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国经济研究综述

从Smith（1776）提出市场规模问题，到Marshall（1890）对生产规模的分析，再到Chandler（1990）和Porter（1990）系统研究规模经济优势，体现了西方学者对经济规模问题长期研究的思想轨迹。但大国经济概念的明确提出，发端于20世纪中期，Kuznets（1965，1971）在以国家为单位研究经济增长时，对国家大小影响进行了专门研究。此后，Chenery和Syrquin（1975），Chenery、Robinson和Syrquin（1986）进一步研究了“大国经济”和“大国模式”等问题，Krugman（1980）等则研究了大国“本土市场效应”。总体来看，大国经济研究渐成体系，但碎片化问题逐渐凸显，有关大国经济的基础理论相对薄弱，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从大国经济的典型化特征、大国经济效应研究、大国创新驱动研究等方面展开，而近年来中国大国经济研究得到了国内学者的特别关注。

（一）大国经济的典型化特征

明确大国经济的典型化特征是大国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是大国两个最主要的自然特征，由此出发，在国家规模约束下大国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了一系列典型化特征。Kuznets（1965）概括了大国经济发展的三个典型特征：经济差异性、较低的外贸依存度、资源及市场的规模性。Chenery和Syrquin（1975）提出了大国经济的内部市场主导性、高投入和高储蓄、经济结构复杂性等发展特征。Chikan、Kovacs和Tátrai（2005）从库存投资的视角概括出投资驱动和消费拉动两个动力协调并进的大国宏观经济特征。

欧阳峣和刘智勇（2010）认为大国经济最大的特征是多元性和适应性。蔡昉（2010）强调要把规模和异质性结合起来说明大国经济特征，大国的核心经济特征之一在于地区之间因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从而最终发展水平不同而具有的异质性。欧阳峣、张亚斌和易先忠（2012）总结和概括了“金砖国家”新兴大国的典型化特征，包括大国国内需求的规模性与稳定性、大国要素禀赋的异质性与适应性、大国产业部门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大国区域经济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大国经济结构的多元性与层次性、大国制度创新的实验性与渐进性。宣烨、杨青龙（2019）则认为，大国经济具有经济差异性、消费层次性、产业梯度性以及经济韧性强等方面的典型特征。

（二）大国经济效应研究

学术界对大国经济效应的显性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对“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这一主题的探讨。大国经济效应实际是指从自然特征出发形成的经济效应，自然特征主要指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两个指标，主要通过本土市场、分工经济以及产业关联形成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大国本土市场效应。大国通常都拥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和本土市场效应（Helpman＆Krugman, 1986；钱学锋和梁琦，2007；黄玖立和黄俊立，2008），大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获得市场规模利益（欧阳峣，2017）。Feenstra、Markusen和Rose（1998）实证检验了本土市场需求和出口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为本土市场效应的存在提供了有力证据。李由（2000）对大国经济的国家规模及其市场结构、资源禀赋、区域经济、经济开放、产业政策和管理体制等进行了系统研究。李君华和欧阳峣（2016）基于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两个大国初始特征，通过构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对大国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发生作用的条件进行研究，指出土地面积与国家人均收入有正向关系，而人口规模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呈“倒U形”关系，市场交易成本、经济结构差异以及国家之间的开放程度有可能显著地减弱和逆转大国效应。欧阳峣（2018）指出发展中大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规模与结构问题，并据此构建了大国发展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宣烨和杨青龙（2019）强调新时代视域下发挥本土市场效应生成规模经济优势，依托大国经济构建自主可控价值链。

大国专业化分工效应。从亚当·斯密（1972）的关于“分工受市场容量限制”的思想，到Harris（1954）的测量市场规模的市场潜力指数，再到杨小凯的分工模型虽然并未直接提出有关大国经济的理论，但均证明了本地市场规模与分工经济间的依存关系。大国的面积规模之大、人口规模之大和人均收入提高所决定的经济规模之大，内生地决定了一国优势产业的选择和发展，只有大国才能发展的“大国产业”（张占斌和周跃辉，2015）。依托大国经济规模，通过发挥规模经济需要实现产业的专业化生产、产品的多样化生产以及分工的深化（彭向和蒋传海，2011）。在二维开放条件下，大国的产业分工分为国际产业分工和区际产业分工两个空间维度，随着产业分工的演进路径从部门间分工逐渐向部门内和价值链分工转变，从垂直型分工逐渐向水平型和混合型分工转变（柳天恩和曹洋，2015），大国可以顺应产品内分工趋势，利用价值链跨区域重组方式，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发挥大国优势（刘友金和胡黎明，2011）。

大国产业关联效应。随着产业关联理论步入动态化、最优化和应用多元化的新发展时期（Leontief, 1986；Miller＆Blair, 2009），投入产出分析在国家／区域内产业发展与演进、产业波及效果和产业关联效应及其分解等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中国投入产出协会课题组，2006；李晓和张建平，2010）。与小国相比，大国的产业体系相对比较完整，产业链相对能够实现互补（曹虹剑等，2017），企业通常可以在国内就可以买到大部分中间产品，以此获得成本节约效应，从而实现产业关联优势（欧阳峣，2011；杜鹏，2012）。

（三）大国创新驱动研究

大国创新驱动研究主要表现为国家规模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对此，主要可以总结为如下两条路径：一是人口众多导致技术人才多（林毅夫等，1994）。Kuznets（1957）从规模经济效应发挥出发，认为大经济体依托创新资源优势，可以实现熊彼特式增长；而小经济体依托自由贸易的专门化收益，可以实现斯密式增长。Romer（1990）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认为，虽然人口众多并非技术进步的充分条件，但沿着平衡增长的路径，人口增长影响了人力资本的增长速率，而一个经济体的人力资本的存量将导致技术变化的增长，并决定了经济增长率。Ireland和Schuh（2008）利用两阶段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使用“二战”后美国的数据研究了生产率与大国宏观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通过技术变革带来的投资驱动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以带动大国经济规模扩张和发展水平的提升。

二是人口众多导致技术市场大。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内生技术变迁”的重要理论前提来源于市场利益驱动的新技术（Grossman＆Helpman, 1991；Kremer, 1993；Aghion＆Howitt, 1993）。由于知识溢出效应和相互学习效应具有伴随距离的扩大衰减的特征，大国劳动者、企业数量多，劳动者、企业相对比较密集，相对于小国，大国内部的知识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进而有利于大国的新产品创造、新产品种类数的增加，在技术创新方面更具有优势（李君华和欧阳峣，2016）。大国市场需求规模大、需求多样、层次多元，对于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减小技术创新风险意义重大；对于提高创新基础设施的效率，增加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的溢出效应作用明显（范红忠，2007；欧阳峣，2014）。

（四）中国大国经济研究

张培刚（1992）提出研究对象应以发展中大国作为主体，重点探讨“大国发展的问题，包括大国的特征、大国发展的难题和大国的特殊道路”。面对中国大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卢进勇，2005；高帆，2007），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中国大国经济发展战略，包括基于后发优势的赶超战略（陆德明，1999；胡汉昌和郭熙保，2002；侯高岚，2003）；比较优势战略（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9；卫兴华，2001；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利用外生比较优势、内生（分工）优势和交易效率比较优势组成的综合比较优势战略（杨小凯、张永生，2001；魏后凯，2004）。

Jin和Zou（2005）以中国作为案例，以发展中大国的财政分权、收入与转移支付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不是对立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和，其前提条件是采取有效的财政分权的体制安排。欧阳峣和汤凌霄（2017）总结中国创新道路的规律，构建大国创新道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话语体系，包括以市场规模为基准，探讨形成大国创新优势的内在机理，以发展中大国后发追赶为基准，探讨模仿创新优势的选择依据，以发展中大国经济转型为基准，探讨自主创新优势培育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