力与制度文化等创造性资产为目的的投资形式。本书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类也参考了上述方法。

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解读

（一）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迁

产业结构问题很早以前便开始得到关注，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 Petty）在研究分析英国船员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后得出结论：伴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不同产业间的收入差异化将会推动产业中心逐渐从原来有形财产的生产转为无形的服务生产，劳动力出现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商业部门流动的局面。(14)然而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的初步成形也不过是最近一百来年的事情。20 世纪 30 年代，来自新西兰的经济学家费希尔（A.B. Fischer）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在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进行划分时，将这一新概念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联合使用，同时正式提出了区别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15)。这种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起便渐渐成了世界上各个国家研究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根据。相较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确切内容更加复杂，甚至直到现在学术研究中仍未达成共识。

在产业结构划分“三分法”的框架结构里，处于早期的研究归纳总结了在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这些规律也经常被看作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依据。正如科林·克拉克（C.G. Clark）通过对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部门劳动投入与产出的统计分析发现：伴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产业中心的移动，就业结构的中心也将逐渐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然后再向服务性产业移动。(16)这一结论又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律。在之后，西蒙·库兹涅茨（S. Kuznets）对每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情况变化再进一步分析后，在1971年提出了库兹涅茨法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部门收入在国民经济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和农业劳动力占据全部劳动力的比例都呈现出不断下降之势；工业部门劳动者收入所占份额在大体上升的同时，工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大体不变或略微有所上升；与此同时，服务部门的劳动力所占份额基本都在上升，但服务部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并未同劳动力所占比例同步上升，而是呈现出大体不变或略微上升的格局。(17)总体来看，上述研究多是基于简单统计描述形成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和表象特征的认识。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在构建理论和探索机制多方面的明显进展多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瑟·刘易斯（W.A. Lewis）通过建立二元结构模型将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的结构转换过程相互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处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是由于趋利的现代部门的扩张所带动的，现代部门扩张的过程也是传统的部门萎缩并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就业结构首先由“一、二、三”转变为“二、三、一”，接着又转变为“三、二、一”。(18)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W. Rostow）根据技术标准将经济增长划分为六个阶段，他认为，一国理应选择一个或多个具有扩散效应的部门作为国家的主导产业部门，然后再将主导产业的产业优势传送到其他相关产业当中去，带动和激发其他产业部门的共同发展。罗斯托还特别指出，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关键所在，并首次从宏观产业演进的视觉确切提出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定义，即产业结构由以低级（阶段）产业为主向高级（阶段）产业推进的过程。(19)随后，霍落斯·钱纳里（H.B. Chenery）重点探讨了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他依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从不发达经济走到成熟工业经济的整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共六个时期，特别指出经济体在每一个阶段想要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跃升都离不开产业结构转换的推动作用。(20)(21)

（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及拓展

通过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规律进行总结，三大产业就业和收入所占比例的变动情况成了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并且重要的多种指标之一，即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指经济体中的主体产业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变，就业人口也渐渐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流动，从指标上可以反映为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比例的提高。这样一个从宏观层面上来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行定义的方法简单明了，对从总体上掌握一国或地区的产业发展趋势很有帮助，在学术研究中也得到了很广泛的应用。但这种定义方法也存在明显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种衡量方法太过宏观，很可能会掩盖产业内部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分工细化等作用从而带来产业内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这一事实。波特（Porter）指出，产业结构升级是可以通过产业内部各个企业的要素转移来进行的。具体来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部门更有机会在产业内要素流动过程中获得十分丰富的资源，并且借助资源优势来获得竞争优势，进而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优势以带动整个产业的成长和进步。(22)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观点与以要素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动态变化理论是一致的，将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推入一个更加看重技术进步和产业内结构升级的层面(23)。二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生产网络的建立，从原来以产品分工为基础的贸易模式渐渐向以中间品贸易和价值链分工、生产环节为主的模式转变（WTO, 2011；Koopman et al.，2014(24)）。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广泛认识和关注重点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渐渐开始深入到价值链层面，这也是在上述宏观指标中无法揭示的重要趋势之一。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拓展。

隆国强凭借经典的“微笑曲线”理论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三个不同方向：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从劳动密集的价值环节向技术与资本密集的价值环节发展与向信息和管理密集的价值环节挺进。(25)这与Humphrey和 Schmitz概括的“价值链间升级”和“功能升级”是很一致的。(26)姚枝仲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划分为三种形态：一是主体产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顺次转移；二是工业部门内部的产业变动，可以说是从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形态向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为主的形态逐次发展；三是企业或产品生产过程中参与的价值链升级。(27)江小涓进一步分析了互联网技术发展应用对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服务业发展的影响(28)；郭克莎则基于工业产能过剩、新兴产业发展、制造业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服务业结构优化等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十四五”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政策路径(29)。由此可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多层次、动态化的丰富内涵。基于这一现实，在本书研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也将覆盖上述提到的三个层面，并实现囊括宏观和微观角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层层内涵进行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