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制造型企业突围之道

制造型企业发展现状与发展机遇

得益于自然资源、人口红利及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各种政策优势，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了40多年。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张和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这40多年，是中国制造业突飞猛进的40多年，也是中国制造业“野蛮式生长”的40多年。然而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效应的衰减、原材料等各种成本的攀升和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改变，世界各国制造业格局不断变化，中国制造型企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瓶颈，曾经规则明晰、相对稳定的经营环境变得无常和复杂。

笔者带领朗欧咨询团队常年进驻制造型企业，帮助企业进行管理变革升级。我们通过深度的驻厂咨询，提供保姆式服务，发现如今中国制造型企业面临的经营管理环境有了非常大的改变。这一方面对制造型企业是一种促进，另一方面也使制造型企业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战。

一、制造型企业发展现状

经常有企业家跟我说：“张老师，我做企业做得太难受了，都不想做了。”经营企业的确非常烦琐，很多老板心里感觉很难受，总想逃避，但是最后还得直面问题、继续经营，可谓“上船容易下船难”。人类社会是在各种挑战和机遇中发展与进化的，制造型企业需要积极地拥抱这种变化，抓住这种变化带来的机遇。十多年来，我通过深度的驻厂咨询服务，在工厂一线观察和总结制造型企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机遇，现整理出来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一）员工平均年龄增长，劳动力成本提高

员工年龄越来越大，车间内年轻的操作工越来越少。这种现象在陶瓷、化工、家具、五金、服装等生产环境相对落后、体力劳动强度大的一些行业尤为突出。在管理、财务、人事、销售等领域从业的年轻人比较多，因为在这些领域工作体力劳动强度相对没那么大，而且让人觉得很“体面”。

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富士康发布招聘通知，计划招聘50名一线员工，可能有200多名年轻的女孩子在厂门口排队应聘。那时候电子厂大都需要女工，因为女孩手巧一点，也相对好管理一些；男孩则调皮一点，不太好管理。在那个年代，男孩在电子厂是不好找工作的，电子厂基本都会有男女职员的比例限制。然而现在，很多企业的招聘广告上都赫然写着“50岁以下、45岁以下……”企业已经不好招25岁以下的年轻人了。很多年轻人或者去了互联网公司，或者做微商、做网红、做直播，总之要做点跟互联网相关的事情。这也迫使传统企业在产品结构和生产方式上不得不进行变革，以此减少对人的依赖，降低劳动成本。

一方面，人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富足，员工工资待遇和福利升高是必然的。但是在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下，体力劳动强度大、重操作性岗位的工作效率没有得到提高，员工工资待遇却逐年升高，企业人工成本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平均人工工资逐年升高也是由大环境所决定的，每年每个城市都在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思考如何优化工艺流程和产品结构，并在自动化设备等方面突围，从而提高“人效”。“人效”是指人均效益，也指人均效率，在管理上更多地会将人的效率具象为人均效率，体现在人均产量、人均产值等指标上。对于我国许多制造型企业，“人效”还是偏低的。同时，技术性、专业性的人才也严重不足。现有中国制造型企业的人才大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21世纪初从农村走出来的。他们从农村出来后，找个工厂上班，做了两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对流程和工艺熟悉了，有的慢慢向管理岗位发展，有的则成为企业的研发技术人员。他们并非管理科班出身或者未经过专业的技术培训，现在这一现象正在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我们不仅要关注“人效”，还要关注对新型人才的培养。在人均工资逐年攀升的情况下，企业想稳步经营，就得通过提升管理效率提升每个员工的工作效率，提高每个员工的人均产值。我们需要关注一个指标——工资产值比，即员工工资福利总额／总产值。我们既然改变不了员工的福利待遇、工资水平不断提高的现状，就得练好内功，提高管理效率，降低企业的工资产值比，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二）制造型企业“公转”和“自转”的双转移进入实质性阶段

地球有公转和自转，制造业也有“公转”和“自转”。公转，即全球制造业迁移，从欧美发达国家向亚洲国家（日本、韩国）迁移，然后迁移到中国，现在又开始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自转，即国内沿海地区的很多企业由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向内地转移。东莞曾经是实至名归的“世界工厂”，可现在我们去东莞，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空置的工业厂房。富士康也把工厂从沿海转移到内地，还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人力成本洼地，在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越南等处设厂。

“自转”和“公转”双转移是制造型企业发展路径的变化趋势，发生这种变化不仅是因为人力成本发生变化，还因为产品个性化需求越来越高，多批次、小批量的订单越来越多。互联网行业不断发展，对交货时效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工厂需要更加接近消费市场，同时提高对消费者服务的效率。

你到越南考察，就会发现其就像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到处是脚手架，到处是在建的工业厂房。很多朗欧正在做咨询辅导的企业已经在越南办了厂。

为什么说制造型企业的“双转移”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呢？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

（1）工业基础逐步完善。东南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中国内地的制造业基础建设逐步完善，包括工业园区的设立、招商政策的推出和政府服务职能的提升等。

（2）供应链逐步形成。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很多企业的供应链在逐步完善。不像四五年以前，那时很多企业虽然迁到了国外，但主要的生产原料还需要从国内运输。中国内地通过这些年的发展，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地方产业链和供应链。

（3）产业人才不断成长。现在很多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跟我反馈说，“海归”人才比往年要多很多，很多求职者的简历上会写他有海外工作的经历，一看简历发现他去过越南、印度。国内工厂在越南、印度开了分厂，很多人到那边工作。一两年之后，有的人适应了；有的人不适应，于是想回国工作。制造型企业“公转”和“自转”的背后是人才的不断流动。

（4）互联网和物流业快速发展。互联网的充分发展解决了原来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的问题，企业在各地设厂，信息传递成本越来越低；国际和国内物流体系充分发展，产品送达的及时性得到极大提高，企业物流成本越来越低。

在制造型企业的“双转移”过程中，我发现一个规律：往外迁移的大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低的企业；而新进来的则更多的是一些技术性、以研发为主的企业。当然有地域要求或运输成本太高的企业还是需要在距离消费市场最近的地方设厂。根据不同的企业类型，每位企业家都需要重新定位和深度思考企业未来的产业布局。

（三）企业成本优势和“穷”的竞争力逐渐削弱

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是中国制造靠“穷”的竞争力“野蛮生长”和高速发展的40余年。

这种“穷”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勤劳。人在穷的时候，一般就会很勤劳。马斯洛需求理论将人类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即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改革开放之初，工人尚处于满足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的状态之下，他们不顾风险和劳累，可以忍受长时间的机械化劳作。因为和他们务农的父辈相比，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收入都有了改观，他们看到了希望，因此能忍受繁重的劳作。

（2）人力。这一时期是人口红利期，中国有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很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愿意为基本的收入去从事重复性、机械性的操作工种。

（3）需求。经济发展激发了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激发了庞大的内部消费需求。白色家电的几大巨头都是在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中快速发展起来的，消费需求的激增使得各行各业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4）土地成本。之前工业流转用地的土地成本很低，很多地区在招商引资的时候推出非常优惠的土地政策，现在国家针对土地流转的政策越来越严格，工业土地的获取成本越来越高。

（5）环境。过去中国工业的飞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造成了破坏。原来经济不发达，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哪顾得上关心环境呢？那时候办企业的环保成本很低。我有一次带领企业家去越南考察了一家造纸厂，这家造纸厂污水呼呼地往外排，工业废气也未经过环保处理。同行的企业家朋友提醒工厂负责人要注意环保，但他们并不在意。

（6）政策。过去企业的经营环境非常粗放，国家相关监督部门的政策法规也相对宽松。现如今，税务、工商、环保等政策法规的规范化建设已经成为企业的“基础建设”。

如今以上的优势已经逐渐消失，企业如果是依赖这种“穷”的优势成长起来的，必须深度思考如何在新常态下继续发展。

（四）规范化经营成为企业经营发展的“基础建设”

为什么会有中国制造“原罪偿还”这一说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政策法规的不完善造成的。比如，我国1993年才颁布《公司法》，也就是之前你成立公司，你把资本金拿走了，可能没人来管你，因为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在当时的政策法规下，“不追究就是依法办事”，但在今天，企业家要意识到“原罪”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感受到环境保护越来越严，税收优惠政策逐步取消，国家逐步对工业用地加强管控，各国金融账户共同申报准则（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CRS）等深入推行，中国制造的“原罪偿还”正当时。

以前我们总说企业要规范化经营，但尚且停留在发展理念层面，如今规范化经营已经成为企业经营发展的基础建设。这也是2019年朗欧咨询要成立公司治理事业部的原因，就是帮助企业实现规范化经营。

企业要针对法律和政策风险进行顶层设计，其实现在还有两三年的规范窗口期，政府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和机会。

我们一定要具备规范化经营的思维，不能再有“关系思维”和侥幸思想。有一次在和一位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沟通时，我问她：“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讲，公司上市前和上市后有什么区别？”她说：“要从老板思维向职业经理人思维转变，从拿经营所得向拿社会工资转变。”这其实就是规范化经营的思维。

（五）保证产品品质已经成为企业生存的基础条件

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很多企业借着供不应求的东风，即使产品粗制滥造，也不愁没销路。在法律法规还不是特别健全、消费者的产品品质意识还没有建立的前提下，中国制造野蛮生长了40多年。

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法规的健全、管理的日益严格、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升和消费需求的升级，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当下，保证产品品质已经成为企业生存的基础条件。现在消费者无论是网购还是在实体店消费，几乎都不用再担心“质价不匹配”的问题了。因为行业竞争已经非常充分，如果企业的产品介绍与实际品质不相符，消费者就会用“脚”投票。现在办企业，必须把20世纪90年代挂在企业墙上的口号——“品质是企业的第一生命力”落到实处了。

二、制造型企业发展机遇

笔者通过走访一线工厂，总结了中国制造业的五个发展机遇。

（一）中国制造业逐步实现全球化，“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机遇，世界开始承认中国制造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制造逐步走向全世界。国外消费者逐步承认中国制造，中国生产的产品满足甚至引领着消费者的需求。在国外，很多商品包装上标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即使在一些奢侈品品牌店，你跟店员多交流几句，他会告诉你店里很多产品是中国制造，至少是在中国加工的。中国制造就像20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制造一样，逐步摘掉了“劣质产品”的帽子，得到了世界各国消费者的认可。

中国大力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3，这预示着中国制造未来的市场很大。。企业要以开放性思维去经营和发展，因地制宜，主动提前布局。

（二）营商环境日益改善，有助于企业开展良性竞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人凭借一二十万元的启动资金就可以开个小作坊，并慢慢经营发展为大中型工厂。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经营企业必须做好规范化的顶层设计。

在过往规则不清晰的营商环境中，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一些规规矩矩的企业反而没有竞争力。但如今，规范化的营商环境将会加速淘汰不良企业，能够生存和良性发展的企业将是真正优秀的企业。

（三）“工业母机”等自动化设备技术飞速发展

机床向来被誉为“工业母机”，是制造生产设备的机器，是整个装备制造业的生产基础，尤其是超高精度机床、多轴联动高档数控机床等顶级机床的技术水平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

原来我国几乎都是靠进口，或者一台设备里面的主机是美国、加拿大的。但2019年以来，很多国内的设备研发生产企业基本具备了工业母机设备的生产技术，生产的产品在性能上与进口设备生产的产品并没有太大差距，设备稳定性也在逐年提升。

（四）市场消费主体强大

有调研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中产阶级将达5亿人，这是一拨强大的市场消费主体。新中产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正在发生变化，由过度关注性价比向关注性能比转变。现在很多消费者在买东西时关心的不是哪个便宜，而是商品的品质和特性。中国制造正处于消费升级、产品升级的窗口期，企业需要重新思考新的价值洼地在哪里。

同时，强大的市场消费主体也为中国企业应对外部营商环境的恶化提供了一张王牌。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企业的出口造成一些影响，但此时企业可以深耕国内市场，“出口转内销”。我国逐步建立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为企业提供广大的市场空间。

（五）信息化技术高速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数字化人才基础

信息化、智能化是中国制造发展的趋势，信息化技术的高速发展为中国制造型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人才基础。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软件编程技术人员是非常稀缺的，但如今信息化人才快速增长，为制造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