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情绪思维要素与领导者自我意识

在领导活动中，情绪思维首先影响的是领导者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讲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在对自己各方面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得出自己在社会活动中，尤其是各种关系中处于某种状态的判断。

自己认识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可能高估自己，也有可能低估自己；有可能今天是一个结果，明天是另外一个结果。这是因为在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会受许多动态性的内在与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影响到我们的意识过程和评估方法，也就会影响到自我意识内容与结果。

一个人能否正确地认识自己，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称为自我意识能力。从社会活动视角看，自我意识能力，是指一个人在学习、工作和人际交往等社会活动和具体情境中，通过有意识地自我分析和反省等思维活动，形成对于自我状态、位置的正确判断能力。这种能力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在人际活动中起步适宜，举止得当，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

自我意识能力与自我意识构成不断适应调整，对应的行为结果有成功，也会有失败，这本身并不奇怪。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好的结局是先失败，后成功；坏的结局是先成功，后失败。

明朝的崇祯皇帝，其自我意识构成所体现出的特点，就是一个反面例证。

崇祯登基于乱世。在崇祯之前，大明王朝已经延续了260多年，这期间，不乏天下太平、民富国强的时期。但是，到了崇祯继位时，大明王朝已经陷入了内外交困、乱象四起的局面。

崇祯面对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烂摊子。

从内部来看，崇祯的哥哥、天启皇帝传给他的是一个宦官专权、朝纲败坏的朝堂，宦党首领魏忠贤以九千岁之尊凌驾于朝臣之上，大权独揽，结党营私，为所欲为。与此同时，大明国力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竭泽而渔的境地，各地灾荒不断，百姓不仅得不到抚恤，反而面临不断增加、强行摊派的赋税，官逼民反，各地狼烟四起，叛乱不断。

从外部来看，明朝后期在东北兴起的满族，以狩猎民族的强弓快马、勇猛能战而迅速崛起。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辅以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在东北进行兼并，攻占了明朝辽东大部分城镇，并定都沈阳，对山海关内大明的锦绣江山虎视眈眈，使得明朝的辽东局势岌岌可危，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

崇祯几乎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23岁的天启皇帝临终前选中，继承皇位。1627年的大明，乱得让人无法下手。

17岁的崇祯曾经是一个以自我意识调整迎接政治情境挑战的成功者。崇祯继位之后，迅速地从一个锦衣玉食、不问朝政的皇族子嗣转变为一个坚定的王朝中兴领导者。崇祯以坚定的信念和缜密的思维一举击败魏忠贤，重拾皇权，进而以雷霆手段清除宦党、整顿朝纲，起用抗击后金的名将袁崇焕经略辽东防线，大明王朝内外气象一新，崇祯被朝野上下视为是中兴大明的不二人选。

手握大权后的崇祯又是一个面对政治情境变化而进行自我意识调整的失败者。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急欲变革的崇祯屡屡举止失措，在朝政变革中走马灯似地更换大臣，不仅没有起到震慑人心的作用，反而让群臣在一个疑心重重、出尔反尔的皇帝面前小心自保、裹足不前。猜疑与担责的失衡不仅让崇祯错斩袁崇焕、自毁长城，更是让他最后错失吴三桂的援助，在兵临城下自缢之前，还念念不忘地要与群臣辩解清楚到底是谁毁掉了大明。当年那个奋发有为、让人可亲可敬的中兴皇帝最后变成了一个彷徨自顾、让天下人可惜可叹的亡国之君。

自清朝以来的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以崇祯的勤勉与自律，本不应该是一个亡国之君。明朝之所以灭亡在崇祯手里，前期的吏治腐败与持续灾荒是重要的原因。

崇祯在位期间，北方几乎是连年大旱，农作物歉收、食物短缺，造成流民持续增加、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明朝后期，朝臣党争、官员贪腐已经是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崇祯在变革图新过程中阻力重重，难以突破。满族兴起之后，接连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这样有抱负、有见识的领导者，推动整个群体不断走向兴旺发达。

崇祯在这样一个乱世继承皇位，实在也是运气太差。

但是，崇祯毕竟在位17年，而且是大权在握、掌控天下的17年。这么长的执政时间，一个勤勉自律的领导者应该可以做出一番有为的事业。

实际上崇祯是有中兴大明的机会的，至少也不会让大明江山葬送在自己的手里，但是崇祯没有抓住历史机遇。

研究者认为，崇祯的失败，根本在于其领导能力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决策失误与用人不当，这是崇祯领导能力缺失、成为亡国之君的主要原因。

那么，导致崇祯决策失误与用人不当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情绪思维与自我意识能力之间的关系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一个励精图治、勤奋进取的崇祯，与一个多疑愎戾、不愿担责的崇祯，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崇祯的情绪思维、自我意识与行为选择？

领导者的情绪思维与自我意识能力之间有丰富的关联，也形成了自我意识能力构成的复杂性。

首先，领导者的行为选择受自我意识影响，而自我意识受自我意识能力影响。

领导者的自我意识能力，决定了领导者自我意识内容的构成，也就决定了领导者从自我意识出发，迈向领导活动的第一步。对于领导者来说，自我意识是根植于领导者意识深处的内容，缓慢而弥久地释放着其影响力，主导着领导者起步姿态，左右着领导者行为选择。

领导者处于组织之中，涉及的关系、交往、利益等活动内容极为复杂，自我意识能力是领导者能否正确认识自己，并由此出发开展领导活动、实现良好领导效果的基础。

自我意识是一个领导者思考与决断的基本影响因素。领导者自我意识能力不足，就会导致自我意识出错。领导者的自我意识一旦出错，祸延的往往是其领导活动的始终，勤谋而难得善果。

其次，对情绪思维活动特性的认识与掌控，是自我意识能力的重要内容。

自我意识变化，受个体自我意识能力的影响；自我意识能力的提升，又与个体对情绪思维的认识有关，也就是与情绪思维能力有关。这本身是一个具有关联性的知识构成体系，需要渐进地予以认识之后，才能结合实践有意识地进行体验与训练，以实现能力的提升。

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也是基于逻辑思维形式与情绪思维形式两种认识路径。

对于他人的认识，我们有可能会基于复杂的逻辑条件予以判断，对于自己的认识，又有几人能做到这点？

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的认识，还是习惯凭借感知的方式，也就是在情绪思维主导下认识自我。因此，情绪思维会对自我意识能力及自我意识内容的构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情绪思维及其影响构成的了解，是提升自我意识能力的基础，也是形成正确的自我认识的前提。

最后，认识影响情绪思维的构成要素，是提升自我意识能力的主要途径。

情绪思维影响人的思考判断，而领导者的情绪思维更为复杂，因此，领导者的情绪思维对自我意识能力构建与自我意识构成的影响也就更为突出。

对于这种影响关系，从情绪思维视角下的自我意识能力构建过程看，实际上包含两个需要明晰的问题：情绪思维受哪些主要因素的影响以及其构成特点如何？这些内容一旦充斥在情绪思维之中，又会对领导者的自我意识构成产生什么影响？明晰了这两个问题，就能把握情绪思维对自我意识判断的影响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以及重点内容，在提升情绪思维能力的同时提升自我意识能力，有利于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判断。

天启皇帝突然去世，崇祯仓促之间继位，对于魏忠贤与崇祯来说，都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新的情境，需要进行新的判断选择。

面对信王朱由检继承皇位，到底是接受，还是谋划变局，魏忠贤也处于犹豫不定之中：皆因为天启皇帝去世事发突然，没有对后面的权力安排进行精心谋划。

按照明朝宗法制度，皇位承继按照严格的父子相承要求执行，在明朝两百多年中，只有嘉靖皇帝是以正德皇帝的堂弟身份正常继承皇位。天启皇帝有生育能力，只是生育过的儿女没有养大就夭折了，但是天启皇帝才20多岁，完全可以再生育子嗣或者过继子嗣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所以当时根本没有为皇位的继承人问题做过安排。

魏忠贤陷入思绪纷乱的处境。

我们所接受的任何信息，只要有刺激信号投射于大脑皮层，就会生成情绪，带动情绪思维的运行。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情绪生成是短暂的，带动的情绪思维也是暂时的；有的情绪生成则具有长期性，也就是在某种信息长期影响下，相似的情绪持续地沉淀在我们的脑海中，转化成某种较为稳定的情绪思维内容，对我们的思维意识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这种长期存在的情绪思维运行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心境或情绪意识。情绪心境首先影响的就是对自我的判断。

由此可见，每个人在情绪生成及情绪思维形成过程中，受到先天因素的影响差别都不大。自我意识能力以及对情绪思维的识别与调控，主要是经过后天训练或经验反思后才会体现出差别。

与魏忠贤一样，崇祯接手大明的皇位，对他来说也是事出突然。

因为天启皇帝是在生病之中突然病情加剧，出现了医治无望的情况，天启皇帝这个时候又没有尚存的子嗣，而且崇祯是天启的亲弟弟，这些条件组合到一起，使得天启皇帝在临终前决定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弟弟。

如果不是乱世事情杂多，按照大明祖制，已经17岁的崇祯，本来是要以信王的身份被外放到封地，过着不问朝政的王公贵族生活的。

大明礼制健全，尤其是对维护皇权专制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明朝严禁宗室王公干政，亲王一旦成年就要迁移到远离京城的封地，过着如同平民百姓一样的日常生活，不得随意离开自己的封地，更不能对朝廷和地方政务进行干涉。

崇祯本来对自己今后的人生轨迹清楚无疑，并且魏忠贤专权以后，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们监视着王公大臣们的一举一动，言行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在这样危机四伏的环境下，崇祯为了不引起别人的猜疑，刻意保持低调，心里面应该是想早日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

现在情况突变，而且是巨变，对于崇祯来说，也是思绪万千，情难自控。

魏忠贤与崇祯同时都有了难以抑制的情绪并受到情绪思维的影响。

情绪思维运行有其自身构成内涵。影响情绪思维运行的除了刺激信息自身特点之外，还有情绪思维存在的状态。

情绪思维状态会以平静的情绪心境、波动的情绪变化、激动的情绪亢奋等不同方式存在，使我们的自我觉察意识面临较大的挑战。

如果说短暂的情绪波动，我们容易通过自身的生理变化察觉，那么由于情绪心境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我们对由其影响所产生的生理变化、意识倾向可能已经熟视无睹，身处其中而不易觉察。

情绪心境难以进行自我觉察，情绪心境带动的情绪思维又会对我们的判断决定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情绪思维主要来源于外部感觉、内部回忆（包括从自身身体健康状况、梦境等感受到的信息）与情绪心境三种生理途径，其本质都是受到了某种信息的“刺激”。这些信息源构成广泛，一般很难穷尽辨别，对于领导者来说，主要是把握那些能够产生“刺激”作用，特别是容易促成情绪心境生成并对领导活动产生影响的要素。

虽然心理学对情绪认识有不同的理论，并且在研究中有不同的取向，这造成了对情绪属性特征统一理解的分割，但是，不同的理论对于情绪属性特征的理解也有共识。

喜怒哀惧，爱恨情仇，任何一种情绪都可能引发即时的情绪思维对我们的思考判断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只要其产生的信息长期驻留在我们大脑中，引我们不断地关注与回想，其就会转化为某种情绪心境，需要我们有意识地予以觉察。

相对于喜、怒、哀、惧等基本动物性情绪所形成的情绪心境，从领导者角色特点来看，领导者身上常见的信念等较为稳定的意识产物和风格等行动倾向所形成的情绪心境更难以觉察，对其情绪思维的影响也更大。

自我意识是一个持续、缓慢的判断认定过程，过程中既受情绪思维的影响，也受逻辑思维的影响。领导者在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容易处于情绪思维状态，对领导者自我意识产生影响的是领导活动中的一些主要因素，信仰追求、利益取向、领导风格、反省意识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要素。它们的存在与变化状态，都会对领导者以情绪思维形式对自我意识的判断产生重要影响，并进而推动领导者的行为选择。

在领导活动过程中，领导者对信仰追求、利益取向所形成的既有认识，既是领导者进行逻辑思考判断的基础内容，也是领导者日常情绪心境的构成内容。信仰、利益认知一旦形成，就会在意识深处以难以觉察的方式缓慢、持久地活动在领导者思维意识之中，而信仰追求、利益取向的认知一旦发生重大改变，就会对领导者产生“刺激”作用，推动领导者进入情绪思维波动或激动状态。这些情绪心境活动特点，都会成为领导者在对情境进行“对错”判断之外，对自我进行“好坏”判断的基础内容，并进而对自我意识判断产生影响。

领导风格、反省意识是一种思维导向的习惯性存在方式，它们以既有的“驻存”内容，在一定的情绪心境下习惯性地推动情绪思维活动开展，对自我意识及行为产生影响。领导风格、反省意识发生改变，也会影响领导者情绪思维活动，并进而对自我意识判断产生影响。

情绪思维活动是一种动物本能，但并不代表情绪思维活动不能把握。

信仰追求、个人利益、领导风格、反省意识等能够对情绪思维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可以简称为情绪思维要素。从要素构成途径，把握其对情绪思维的影响，进而把握其对自我意识构成的影响并予以反省，既是情绪思维能力，也是自我意识能力的构成内涵。

情绪思维自我意识能力指的是，当个体接收到刺激信息之后，个体能够及时感知自己情绪及情绪思维的生成变化过程，并对影响自己情绪思维生成的要素进行辨别，通过自我辨析与反省，对于自己在社会关系和情境中的状态、位置进行正确的判断。

个体对于情绪思维活动的认识能力，是自我意识能力的构成内容：认识能力强的人，能够对引发情绪思维产生的要素有较好的理解，在情绪思维活动时能够反推其影响源头，在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进行反省判断；认识能力弱的人，对情绪思维活动缺少感知，对其形成原因不加推断，缺乏反省意识，任由情绪思维推动自我意识的形成。

从情绪思维与自我意识关联的要素出发，领导者的自我意识能力构成，可以从四个方面有意识地加以提升：对于信仰追求影响下的情绪思维与自我意识关系的内视能力、对于利益取向影响下的情绪思维与自我意识关系的觉察能力、对于领导风格影响下的情绪思维与自我意识关系的认知能力、对于反省意识影响下的情绪思维与自我意识关系的构建能力。

在社会活动中拥有良好的建立在情绪思维认识基础上的自我意识能力，是衡量一个人情绪思维能力高低的第一个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