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东盟贸易信心指数
一、中国—东盟贸易信心指数框架
贸易信心指数是衡量贸易行业从业人员贸易信心强弱的指标,反映了贸易从业人员对未来一段时间内贸易形势的评价和贸易环境的主观感受。
根据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们对中国—东盟贸易信心指数采用了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的设计参照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和商业信心指数的问卷设计方式,同时结合了贸易活动独有的特点;调查对象为贸易行业从业人员;调查内容所属时间为2018—2020年。基于问卷调查的数据,我们利用加权求和的方法得到贸易信心指数。指数值为0~200,以100为基准,分数越高信心越强,高于100表示对中国与东盟间的进出口贸易信心较强;分数越低信心越弱,低于100则表示对中国与东盟间的进出口贸易信心较弱。
具体来说,中国—东盟贸易信心指数包括贸易势头信心、贸易收益信心和贸易前景信心3个二级指数,由6个指标构成。
贸易势头信心指数包括贸易总势头、进口贸易势头和出口贸易势头3个指标,体现的是被调查者对2018—2020年这两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前景和潜力的看法。
贸易收益信心指数由新增就业和收入增长两个指标构成,反映被调查者对2018—2020年这两年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相关行业就业形势以及从业人员收入增长情况的看法。
贸易前景信心指数调查的则是贸易从业人员对从事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活动的时机和意愿,其衡量了受访者进入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领域的可能性。贸易信心指数的指标体系结构如图4.1所示。
图4.1 贸易信心指数指标体系
二、中国—东盟贸易信心指数分析
(一)中国—东盟贸易信心指数总体分析
为了了解中国与东盟贸易从业者对双边贸易的信心程度,我们对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上交会)、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的商家,以及义务国际商贸城的商家、国际生产资料市场的商家和专家学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2018年第1季度,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信心指数为128.31,贸易信心较强,这表明贸易行业人员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进出口交易会商家(包括广交会和上交会)、义乌商家(进口商品博览会、国际商贸城、国际生产资料市场)和专家学者的贸易信心程度彼此之间略有不同,进出口交易会商家的贸易信心指数为127.24,义乌商家的贸易信心指数为125.64。而专家学者对中国—东盟的贸易信心最强,贸易信心指数高达154.01。
三大受访群体对中国—东盟的贸易信心程度有所不同,我们探讨其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点:一是贸易产品结构层级不同,义乌商家贸易的主要产品与东盟国家的优势产品相类似,都属于劳动密集型,并且商品结构层次偏低;而进出口交易会商家贸易的主要产品是机械、化工产品,相对来说则占据着商品结构的上游位置,并且大多也符合东盟国家目前行业发展的相关需求。二是抗风险的能力不同,义乌商家的规模普遍较小,并且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相对被动,常通过外贸公司进行,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而进出口交易会商家规模一般较大,基本都有较为固定的合作伙伴,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不易因外部贸易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剧烈波动。三是着眼点不同,专家学者通过收集宏观数据、分析国家政策,从较高的层面来观察各国行业的整体情况;进出口交易会商家由于规模普遍较大,具有一定的贸易形势分析能力,能根据行情走势进行简单预测并进行及时调整,因而不易局限于当下贸易情况的变化;而义乌商家普遍规模较小,对贸易情形短期波动十分敏感。此三者的不同,造成三方信心指数呈现出依次递减的结果。
(二)中国—东盟贸易势头信心指数分析
中国—东盟贸易势头信心指数反映了广交会、上交会、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国际商贸城、国际生产资料市场的商家以及专家学者对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发展趋势的预期。2018年第1季度,中国—东盟贸易势头信心指数为132.84,处于较乐观区域,表明被调查的对象普遍看好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的发展前景。
在贸易势头信心指数的3个指标中,贸易总势头信心指标为139.57,高于总体水平;出口贸易势头信心指标为128.74,低于总体水平;进口贸易势头指标为130.22,略高于出口贸易势头指标,但也低于总体水平。
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提供的数据,2017年中国向东盟出口达279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9%;中国从东盟进口达235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0%。中国—东盟的贸易正以不断突破历史纪录的速度持续增长着,并且经贸上的合作往来还在向其他各个领域扩展,可以预见这种好势头短期内不会停止。因此贸易势头总体信心较强,并且出口信心指数略低于进口信心指数。
(三)中国—东盟贸易收益信心比较乐观
2018年第1季度,中国—东盟贸易收益信心指数为125.74,其中进出口交易会商家的贸易收益信心指数和义乌商家的贸易收益信心指数极为接近,均在124.11左右,略低于总体水平;专家学者的贸易收益信心指数为151.85,显著高于总体水平。
贸易收益信心指数包括新增就业和收入增长两个指标:新增就业指数为127.07,收入增长指数为124.41。由这两个指标值我们可以发现:进出口交易会商家、义乌商家以及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在未来两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对于贸易能显著提高收益信心不够。这主要是因为,专家学者与贸易从业者的思考角度不完全一致。专家学者从整体情况和相关政策上出发分析贸易带来的就业与收入时没有考虑到实际贸易往来中存在的困难;而贸易从业者大多从自身所从事的贸易工作以及所处的贸易环境来思考。因此,双方均有所偏差,我们在实际分析时应当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
双方在就业机会上的信心均高于对薪资水平提高上的信心,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尚处在快速扩张时期,缺少大量相关从业人员,但对他们的素养要求还不高,进入门槛仍然较低,因此行业整体的收入水平并未出现显著性的提升。
(四)中国—东盟贸易前景信心不太乐观
2018年第1季度,进出口交易会商家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前景信心指数为118.77,略低于总体水平;义乌商家的贸易前景信心指数为114.20,低于总体水平;专家学者的贸易前景信心指数为159.26,显著高于总体水平。
虽然中国与东盟整体的合作交流正在不断推进和深入,但从其单独的每个成员国来看,则其个体的体量仍然不大,并且它们大部分也正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自身的基础较为薄弱,面临的问题也较为复杂,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因此商家对于东盟的贸易前景仍维持着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大多还处于观望状态,信心指数反映出来自然也就不太乐观了。
三、中国—东盟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了解影响中国—东盟贸易活动的相关因素,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相应问题,具体结果如图4.2所示。
图4.2 贸易活动影响因素的分布情况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专家学者认为物流、关税和补贴政策是前三大因素;义乌商家认为关税、汇率和贸易限制条款是前三大因素;而进出口交易会商家认为前三大因素依次为关税、汇率和补贴政策。外国商家则认为物流和贸易限制政策会产生最重要的影响。总体而言,关税、汇率和补贴政策是影响中国—东盟贸易活动的前三大因素。
(一)物流影响分析
专家学者和外国商家对物流之所以十分关心,一方面是物流对贸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另一方面是从宏观来看,物流一直是各国政府致力改善的重点领域,并且目前已取得不错的成绩,对中国与东盟间的经贸往来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其中,义乌商家对贸易限制条款的关注是由于它们的抗风险能力不足,大多依靠扩大销量来提高利润。进出口交易会商家则对补贴政策非常重视,原因在于它们的研发投入成本较高,需要外界力量在前期对其进行支持。
(二)双边贸易联系
在所有被调查的对象中,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联系程度占比如图4.3所示。
图4.3 调查对象与东盟各国联系程度占比
由图4.3可知,进出口交易会商家同东盟国家贸易往来最多的五个国家依次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越南。义乌商家与东盟进出口贸易往来最多的五个国家的排序则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而专家学者对东盟国家都有所关注。从中我们发现:进出口交易会商家与义乌商家的前五大东盟贸易合作伙伴几乎一致。这主要是由于东盟各国因各自的体量较小,所以因贸易商品侧重点不同而产生的区别并不大。
事实上,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大多依据产业互补的情况及东盟国家自身的经济总量,如文莱在两方均排名垫底,虽然其人均GDP位于亚洲前列,但经济总量太小;而马来西亚排名高于印度尼西亚的原因是,其对中国机电产品的需求相对来说更高。
四、小结与建议
通过分析2018年第1季度中国—东盟贸易信心指数,我们得到以下几条关于双边贸易信心的结论:
第一,中国—东盟贸易信心指数较强,被调研者对中国—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充满信心;
第二,中国—东盟贸易势头信心指数较为乐观,表明被调查的商家普遍看好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的发展前景;
第三,中国—东盟贸易收益信心指数落入较乐观区域,被调研商家愿意加大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投入,也认为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会带来更多的收益;
第四,中国—东盟国家贸易前景信心指数较低,处于不太乐观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