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那种感觉宛若陀螺的芯一般执着地刺入正中央。

在东京的中心。

在日本的中心。

我们憧憬的中心。

就像一股奇妙的离心力，从旋转的中心延伸开来。

偶尔，那些闲暇下来的神们从空中垂下双手，像弹簧丝一样层层地旋转着。

执着地，一圈圈地打转，我们也在旋转着。

我们来了，就好像聚集在院灯周围的蚊虫一般，狂热地迷恋不曾见过的光明，贪婪地吸附它。

乘着颠簸的列车，我从故乡心驰神往地来到这里。

一个飞奔的人。

一个被吞噬的人。

一个遭排斥的人。

一个眩晕的人。

不依靠任何人的帮助，只是朝着那力量的方向行进，然后听天由命。

伤心欲绝抑或是后悔得肠子都青了的事情，都不知为何难以抵抗，只能持续地重复着。

人生就像陀螺一样。

不停地打转，旋转着，重复着。

就这样，被拖拽着，被叩击着。我们燃烧殆尽。

生命狼狈不堪。

五月里有人这样说。

他一边凝视着东京塔，一边说好像很荒凉的样子。

它只是装饰了白天，照亮了黑夜。他说其样子看起来很荒凉。

我听了，心想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会令人更加憧憬。

这个空荡荡的城市，一点点地长大，继续着凛冽的自然形态，给人以强悍和柔美之感。

流动、拉拢、勾结、背叛以及欺骗着生活下去的我们，对那种孤独的凄美充满兴趣和欲望。

不能忍受寂寞，执着坚守的我们对之憧憬着、向往着。

每一个人都向往着这个地方，为之离开家乡，投入她的怀抱，追求生命中的某种东西。

离乡背井的爸爸曾经为此带着我一起来到这里。失去归所的我们，没有抱任何幻想，来到东京，不知何处是归宿，只能在东京塔下睡觉。这是妈妈告诉我的。

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在租住的能望见东京塔的小屋里，相拥而眠。

这是我儿时的记忆。多数人几乎已经记不起孩提时代的事情了，可是我却一直保留着很多记忆。那些记忆并不暧昧，也绝非模糊，儿时空气中的气味、当时的所思所想，甚至是零碎的风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估计是因为比起别人来，我值得回忆的事情太少了吧。

这是三岁之前的记忆。我和爸爸、妈妈一家人一起生活的记忆。家人一起生活的三年时间里，除了上面写的那些，就没有其他的了。我只能继续记忆着这微乎其微的童年往事了。

“咔嚓”一声凄厉的声响，和妈妈一起睡在蒲团上的我被惊醒了。当然，妈妈也醒了，在蒲团上弓着身子。这可是半夜时间，不仅仅是孩子，大人和街道都在沉睡中。

从大门口，传来奶奶悲戚的声音。奶奶连连呼喊着妈妈的名字。妈妈飞奔至走廊里，来到门口，又立即跑回房间，抱起我，像个橄榄球选手迅速跑出房间。

爸爸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今天并不是用手推开大门，而是用脚踹开的。镶嵌着玻璃的木栈格子门吱嘎乱响，几乎散了。奶奶穿着鞋子走在走廊里，声嘶力竭地尖叫着。妈妈冲过奶奶面前，爸爸要追赶逃跑的妈妈。即便是调查笼城事件的特种警察部队也不会让他们变得文明优雅。

一边是想要逃之夭夭的妈妈，一边是趴在走廊里的奶奶，类似这样的“回家风景”在我的家里时常上演。不过，那天的猎物既不是妈妈，也不是奶奶，而是我。爸爸硬从蜷缩在角落里的妈妈怀中把我夺过来，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三角形油纸包。油纸里包着的是冰凉的烧鸡，给我吃的，带着钎子他就往我嘴里塞。

爸爸想让我这个儿子吃烧鸡。刚刚起来就有烧鸡吃，在我的人生中也就那唯一一次了。

爸爸当时喝多了，耍酒疯，到处发疯。

几天以后，我家又新装了大门。我家的门是两扇合在一起的拉门，只是把爸爸弄坏了的那一扇装上新的，那扇新门的木栈发白，使我家的大门显得很奇怪。

我是个哭鼻虫，每次一哭都长泣不止。爸爸很不喜欢这样的男孩子，尽管那时候我只有三岁。

有一次我哭着来到茶室，爸爸穿着衬裤在看电视，他不知道我在那里哭了多久。爸爸突然就怒吼着把我拎起来，扔了出去。于是我从茶室横穿走廊，落进了客厅。

我仿佛飘浮在宇宙里，以前所未有的视角观察着走廊和客厅的交界处。奶奶从客厅里看到了这一切，像棒球接球手一样，双手把从茶室里被投掷出去的我接住了。

这是后来妈妈告诉我的。

飘浮在宇宙中的记忆消失了。跳楼自杀的人在撞击地面之前，思维瞬间停滞也许就是那样的。如果当时奶奶接“人”失误的话，我将被摔在地上，也许就变成一个傻孩子了。

我还是一个肠胃不好、很虚弱的孩子，经常拉肚子。每到犯病的时候，妈妈就带我去附近的医院。给我看病的是个女医生，后来妈妈总说，“那是个很好的大夫，如果没有她，你就死了。”每次去医院，就是往屁股上打针，女医生和妈妈就鼓励我，“忍耐一下，别哭。”我就装作不疼的样子，沉醉于她们两个人的表扬当中。

有一天，我又跟往常一样肚子痛，妈妈带我去女医生的医院，不巧那天是休诊日，就去了另一家私人医院。这家医院诊断为“一般的腹痛”。我接受了手腕注射，不停地哼哼唧唧，不停地啜泣着。

那天晚上，甚至到了第二天，我的肚子还是痛。后来我痛得满地打滚，于是妈妈又一次把我带到那个女医生那里。结果她把妈妈数落了一顿，问：“为什么不早点儿送过来？！”然后马上帮我们写了一封给市立医院的介绍信。就这样，我被送到了另一家医院。

我的腹痛原来是肠梗阻造成的，而且情况似乎比较危险。几个内科、外科的大夫一起进了手术室。具体的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把一种通上电的灌肠药样的东西从肛门灌到我的身体里。我想不管兴趣爱好怎么特殊，也不会有人灌过这种带电的灌肠药。即使是成年人也很难承受这样的痛苦。

大夫们用仪器监测灌肠药流到了肠子的什么部位。如果药中途停在肠子的某个部位，那接下来就要切开肚子，取出肠子，然后把患处摘除掉。

不过手术前大夫曾解释说，如果必须切除一部分肠子，很可能会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障碍，希望我的父母做好心理准备。

后来听妈妈说，她当时曾凝视着手术室的小窗户，祈祷通电的灌肠药能畅通无阻地流过我的肠子。而爸爸则跟我出生的时候一样，是在酒馆喝酒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后中途跑过来的。不过那次他倒是跟妈妈一起守在监视器旁，观察着灌肠药在我肠子里的动向。

幸运的是灌肠药顺利地流过了我的肠子。这样一来，通电的灌肠药打通了我肠子中堵塞的地方，所以我就不用做剖腹手术了。据说妈妈当时高兴得哭了起来，而爸爸只是兴奋地挥动了一下手臂，就继续回酒馆喝酒去了。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我因为疼痛而满地打滚时闻到家里榻榻米的气味，看到墙壁的颜色，还有妈妈那忧心忡忡的表情。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当时并不在身边。

除此之外我还能记起的，是有一次爸爸正在画画时的背影。当时爸爸把玻璃棒放到圆规叉开的两只脚中间，正在用毛笔或者鸭嘴笔画线。他好像在设计什么东西。我们家起居室的墙上挂着爸爸以前画的几幅石像。当时我站在旁边看着爸爸画画，于是爸爸把装着蓝色颜料的陶质碟子和毛笔递给我，让我在一张废纸上随便画点儿什么。我在画画的时候，爸爸嘴里好像发出了“咦”“啊”之类的声音。画画时的爸爸让我感到很亲切。

这些就是我现在还能记得的事情了，是我三岁之前发生的、还能清楚想起的几件小事。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奇怪，我为什么连细节都记得这么清楚？不过这些就是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起时的回忆了，是全部的回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了。

我出生在福冈县一个叫小仓的城市，据说我是在紫河沿岸的一家医院里出生的。每当我和妈妈走在那条河的河岸时，妈妈就会指着那家医院，对我说：“你就是在那儿生下来的。”

现在，小仓的单轨电车往来穿梭，不过那时候只有有轨电车行驶在市区里。当时附近的八幡有新日本制铁公司下属的一家大型炼铁厂，现在没有以前热闹了。当时街道上人很多，很有生气。炼铁厂里竖着高高的烟囱，有长的，有短的，白色、灰色的烟从各种形状的烟囱里往上冒。这些烟囱的对面有一个小型的港口，常常有小型蒸汽船浮在水面上。

到了我手里有教科书的时候，妈妈经常跟我提到原子弹爆炸的事。

“其实落在长崎的那颗原子弹本来是准备投到小仓的，准备投到八幡的那家炼铁厂。不过那天小仓的天气不好，是个阴天，在飞机上看不到下面的道路。所以飞机飞到了附近的长崎，在那儿投下了原子弹，可能是长崎有造船厂吧。那天小仓要是晴天的话，或许就没你了。”

虽然我还是个小孩子，可是每次听到妈妈的话，我都会这样想：天气好还是不好，就因为这点儿小事，来决定投不投原子弹，美国这个国家真是太任性、太浑蛋了。

妈妈的一个叔叔住在长崎，我曾经有好几次暑假去他家玩。叔外公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从我第一次见到他起，一直到最后一次，他都是躺在床上。叔外公虽然身体残疾，却很开朗，经常给我吃带壳的海胆。

不过妈妈老是这样对我说：“你叔外公都是因为原子弹爆炸才变成这样的，真可怜啊。”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会感到很痛苦，好像本来应该是我遭遇的不幸，最后却发生在了叔外公的身上。

现在小仓的市里已经看不到有轨电车了，那家大型炼铁厂，以及并排的那些烟囱也都不见了。炼铁厂的土地上现在建了一座主题公园，好笑的是据说里面展览了美国的航天火箭。

我们家离市区很近，附近有一个游乐园。

我们住的房子是一栋木制的两层楼房，是我的祖父盖的。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和外公都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从来没感受过祖父、外公的疼爱。我知道的祖父仅限于佛龛上放着的一张遗照。

爸爸、妈妈、我还有奶奶，以及爸爸的妹妹敦子姑姑都住在祖父盖的这栋房子里。祖父去世以后，这栋房子开始出租给人住。附近牙医大学的几个学生租了二层的四个房间，每天的早饭和晚饭也由我们家提供。我想那个时候每顿饭肯定都很热闹吧。租房子的那几个大学生经常哄我玩，敦子姑姑也会给我买那个时候时兴的一些东西，如法式面包、西式糕点店的冰激凌，所以我很亲近他们。不过后来敦子姑姑跟其中的一个大学生结了婚，离开了这栋房子。

妈妈嫁到这个家之后，过了一年生了我。妈妈比爸爸要大，在日本昭和三十年代（1955~1965年），这样的新娘子很少见，而且妈妈还是晚婚。结婚的时候妈妈三十一岁，爸爸二十七岁。

生于小仓的爸爸曾经在当地上过高中，不过因为品行恶劣，到二年级的时候就怎么也待不下去了。因为他是五个孩子中的长子，祖父把他从那所高中转到了东京的一所高中。当时爸爸只是想去东京看看新鲜，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可是祖父却考虑到爸爸去趟东京之后，经历些人世的艰辛，可能会变得成熟些。不过祖父想得有些天真了，殊不知品行如果刚开始就不好的话，那以后是改不了的。

爸爸进了一所东京的高中，后来自动升进那所高中所隶属的大学。不过独自生活、无人看管的爸爸经常逃课，净想着干坏事，不久就从大学退学了。可能是受那时期所结识的一个艺术学校大学生的影响，爸爸从大学退学之后，进了一所专门学习“帽子设计”的职业学校。

不过像爸爸这种干不成正事的人，即使进了那所学校，结果肯定也跟以前一样。

爸爸进了那所学校没过多久，热情就冷却了，然后就腻了，放弃了。不必多说，他肯定没能从那所学校毕业。不过我很奇怪爸爸当时为什么会学习帽子的设计。虽然我跟他在一块儿生活的时间并不多，不过也算接触了近四十年，这四十年里我没看到他戴过一次帽子，他也从未对我戴的帽子作过任何评价。我很怀疑爸爸当初是不是对帽子一点儿都不感兴趣。

爸爸上了很多学校，然后不停地退学。在那之后他就成了匹无笼头的马，游手好闲，酗酒、行窃，什么都干，甚至还染上过性病。在跟一个朋友一起注射胰岛素的过程中，爸爸突然喜欢上了石佛。不过他的这种喜欢好像并不是看到木雕佛像那种大慈大悲，然后洗心革面，被引导到佛教道路上。

后来爸爸徒步去各地参拜石佛，并且把这些石佛画下来。当时兴起了一股“印度热”，所以爸爸不断地去各处流浪，画了很多素描。他一边筹划着移民到印度，一边跟朋友创办了一份《同人》报纸，同时继续酩酊大醉。边讲述自己的精神世界边冥想，可能爸爸日日夜夜就在重复这两件事吧。就在他快成为东京的一个废人时，接到了爷爷的讣告。

结果爸爸被强行送回了九州。

爸爸回到家乡之后，开始到当地的一家报社工作。这个工作是托爷爷的门路得来的。不过虽说有门路，可是连爸爸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品行也能进报社，由此可见昭和时期的关系威力真是非比寻常。

“我在此之前一直在东京耽于玩乐，生活颓废。不知不觉中双亲和长辈都上了年纪，而且疾病缠身，我自己也都到了二十好几。这次我因故回到故乡小仓，回到这片故土，得到了诸位的照顾，使我能够就职于这家报社。从今以后我一定不辜负诸位的好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要坚持不懈，三年、五年、十年，就算是粉身碎骨也要克己奉公，鞠躬尽瘁。我要在这里一直工作下去。”

爸爸那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过他这种人做什么事都不成，所以很自然地不久就从那家报社辞职了。我们可以看到爸爸这个人无论做什么，都坚持不了多久，马上就会放弃。后来奶奶好几次说到爸爸的工作，每次都是目光迷离、充满感慨地说：“那个时候你要是不从报社辞职，现在肯定也功成名就了。你为什么要辞职呢？真是让人懊恼死了。”

妈妈出生于筑丰市的一个煤炭镇子上，是九个孩子中的第四个，家里开个布庄。据说妈妈从当地的高中毕业之后进了一家公司，不过现在想想，我对妈妈高中毕业到结婚之前的这十年一点儿都不了解。甚至她那段时间是一直待在家里，还是到了别的地方我都不清楚。

不过妈妈曾经给我看过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这张照片让我对妈妈的那段生活产生了一些猜想。

那张照片已经褪色了，变成深棕色。照片上的妈妈穿着一条连衣裙，白色的，上面有水珠图案。妈妈的头上包着围巾，戴着一副太阳镜。她坐在一辆白色敞篷赛车的发动机罩上，一只手的两根手指之间夹着一支烟，摆了一个姿势。

妈妈年轻时原来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张照片很能说明问题。

妈妈这个人很喜欢跟人交往，经常微笑，喜欢快乐的事。她经常为周围的人考虑，喜欢做家务，是个很规规矩矩的人。

而爸爸正好相反，他性子很急，不苟言笑，也从不慌张。总之爸爸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对西装和朋友倒是很认真，对其他的就极其马虎了。

爸爸和妈妈好像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的。不过听妈妈说那次聚会是她学医的男朋友陪她一起去的，而爸爸是一个人去的。可能爸爸想混顿晚饭吃，才混进这个聚会的吧。

我没问妈妈当时他们是怎么开始交谈的，对彼此的第一印象又是如何。

可是在见面之后，没过几天他们就决定结婚了。原因是爸爸没跟妈妈打声招呼就带了聘礼闯到妈妈的娘家了。

可能是妈妈在这个出其不意的情况面前未加考虑就答应了。不过爸爸怎么会想到这招呢？

妈妈跟我说到爸爸担着聘礼来到她家的情形时，用极其平常的语气说道：“我当时吃了一惊。”可能她当时也就只是吃惊吧。

就在这样的惊讶之中，爸爸妈妈结为了夫妇。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段婚姻的经过。当时我对妈妈说：

“我想当医生家的小孩。”

结果妈妈就举例跟我解释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她说：

“我要是跟那个医大的学生结婚的话，现在就没有你了。”

面对婆婆、小姑子、四个租房的学生，还有顽劣的爸爸，作为一个新娘子，妈妈无论在体力还是精神方面，肯定都吃了很多苦。

可是妈妈为什么会离开这个家呢？我一直不知道原因。我感觉这件事是个禁忌，一直不敢问，妈妈自己也从未主动告诉过我。

我四岁的时候，妈妈带着我离开了这个家。

爸爸的妹妹嫁到了小仓郊区的一个村子，我和妈妈后来就住到了他们家，过起了跟爸爸分居两地的生活。

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微妙的分居生活呢？妈妈究竟有什么想法呢？这些我都不明白，妈妈她自己以前肯定也没做过这样不合逻辑的事吧。要是自己的亲姊妹还好，可现在却是爸爸的妹妹，而且是她的婆家。

姑姑的婆家有栋不错的楼房，里面住着姑姑夫妻、两个孩子，还有姑父的父母。这栋主楼的旁边还有两栋学生宿舍，住了很多学生。可见姑姑的婆家有多富裕。

但是他们家甚至没给我和妈妈分一间学生公寓的房间，而是给了我们学生食堂角落里一个四铺席的小房间。

房间里什么家具都没有，空空荡荡的。妈妈给我买了一个书架，那个书架很大，有两扇左右对开的门。妈妈还给我做了一个坐垫，坐垫的套子是妈妈用毛线织成的，里面塞了橡胶，挺薄的。浅驼色的毛线中央贴了毛毡，上面有铁臂阿童木的嵌花。妈妈似乎很不会画画，画的阿童木一点儿都不像。而且阿童木的皮肤是茶色的毛毡做成的，看来这个铁臂阿童木属于南方派。

我经常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连环画，然后坐到贴着阿童木的坐垫上看。那种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刚开始我特别高兴。我想这肯定是妈妈花了一番心血为我营造的环境。

后来我上了幼儿园，妈妈则好像是在那个学生食堂帮忙。

每天早上，幼儿园的班车都会到附近的广场来接我们。邻居家的孩子们都是被大人牵着手送到这个广场，而我却每天哭着硬被妈妈拖来。附近的人看到哭鼻子的我，都会忍不住发笑，为此妈妈觉得特别没面子。

我被硬塞上班车，但一下了车就会往回跑。我一面哭一面在刚才班车经过的田间小路上往家跑。妈妈没办法，有时候只好陪我一起到幼儿园，不过总是在我玩游戏的时候又偷偷回家。我本来刚刚已经不哭了，可一看到妈妈不见了，马上又大哭着往家跑。

我已经一时半刻都离不开妈妈了。

比平地稍高一点儿的山丘上矗立着一尊白色的大观音像，那里就是我上的幼儿园。如果把装有二十块钱的纱布小口袋事先交给老师，那么没带午餐的孩子就可以有面包吃了。有一个箱子里放着好多种面包，到了午饭的时候就会被人拿到教室里。我一般都会带饭，不过我好想吃那些面包。其中有一种面包，两边粘着粉红色的维夫饼干，幼儿园的小孩都争着要吃这种。

我偶尔会带一个装着二十块钱的小袋子去幼儿园，不过从来不会去抢，所以一次也没吃到过那种面包。我是一个不爱表现的孩子。

大人之间出现了矛盾，后来也没有好转，所以一年之后我和妈妈只得离开食堂角落里的那个小家。从这时候开始才算是父母真正意义上的分居吧。

从福冈县的一个农村，到筑丰市的一个煤矿小镇，一天只跑八趟的红色列车载着我们到了妈妈的故乡。最后的结局是妈妈不得不带着我回到自己的娘家，而她的娘家当时只有姥姥一个人住。

这个镇子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警笛声，还有震耳欲聋的警报声和广播。接着是沉闷的爆炸声，然后就是快要把镇子震倒的地震。整个房子都会兴奋了一般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三、二、一，轰隆！”

孩子们听到警笛声时都会笑着附和着爆炸声，一起蹦蹦跳跳。

一辆辆老虎车在镇子里轰轰地开着，奔跑在工棚周围的黑色轮胎不停地上下颠簸，然后逐渐消失在隧道的黑暗里。

那个时候，这里的矿井已经面临关闭了，绯红的天空下只有被烟熏黑了的、不再工作的竖井拉着长长的影子。不停挖掘上来的沙土、石子，还有质量很差的煤炭堆积如山，煤矸石堆到处往外喷白色的瓦斯。整个镇子臭气熏天。

住在这个镇子上的大多数都是煤矿工人的家庭，矿井的周围有像贫民窟那样并排的工棚、配给站和公共澡堂。

当时这里跟我妈妈几年前离开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了，当年的繁华景象早已无影无踪，破旧不堪的工棚变得空荡荡的了。

我换了一个幼儿园。妈妈每每看到附近的小孩子，就会把我推到前面，对他们说“要跟他一起玩哦”。

这个镇子比起小仓那个城市显得更粗犷，不过这里的气息和气质好像更适合我。这时的我跟一年前已经判若两人，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坐上国营铁路经营的班车，蹦蹦跳跳地去幼儿园，还跟别的小孩成了朋友，跟他们一起玩耍。

我这次上的幼儿园跟一所小学在一起，是那所小学的附属幼儿园，还提供饭食。每到分发食物的时候，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就会过来给我们幼儿园的小孩发饭。这种事在大城市的小学里肯定很难想象，这里的六年级小孩竟然能用菜刀把一个大人吃的纺锤形面包切成两半，然后分给幼儿园的小朋友。看来这里的小学生比那些菜都切不好的女人还会用菜刀。

妈妈有两个弟弟，都在姥姥家的附近组成了各自的家庭。我的两个舅舅——京一舅舅和伸一舅舅都是豪爽的男人，他们看到自己姐姐所处的这种状况，热情地欢迎了我们。

筑丰的姥姥跟奶奶不一样，她不爱说话，而且经常严厉地批评我。姥姥是个不懂得表达柔情的人。

姥姥看到自己嫁出去的女儿又回来了，怎么也表现不出好态度，而且她和妈妈之间好像总有点儿疙瘩。不过我和妈妈都不像在以前食堂角落的家里那样拘谨，还是在这里过得比较舒心。

姥爷去世之后，姥姥开始以卖鱼为生。姥姥一共有九个孩子。她天天把鱼装到两轮拖车上，然后走街串巷地去卖。

我和妈妈搬过来的时候，姥姥还照样每天一大早去河边，不论严寒，不论酷暑，每天都拉着两轮拖车。虽然也卖不了多少鱼，可是姥姥却从不休息。她把鱼装到有白铁皮顶篷的拖车上之后，就开始走街串巷了。

我后来上了小学，每天背着书包在回家的路上都会边搜寻姥姥的身影边往家走。

姥姥冬天的时候穿得里三层、外三层，不过夏天的时候只穿一件男人的衬衫，脖子上搭一条毛巾。我一发现姥姥，就会悄悄地从后面跟上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到拖车的货台子上。我在鱼的腥味中摇啊摇，穿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那种感觉就像坐在弹簧垫上，舒服极了。

我们的家在一段陡坡的坡顶上。两轮拖车在平地上还好，要是爬坡的话，就算是年轻力壮的男人，如果经验不多，也会往后滑。

姥姥在爬坡的过程中会休息好几次，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点点往上爬。如果我远远地看到姥姥正在爬坡，就会马上跑过去帮忙，从后面推车。

姥姥感到后面有人帮忙推车之后，会回过头来看一眼，看到我之后会笑一笑，然后转过头去继续拉车。

无论是附近的人，还是我的朋友，他们在爬坡时看到姥姥都会从后面帮忙推一把。这个镇子真是人情浓厚。

看到这时的姥姥，我经常会想：

“为什么姥姥会一个人生活呢？”

姥姥有九个孩子，有将近二十个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但是孙子辈中跟姥姥一起生活过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

我的肚子又痛了，虽然不像肠梗阻时那样剧烈，却持续腹泻。我现在只记得我去看了镇上的一个大夫，不记得后来那个大夫什么时候、在哪儿跟我妈妈说了诊断结果。不过据说妈妈听到大夫的诊断结果后差一点儿晕倒。

“是赤痢。”

这是一种传染病。护士和大夫这么说的时候他们肯定也很惊讶吧。那时我才上小学一年级。我没在东南亚吃过某种奇怪的甲壳类，也没去非洲玩过，我这样普通的小学生怎么会患上赤痢呢？

我的病甚至还登上了报纸，因为这是一种法定传染病。那则新闻究竟用了什么标题呢？

福冈县发现一例小学一年级的赤痢患者，打破了赤痢患者的最小年龄纪录

新闻里肯定没直接提到我的名字，或许他们用了A君之类的代号。就这样我作为一个轰动社会的传染病患者被登上了媒体。

问题是传染途径。当时只发现了我一个患者，看来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一个人造成的。也就是说我不是被别人传染上的，而是自己带有赤痢菌，然后因为接触了某种东西，或者吃了什么食物，最后患上了赤痢。只能这么解释了，因为妈妈和姥姥，还有我班里的同学都没事。传染源究竟是什么呢？到最后也没查出个究竟，于是不了了之。你们看，我这个小学生身上真是充满了谜团。我只有六岁，却让人觉得有些恐怖。可是我自己也不记得捡过什么东西吃了呀。

当然我不得不住进医院，不过这并不是普通的住院，而是“隔离”。

我被送到一座深山里，那里有一家医院，里面有隔离病房楼。妈妈很担心我，于是她也跟我一起被隔离了。在隔离病房楼里，连深呼吸一下都让人感到紧张，但是妈妈却以一个健康人的身份来到了这里。这种勇气和爱，可能恋人和夫妻之间都不会有吧。如果那时只有我一个人被隔离在那里，可能我现在会更缺少温情。

病房楼里的每扇窗子上都嵌了铁格子，一到晚上病房楼的门就会被锁上。隔离病房的地板是红色的，而普通病房和其他地方的走廊都是绿色的。我一站到红色的走廊上，护士就会叮嘱我：“绝对不可以离开红色区域。”这样的叮嘱真让人觉得悲哀。

不过我住院后的第二天肚子就不痛了，也不泻了，我活蹦乱跳地在红色的走廊里跑来跑去。可是像我这样上了报纸的大人物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出去的。

几天之后，爸爸来看我了。我们父子好久没见了，可是我们现在被分隔在两种不同颜色的走廊上。爸爸听了上面提到的那个护士的解释，然后被带到了一个专门会面的地方。

一张桌子被放在两种颜色的走廊中间，桌子上用塑料卷尺分成两个区域，一个是安全地带，一个是危险地带。

顺便提一下，爸爸不管到哪里都不忘吸烟，从不分场合，总是若无其事地吸着一种名叫Mr. Slim的香烟。吸烟的时候爸爸只伸出右手小指，用指甲剥掉烟上的透明纸。他就是这样一种人。

对这个恐怕在潜水艇里也要吸烟的人来说，在医院、在病人的面前吸烟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跟妈妈说了几句话之后，就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扔到桌子上。

结果烟盒差点儿跑到白色卷尺的这边了。这时站在一旁监视的护士马上回去取来消毒剂，对着Mr. Slim猛喷。

这种氛围特别紧张。就算我还是个小孩子，她的这种举动还是伤害了我。就连爸爸看到这样的场景，也觉得自己的儿子好像被魔鬼附了身，连看我的眼神也变了。

我又过了一段隔离的生活，两周之后终于可以出院了。在我快要出院的时候，那个护士竟然还问妈妈：“他得的真是赤痢吗？仔细查过了吗？”可是真相谁知道呢？

出院之后我想到那栋隔离病房楼里还有其他几名患者。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走廊里，其实是能够相互传染的。白天的时候经常有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陪我玩，当时她有一个气球样的玩具，里面好像装了类似沉淀物的东西，被放在一个碗里。把管子插到沉淀状的东西里，然后用力吹气，碗上面就会形成一个大大的气球。

那个女孩每天都会拿着这个东西来跟我一起玩。管子是两个人共用的，我们经常鼓足气，比赛看谁吹的气球更大，可是我却不知道那个女孩患的是哪种传染病。

长大以后，我一想到那件事就很担心，可是如果她真的要告诉我，我可不想听。

上了小学以后我变成了一个开朗、积极的孩子，可是由于那次赤痢事件，整个学校消了毒，我的同班同学好像也都打了预防针。那些孩子连原因都不知道就被强行打了疫苗，一个个哭个不停。如果那件事是发生在高年级，那从那之后一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我可能都会被人叫作“赤痢”或“Red Man”。我就要一辈子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着说“靠近那个家伙会被传染的”，这样的人生何其凄惨！

妈妈有时会在镇上的饭店工作，有时会在朋友经营的远贺河沿岸的一家司机旅馆上班。

可能妈妈和爸爸之间有了什么协商，我现在每到长假，如春假或暑假，就要一个人去小仓的家里。不过就算这样我和爸爸见面的时间还是很少，基本都是跟奶奶一起过的。那时候爸爸一般都要睡到下午。他辞了一个广告代理公司的工作，后来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设计工作室，不过都很不顺。

有一个白天，有人打来电话，是我接的。电话里的人问我爸爸在不在家，于是我走到正在睡觉的爸爸面前，告诉他有电话找他。结果爸爸不高兴地说：“你就说我不在！”于是我只好又回到电话旁，拿起话筒，告诉对方说“爸爸让我跟你说他不在家”。这时躺在被窝里的爸爸听到我的话，马上跑过来，打一下我的头，然后在电话里跟那人说着什么。不过没多会儿他就生起气来，狠狠地把电话挂断，然后又回去睡觉了。

爸爸总是睡觉睡到午后，一到晚上就出去喝酒。那个时候我连自己的爸爸在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

妈妈经常会打电话过来问我干了什么。有一天爸爸说要带我去动物园，估计是妈妈给他下的命令，让他带我去什么地方玩一玩。

爸爸带我出去玩的那天晚上，妈妈打电话过来证实了一下。

“今天去了动物园？”

“嗯。”

“看到什么了？”

“看到马了。”

“还有什么？”

“只有马。”

妈妈让我把电话交给爸爸。这样一来爸爸没带我去动物园而是带我去了赛马场的事情暴露了，结果他们又在电话里吵了起来。我觉得好像是自己告了密，感觉很别扭。

夜猫子型的爸爸终于也肯带我去酒馆了，我兴奋不已。但是有几次他带我去了俱乐部，我却困得不行，而且还坐在出租车里转了大半天。结果到酒馆之后因为晕车吐了，之后爸爸就再也不带我去酒馆了。

看到我和爸爸这种关系，小仓的奶奶很心疼，经常说“这个孩子真是太可怜了”。

某个暑假，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的暑假了。

我像往年一样来到小仓，不过那个时候爸爸已经不住在这个家里了。他好像搬到了其他地方，我来了之后，会偶尔来看我。

每次见到奶奶，她就会反复问我同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谁？”

“妈妈。”

“第二喜欢谁呢？”

“奶奶您。”

“是啊，是啊。”奶奶有些无奈地说道。

无论奶奶问到我第几个喜欢的人，我都不会提到爸爸。其实我也不是讨厌爸爸，只是我幼小的心里隐隐觉得在这个场合还是不要提爸爸的好。

有一天，小仓的家里除了奶奶还有另外一个人，具体是谁我记不得了。

那是白天，茶室里只有电风扇在转。这间茶室只有一点儿光，显得很暗。

这天奶奶又问了我同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谁？”

“妈妈。”

过了一会儿，奶奶和那个人开始小声地谈论着，一边交谈一边不住地瞥我一眼，用怜悯的语气说道：

“抚养的父母竟然比亲生父母还亲啊。”

听到这句话，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意思是什么，但是马上意识到他们在说一件不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