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中国的家庭文化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

3.2.1　父权制文化下的“儿子偏好”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男孩偏向”

在中国的父权制家庭文化下，父母存在强烈的“儿子偏好”，当家庭中存在不同性别的子女时，父母会将更多的家庭资源分配给男孩，由此形成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上的“男孩偏向”。

为什么中国家庭存在“儿子偏好”及资源分配时的“男孩偏向”？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父权制文化对女性具有“直接的性别歧视”（吴愈晓，2012），女性处于从属地位（Greenhalgh, 1985）。而父权制家庭文化下的家庭社会化过程也强化了女性“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定位，因此女性会主动放弃教育机会（吴愈晓，2012）。换言之，这种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是文化因素所致。

我们认为，父母出于经济动机的考虑是造成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的更重要原因。父母在资源分配时偏向男孩，首先，因为男孩相对于女孩来说具有更高的教育投资回报。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劳动工资收入始终低于男性（Alderman和King, 1998）。其次，男孩和女孩接受教育的时间机会成本不一样。女孩因上学而无法帮助父母照看弟妹或从事一些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生产，男孩则因上学无法从事家庭农业生产或出外打工（Alderman和King, 1998）。由于男孩参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有限（如禁止童工的法律规定），而女孩参加家庭生产或自我雇用则不受此类限制，因此女孩上学的时间机会成本高于男孩。(3)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在父权制文化下，父母主要依靠儿子养老，因此对儿子的教育投资可以获得终身的长期回报，而对女孩的教育投资则随着女孩出嫁成为“泼出去的水”而难以获得回报。

3.2.2　同胞性别结构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

中国文化下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与子女性别相关，既涉及父母和子女之间双向的代际转移，也涉及子女之间不对称的代内转移。

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是一个多步骤的过程：

首先，父母需要决定如何在自己和子女的消费之间进行分配。由于中国传统的以家族和血缘结成纽带的社会文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健全，父母倾向于在青壮年时期将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抚养子女，然后在老年时期获得子女的养老支持。中国家庭的主要开支和储蓄动机是为了子女的各种需要（Wei和Zhang, 2011）。这种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代际转移模式体现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一种跨期互惠（Greenhalgh, 1985；Feldman等，2006）。

其次，对于多子女家庭，父母要决定如何在不同的孩子之间进行资源分配。正如前文所述，增加对男孩的投资是一种有效率的资源分配模式（Strauss和Thomas, 1995），由此产生的男孩偏好会导致父母在家庭资源的代际转移中优先考虑男孩的需要（Chu等，2007；Greenhalgh, 1985；Feldman等，2006；Hannum、Kong和Zhang, 2009）。为了尽可能将有限的资源投资于男孩，父母还会采取一种非对称的横向资源转移——牺牲女儿的利益来满足儿子的需求（Chu等，2007；Greenhalgh, 1985；Parish和Willis, 1993）。父母要么会减少对女孩的教育投资，要么会让女孩过早地工作或嫁人以缓解家庭经济负担，从而有利于年幼的弟弟妹妹的教育（Chu等，2007；Parish和Willis, 1993）。正是由于父母在代际转移和代内转移方面都偏向男孩，所以同胞中存在男孩将不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这种男孩偏向型的家内分配模式可以概括为“从女儿身上索取的更多，可以给予儿子的就更多，自己将来能收获的也更多”（Greenhalgh, 1985）。

最后，要决定如何在孩子不同的支出项目中进行分配。在中国，子女的教育和婚姻是最重要的两项家庭储蓄动机（Wei和Zhang, 2011），这两项支出构成了抚养子女的主要成本。男孩偏好导致父母更偏好于增加男孩的教育支出，因而抚养男孩的教育成本更高。那么抚养男孩的婚姻成本是否也较高呢？很多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娶媳妇的花销要高于嫁女儿的开支（Brown等，2011；Wei和Zhang, 2011；Zhang, 2000）。例如，家庭为儿子的婚姻进行储蓄的动机要强于为女儿婚姻进行储蓄的动机，新郎家庭在婚礼前后几年的储蓄率基本都高于新娘家庭，大部分婚礼开销由新郎家庭承担（Wei和Zhang, 2011）。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存在着一种社交性消费支出——通过在葬礼、婚礼、日常的礼尚往来活动上增加支出来强化家庭在村落中的社会地位。对贫困的新郎家庭而言，这种地位获得型的婚礼支出尤其明显（Brown等，2011）。此外，中国普遍存在一种婚后居住在男方家庭的婚姻文化（Feldman等，2006）。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夫妻婚后住在老房子的比例逐渐下降，住在新房的比例逐渐上升。特别是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为新婚夫妇准备一套新房成为基本的必需品（Zhang, 2000），而这一责任主要由新郎的家庭承担（Wei和Zhang, 2011）。农村地区逐渐上涨的建房成本和城市地区高企的房价无疑推高了抚养男孩的婚姻成本。

综上所述，抚养男孩的成本相对更高。但是，在中国家庭强烈的男孩偏好下，这不仅不会减少父母对男孩的资源分配，反而会导致男孩占有更多的家庭资源。抚养成本的差异强化了男孩作为家庭内部资源“吸收器”的作用。因此，同胞中女孩比例越高，越能缓解父母为子女进行储蓄的负担，特别是为儿子的婚姻支付进行储蓄的压力。相应地，每个孩子的教育支出将会增加。本书在男孩偏好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不同性别子女的抚养成本差异，这是对中国家庭基于性别的内部资源分配模式研究的一个重要拓展。(4)

3.2.3　研究假说

上述分析表明，效率假说和预算约束理论能解释同胞性别结构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本章提出以下四个待验证的假说：

假说1：同胞性别结构会影响个人的教育获得，并且这种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就个人的教育获得而言，同胞之中拥有兄弟是一种不利的同胞性别结构，而同胞之中拥有姐妹或者女孩比例更高则是一种有利的同胞性别结构。因此，我们预期，表示“有兄弟”的虚拟变量与个人教育获得负相关，而女孩比例及表示“有姐妹”的虚拟变量与个人教育获得正相关。此外，由于存在男孩偏向，父母会尽可能优先满足男孩的投资需要，所以男孩的教育获得受同胞性别结构的影响较小。

假说2：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在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和户籍状态拥有者之间具有异质性影响。

当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或者拥有城镇户籍时，父母的性别偏好会相对降低，并且这些家庭自我养老或者通过参加社会保障来养老的机会更大，从而使“养儿防老”的需求减弱。从这个角度说，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对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或城镇户籍的个人影响相对较弱。

假说3：同胞性别结构效应随着母亲在家中地位的提高而减弱。

由于母亲更偏好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支出，或者更偏好增加对女儿的支出（Alderman和King, 1998），因此夫妻双方谁拥有家庭决策权将会影响子女的受教育机会。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父权制文化盛行的国家，丈夫在家中的地位一直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家庭行为可以通过一元模型（unitary model）来研究——家庭只有丈夫一个决策者（Chau等，2006）。然而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妻子在家中越来越多地拥有了和丈夫分享决策权力的机会，这也许会改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我们预期，同胞性别结构效应会随着母亲在家中地位的提高而减弱。

假说4：同胞性别结构对不同出生队列人群的影响是不同的，这取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导向。

中国居民的教育获得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和教育政策的影响很大（郝大海，2007；李春玲，2003；Deng和Treiman, 1997；Lu和Treiman, 2008；Zhou等，1998）。在国家采取激进的以“去分层化”为导向的教育政策时，个人教育获得与其家庭背景的关系减弱。但是，当这种以公平为导向的政策结束时，教育获得对家庭背景的依赖又会以其既有的路径恢复（李春玲，2003；Deng和Treiman, 1997）。和教育获得的阶层不平等所不同的是，基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教育性别不平等更加复杂。比如，以效率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政策对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影响并不一致。现代化理论认为，教育性别差异会随着经济增长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缩小。而“发展过程中的女性”（women in development）理论则认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将扩大性别差异，因为男性相对而言更能从改善的经济环境和发展机会中受益。只有当经济进一步发展时，才有可能缩小教育性别不平等（Hannum, 2005）。

我们预期，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取决于个人受教育年龄段所处的历史时期。当国家采取以公平为导向的政策时，同胞性别结构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会减弱。这一点对于那些受教育年龄段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个人而言尤为明显。与之相对，在国家采取以效率为导向的政策时，可能增强同胞性别结构效应。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同胞性别结构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会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