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弗雷姆利大院的宴会
勒夫顿勋爵，在西尔弗布里奇和那些治安官聚会后驱车回弗雷姆利的路上，跟他大舅兄马克·罗巴茨，那位牧师，讨论了这件事。勒夫顿勋爵赶着一辆单马车，每小时以十二英里的速度一路驶来。“听我说没错，马克，”他说，“那个人是清白的；可是如果他接受审判时不聘请律师，陪审团会找出他的罪名的。”
“我不知道怎么想这件事。”这位牧师说。
“他死活嚷叫说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那笔钱时，你在场吗？”
“我自始至终在场的。”
“他说那话时你难道不相信他吗？”
“是——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是人就会相信他的——除了老坦佩斯特，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人，还有福瑟吉尔，他总是怀疑每一个人。实际情况是，他发现那张支票并把它保存起来，以后就把这个碴儿忘记了。”
“可是，勒夫顿，实际上这就算是偷了这张支票了。”
“如果他不是那么一个穷困、痴呆、狂热的人，他的头脑总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你这话是成立的。我想索姆斯确实把钱夹子丢在他的住所了。我相信，索姆斯要是没有十分把握，他是不会说这种话的。有人把它捡起来，通过什么方式把它交给了克劳利。然后他把它锁起来，事后忘了个一干二净；当那个屠夫威胁他时，他拿出它来，以为或相信，它是索姆斯或那位教长给的，或者如果你愿意，说它是天上掉下来的。当一个人狂热到这种程度，你不能像对别人那样来审判他。”
“可是陪审团却必须像审判别人一样对待他。”
“所以说，这就应该有个律师告诉陪审团怎么做。他们应该让那个教区的某个人站出来交待他有一半时间处于发狂状态。他妻子倒是最合适的人选，只是她的命运太艰难了。”
“非常艰难。他要脱身，最终只能靠人家说他的行为是疯狂的。”
“他是狂热的。”
“普劳迪太太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准会趁机整他，把他的教俸没收了。”
“他被定了小偷罪时，普劳迪太太还会袖手旁观吗？干脆剥夺他的职权，没收他的教俸了事。要是我进了陪审团，无论怎样都没法让我说他是有罪的。”
“可是你这不是把他提交审判了嘛。”
“是呀——至少这么做我是其中一员哪。我完全是按沃克告诉我们所必须做的行事的。一个治安官不像一个陪审团团员那么自由哪。早在我参与定他的罪前，我在巴彻斯特就作了大难了。我说呀，马克，你一定要跟那个女人谈谈这事，看看能为他做点什么。听露西说他们家很穷，说他们要是有面包吃，这就等于他们有了一切。”
这天晚上，副主教格兰特利和妻子在弗雷姆利大院进餐和借宿，勒夫顿老夫人和格兰特利一家的友好往来由来已久；查尔迪科特斯来的索恩医生和妻子也在弗雷姆利用餐。在座的还有巴彻斯特来的一个牧师，钱皮恩先生，是大教堂的一个教委。自从教会委员会的各种紧缩措施开始实行以来，在城里眼下有住宅的只有三个人。这位钱皮恩先生和勒夫顿老夫人很有交情，这是因为他身先士卒地同那位主教进行着那场牧师的战争；这场战争自从普劳迪博士到来后就在巴彻斯特蔓延起来——这场战争，勒夫顿老夫人，就她善良、虔诚和仁慈的程度而言，认为她一定要坚持下去，哪怕动刀子也在所不惜，直到普劳迪博士及其喽罗完全消失在黑暗之中。由于普劳迪一家的光圈仍然十分耀眼，这位可怜的勒夫顿老夫人恐怕等不到她的战争停火就归天了。她经常说事情会是这样的，不过说这话时，总是表达一种这场斗争仍会在她死后继续下去的希望。“只要那个女人坐在你父亲的宅邸，”她有一次跟这位副主教讲，“我在自己的坟墓里就永远永远不会安眠。”因为这位副主教的父亲曾是普劳迪博士来之前巴彻斯特的主教。勒夫顿老夫人心下定好的摆脱那位主教和他妻子的方式是什么，我是没法说清楚的；不过我认为她生活在各种希望中：这事总会有某种办法解决的；如果发现偷走支票的不是可怜的克劳利先生，而是那位主教，那勒夫顿老夫人准会，我想，称心如意的。
在这些战争进行中，弗雷姆利大院有时完全像个牧师活动的场所——可以说，一种黑外衣[20]的颜色无处不在了；不过这点对勒夫顿勋爵可不怎么对胃口，免不了同自己的妻子和本身是牧师的马克·罗巴茨，为此抱怨一顿。“这过分了点，我可受不了，”他常会跟罗巴茨说，“这中间你本人喜欢的东西太少了，我知道。”
“这对我来说不是喜欢不喜欢的事。这可是你母亲在这教区的一桩大事呢。”
“那没的可说；当然，她喜欢只管做去好了。她爱请谁到这里来都成，我不会干涉的。说成是她自己的住宅也是一回事嘛。可是我要带上露西上勒夫顿去。”近七年来，勒夫顿勋爵一直在勒夫顿大兴土木，至今还不曾完工——或者说差不多完工了，如果他妻子和母亲都说这是真实情况的话。如果她们能一意孤行，这工程就永远没有竣工的时候。这样一来，为了勒夫顿勋爵不会被这种教会的明争暗夺的混乱劲儿赶走，那位年轻的勒夫顿夫人就会想方设法缓和一下那位老夫人的盛怒和热情，会同那些来到的牧师斗一斗。但是，在这一天，弗雷姆利的餐桌边坐了三个人，勒夫顿老夫人在向儿子提出正当理由时，声明这次邀请是她儿媳妇发出的。“你知道，我亲爱的，”老夫人跟勒夫顿勋爵说，“一定得为这可怜的克劳利一家做点什么；由于那位教长不在，露西想同那位副主教谈谈他们家的事。”
“没有钱皮恩支持他，那位副主教不能捐出十镑钱的钞票吗？”
“我亲爱的勒多维克，你不能这么提出问题呀。”
“别往心里去，妈妈。我对钱皮恩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喜欢；只是你麻烦一场，一年挣不来五千镑钱，那你在主教管区不折不扣地进行反对主教的活动，可就相当艰苦啰。”
他们所有在座的都觉得——包括勒夫顿勋爵本人，因为他在这个夜晚结束前已经对这件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对“黑外衣”也不特别反感了——都觉得克劳利先生提交审判一事是十分严重的，要求在座的人开足马力来对付。他们全都知道，那主教府邸的感情对克劳利先生来说是敌对的。“那个女撒旦因为他穷，恨他着呢，并且因为是阿拉宾把他带到这个主教管区来而耿耿于怀。”这位副主教说道，竟不惜用强烈的语言提到主教的妻子。这里必须为他交待一下的是，他使用那个称呼只是当着这个宴会的男客们的面说的。我想他可以悄声地把那个词儿对着他的密友勒夫顿老夫人的耳朵说出去，也许不会触犯她呢；不过他不愿担风险在太太们面前使用这样的词儿。
“你忘了，副主教，”索恩大夫大笑着说，“那个女撒旦是我妻子的特殊朋友哪。”
“没有的事，”副主教说，“你妻子远比这了解得多。你回去告诉她我叫她什么了，如果她对这名字有抱怨的话，我今后就不用了。”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索恩医生、索恩太太，和这位副主教，彼此关系亲密，在这些事情上熟悉对方的情感。
一点不假，那所主教府邸的人是对克劳利先生怀有敌意。克劳利先生毫无疑问是贫困的，却不像任何没有面包和鱼吃的牧师应有的那样，对主教的权威毕敬毕恭，唯命是从。他以往不止一次挺直脊梁骨违拗来自那所府邸的命令，那样子使主教妻子气得头发差不多都倒竖起来，并把他自己看得仿佛是每年的教俸应该是一千二百镑的人物。普劳迪太太和这位副主教一样说话出言不逊，称克劳利先生是一个行乞的终身牧师。“我们必须有一些终身牧师啊，我亲爱的。”那位主教说。那样他们才知道他们的位置。可是你能指望那个教长会找来什么样的人儿呢？这一切都应该变一变。教长在这主教管区不应该有庇护人的身份。这点荒谬透顶。教长阿拉宾，如果他还有几分觉悟，就应该亲自把霍格尔斯托克的事务一手包下来。这位主教如何用最温和的语辞努力劝导自己的妻子，到底什么是一个教长的职责，这位妻子却如何没有用最温和的语言劝导她丈夫，一个主教的职责应该是什么，我们就不在这里进一步打听了。这所主教府邸发生这样的对话这一事实，这里记录下来只是要说明，巴彻斯特这所府邸的感情对克劳利先生是极端不利的。
这个理由，如果没有别的理由存在的话，就足以让弗雷姆利大院对克劳利先生怀有偏爱。但是，如前面已经部分解释过的，如果可能的话，还有比这点更强有力的背景和克劳利一案联系在一起。那位年轻的勒夫顿夫人早已对克劳利一家有亲密的了解，勒夫顿老夫人也早把这家人算在附近她认识的牧师家庭之中。这两位太太因此都处处护着克劳利先生。这位副主教自己呢，又有他自己的一些原因——一些目前他宁愿完全装在他自己肚里的原因——一心希望克劳利先生过去压根儿没有涉足这主教管区才好。这位终身牧师应该不应该被宣判为一个窃贼先不提，单说要喊这位终身牧师的女儿是自己的儿媳妇，这对他来说都是十分可怕的事。不过这一次他仍然忠于他的阶层，忠于这个主教管区的他的一派，忠于他对那所主教府邸的憎恨。
“我一丁点儿都不相信这个。”当先生们喝完酒走进客厅，他在炉边的地毯上找位置坐下时，说。太太们马上明白他不相信的是什么。克劳利先生眼下主宰了这个郡，人们除了他不会想起别的什么。
“那么，”索恩太太说，“勒夫顿勋爵，我丈夫，还有西尔弗布里奇那些别的大能人儿，怎么决定把他提交审判呢？”
“这是因为那位律师告诉我们这么做的。”索恩大夫说。
“太太们永远不会理解，治安官必须按照法律办事。”勒夫顿勋爵说。
“可是你们都说他没犯罪嘛。”罗巴茨太太说。
“实际情况是，这些治安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副主教说，“他们只是听取最初的证词。在这一案例中，我不相信，如果克劳利聘请一名代理人，而不是由他自己讲述，他会被判提交审判。”
“为什么没有人劝说他请一位代理人呢？”勒夫顿夫人问道。
“我认为，这世界上的任何一名代理人为他申辩都不会比他自己为自己申辩更好。”索恩大夫说。
“可是你们还是把他提交审判了呀。”他妻子说，“我们能为他做点什么呢？我们难道不能付清那笔保释金，把他送到美国去吗？”
“陪审团决不会发现他有罪的。”勒夫顿勋爵说。
“这事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呢？”年轻的勒夫顿夫人发问道。
接着，这整件事又讨论了一遍，他们又一致得出结论说，克劳利先生毫无疑问挪用了那张支票，却暂时存了疑团——即对这张支票的来历深感疑惑，也想不起来。“他在住所捡到了它，后来就以为它是他自己的。”勒夫顿勋爵说。如果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这样一种挪用现款是那个主教府邸的一个牧师干的，是普劳迪党羽的一分子干的，那他们无疑会对这种挪用款项的不妥之处大声嚷叫，说尽刻薄话。他们会大谈那位主教的软弱无能，大谈那位主教妻子的居心不良，还会郑重声明，这个挪用者是个惯偷，曾经当过扒手，撬过保险柜；——但是他们在为克劳利先生定罪时却是众口一致的。他们说，他的意图不是要做贼，一个人应该根据其意图被判罪。他们的目标现在肯定是诱导巴彻斯特的陪审团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这件事。
“当他们明白过来实际情况如何时，”那位副主教说，“他们都会做出正确判断的。巴彻斯特城没有一个生意人不恨那个女人，仿佛她是一个——”
“副主教。”他妻子说，提醒他压一压他的火力。
“他们家的账单全是由他们使唤的一名新牧师去偿还的，他受命对每条羊腿掂斤拨两，锱铢必较。”副主教说。根据这一事实——或根据这断言进行申辩，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巴彻斯特的陪审团不会发现克劳利先生的罪名的。
但是，在座的人都一致认为，对巴彻斯特的买卖人的无助的友谊完全信任是不够妥当的。克劳利先生必须得到合法的帮助，而这点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必须让他接受下来。要做到这点他们都知道会碰上困难。克劳利先生是个不易说服的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他有自己的主意，对那些他愿意当作他的行业，或他自己的职业身份的重要论点，简直是顽固不化，抱住不放。他已经在那些治安官面前申明他自己的理由，而等到了法官面前，他极可能还会坚持他说过的话。最后，罗巴茨先生，这位弗雷姆利的牧师，从聚集在勒夫顿夫人客厅这群“克劳利辩护士”中间被推举出来，承担下去见克劳利先生的责任，向他解释清楚，他的公正辩护事关这一带大部分牧师和绅士的利益，仅为这部分牧师和绅士的利益，这种辩护当然须有人公正地讲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辩护的费用理所当然会由有关牧师和绅士来承担。他们认为，罗巴茨先生能把这事向克劳利先生摆出来，并以男子汉的友谊的力量和牧师劝导人的温情，二者兼而有之，去争取克服这项任务所面临的那些公认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