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企业与公众共治环境污染相互作用机理

企业与公众的行为关系是：一方面，如果企业能够为公众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和有吸引力的工资水平，那么不但公众口碑会提升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而且拥有劳动能力的公众（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的公众）也愿意为企业发展贡献其劳动力，从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企业不能为公众提供良好的环境质量和工资水平，那么公众对企业的负面评价会降低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同时拥有高素质劳动力的公众也可能会放弃为该企业发展贡献劳动力，从而制约企业的长远发展，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企业改善环境质量和提高工资水平。对此，Wang（2000）通过研究中国1500家工厂，并用小区压力指标衡量公众参与度，发现公众参与度提高会显著降低企业污染。Gray和Shimshack（2011）运用博弈模型分析认为，虽然政府的强制性措施对企业污染治理行为有影响，但公众的参与对企业污染治理行为也有促进作用。Jaffeer（2011）认为，虽然地方政府对于企业污染治理的管制对改善企业治理污染的态度和行为有积极作用，但地方政府会因为考虑经济发展而放松管制，因此公众的参与很重要。Chen等（2013）还测算了中国空气质量的公众健康成本，发现空气质量直接影响公众健康，公众也愿意为拥有良好的环境付出一定成本。Jerrett（2003）、Naranya（2008）、Neidell（2004）和Ou（2008）发现，当社会公众健康受到威胁时，则会出现公众对治理污染的各种诉求，这些诉求一方面作用于政府，另一方面作用于企业。Chay和Greenstone（2005）利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政府对每个县的污染情况判定是否达到设定的标准，并对没有达到标准的县加强监管这一事实，发现没有达到标准的县人口减少得相对较多，与制造业相关的就业减少得也相对较多。

国内也有研究为解释企业与公众在共同治理环境污染中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新思路。如楚永生等（2015）基于2003—2012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环境污染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一是环境污染对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变化有显著的影响；二是人力资本积累较多的劳动者倾向于空间集聚，但环境污染会阻碍集聚趋势的速度；三是受环境污染影响，异质性劳动力的流动规律不是线性的，而是呈“U”形分布。李佳（2014）研究发现，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分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且“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确实存在负向影响，SO2等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将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0.028%，但是这种影响随着经济规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存在“门槛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收入效应”占主导地位；在经济发展一般的地区，则地缘因素占主导地位；在经济发达地区，“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彭水军（2008）通过构建内生化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在污染外部性约束条件下，家庭内生化劳动休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动力机制，揭示政府环境政策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其结论表明：第一，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和污染减排支出弹性是实现经济可持续的最优发展战略的必要性条件。第二，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与污染的减排支出弹性越高，环保意识越强，则稳态增长率越高。Qin和Zhu（2015）利用百度指数（对“移民”这一关键词的搜索量，以此衡量公众的移民倾向）与城市空气污染数据，发现空气质量指数（AQI）每增加100点，移民倾向将增加2.3%～4.7%，而且该影响在重度污染时（AQI>200）更大。肖挺（2016）研究空气污染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发现城市污染气体排放量的增加致使劳动人口减少；伴随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导致劳动人口的流失现象会更为严重。这些文献主要研究了企业的排污行为如何影响公众（劳动力）的流动，但这些研究是单向的；同时应该看到，公众（劳动力）的流动也会对企业的长远发展造成影响。闫文娟等（2012）认为，公众参与在全国样本中对降低污染有显著影响。

一般来说，劳动力或者说人力资本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下，由于企业污染致使地区污染水平很高，劳动力可能会选择“用脚投票”，流向其他条件下相同但环境更好的地方工作。同理，在环境污染水平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工资水平较高，则可以吸引劳动力的到来。因此，一个地区的企业所支付的工资水平也影响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失意味着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流失，这将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公众的“用脚投票”行为从某种意义上对企业来说一种“退出威胁”。这种“退出威胁”也能促使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但同时企业的工资水平对劳动力又有着吸引的能力。因此，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而影响不是单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