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成绩显著，但仍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我国的乡村基础教育，学生外流，学校生源不断被筛选(胡俊生、李期，2014；任宝贵，2015)；农村学生的辍学率居高不下，学生不断放弃学习，离开学校(赵环秀、武月刚，2006；张红霞、方冠群，2012)；教师流动大，队伍结构性短缺(冉祥华，2007)；撤点并校带来的学校布局调整不尽合理(侯晓光，2014)，出现“文字上移”(熊春文，2009)；教育资源城乡不均(耿倩玉，2016；丁田田，2017)；教育功利化倾向严重(李赐平、樊燕飞，2016)；教育内容城市化(陆相欣、张俊，2015)；教育的本体功能和内在价值被弱视，目中无“人”(周晔，2013)；义务教育阶段教学质量低、效益差，存在有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滕星，2003)等；愈演愈烈的校园欺凌、师生矛盾、家校冲突等现象，都制约着乡村基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2017年6月底，笔者有机会前往宁夏西海固地区黄高县D镇开展农村问题调研，过往的研究经历使然，笔者将目光聚焦在了D镇的旧寨学校上。初入旧寨学校时，校门口停着一辆警车，民警、校长、班主任、学生家长、学校保安等人员围聚在一起，彼此争吵着关于逃跑学生的可能去向以及责任分摊等问题。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周都在旧寨学校上演。学生放弃学习，从学校出逃。七年级办公室，教师们正在“津津乐道”前日刚发生在学校的某位教师打学生后被家长告到教育局事件的最新进展，教师们都唏嘘不已，感叹着要“团结起来，保护自己”！教师不敢再管教学生，逐渐放弃学生。这里的所见所闻所察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笔者的已有认知，乡村教育竟是如此！但乡村教育究竟何以至此？这个问题引起了笔者极大的研究兴趣。因此，还原旧寨学校日常教育基本样态，细致描述旧寨学校的教育“放弃”现象，进而探究教育“放弃”何以可能的行动逻辑和形成机制，成为笔者开展此项研究的主要目的和价值关怀。

二、“放弃”概念界定

本文主要研究D镇旧寨学校表现出来的“放弃”现象，其中学生的“放弃”主要指的是学生放弃学习，主动或被动远离学习活动，不听课，不写作业，不服从教师关于学习的任何要求，逐渐表现出“不想学”“无心学”的态度，甚至离开学校去打工、念技校等；学生的“放弃”还表现在对自己职业规划的茫然无知，在学校“混”日子，没有任何关于未来的打算和想法，实质上是一种对自我发展的放弃。

旧寨学校教师对学生的“放弃”表现在教师对学生“不管教”，上课只要“不捣蛋”的底线要求；允许作业抄袭；对学生的抽烟、打架等行为熟视无睹，甚至是默许纵容，任凭学生在学校里“自由发展”。

家长“放弃”孩子主要表现在家长跟孩子直接接触中和家长消极配合学校时对孩子的放弃。因忙于生计，对孩子的学习、生活无时间监管；因自身受教育程度低，“不会教”索性就“不想管”“懒得管”；对孩子的溺爱致使其人生体验缺乏，影响未来成长；孩子表现出低学业成就后家长的无能为力，放任自流；和学校教师的低频率沟通，缺席家长会，动辄向教育局告状等，都是实质上对自己孩子的放弃。

需说明的是，本文“放弃”现象分析的对象都集中在“非学习分子”群体，暂不涉及“学习分子”群体。1

三、研究意义

目前学界研究学生弃学多从辍学率等量化角度展开，以结果为导向，忽视了对于微观的过程性研究。而学生弃学必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对于最终结果—辍学率的过度关注会导致对弃学现象微观形成过程内在原因的忽视，不利于全面分析、把握学生弃学的内在机制。本文则聚焦于学生弃学现象的微观形成过程，能为全面了解学生弃学现象提供帮助，丰富目前学生弃学方面的研究。

旧寨学校目前存在的此种教育“放弃”现象严重扰乱了学校日常的教学管理，阻碍学生成长和全面发展，不利于学校教育质量提升；因此，对旧寨学校此种教育“放弃”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有利于从根本上去把握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机制，从而为解决此种教育“放弃”现象提供对策建议，促进旧寨学校良性发展，为同类学校同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为我国乡村教育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四、文献综述

（一）乡村教育的困境

我国的乡村教育处境艰难，日益衰败，甚至有学者发出了“如果说中国乡村有教育，那也是城市的教育”(饶静、叶敬忠、郭静静，2015)的呐喊。

1.学生厌学、弃学，无心向学

厌学的学生对学习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认为读书无用；消极对待自身的学习，懒惰、懈怠；远离学校场域的学习活动，上课不听讲，违反课堂纪律，作业应付、抄袭等(黄维华，2018)。杨永勤(2012)、崔长平(2012)、张艳香(2016)等学者认为，学生厌学、弃学受到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学生自身学习基础差、兴趣不浓，学习能力弱，目的性不强，学习动机不清，信心不足，意志力薄弱，难以坚持，且存有一定的逆反心理；同时家庭教育缺失，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无能为力，过高的教育期望与孩子低学业成就的冲突造成对孩子的逐渐放任不管；此外，学校的办学思想偏差，应试教育体制下教学只针对少数优等生，忽视大多数的后进生、厌学生，且教师观念落后，教学方式不当，对学生粗暴斥责、冷嘲热讽，挫伤学生自尊心、求知欲，致使其厌学、弃学，最后受到不良社会文化的影响，学生沉迷网络、游戏，无心向学；现行就业压力下新的“读书无用论”影响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致使其放弃学习，早早出去打工挣钱等。

2.教师无力从教，无心向教

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根本短板在于乡村，而制约乡村教育发展的根本短板又在于教师(范先佐，2015)。乡村教师老龄化严重，教育理念陈旧，教育方式落后，整体素质偏低(李赐平、樊燕飞，2016)，教育能力不强，无力从教，呈现出教师队伍的结构性缺乏。乡村教师流失形势日益严峻(徐中伟，1996)，影响着乡村教育质量的稳定和提升。乡村教师受到经济收入的参照对比、管理制度的设计缺陷、乡村教育的衰败、教师职业的高危性、岗位胜任力不足等因素影响，普遍存在着职业倦怠(戚务念，2017)，无心教学的问题。乡村教师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危机(容中逵，2009)。

3.家长只养不教，无教误教

目前中国的乡村教育中家庭教育力量日益式微，甚至是处于缺席状态，成为乡村教育发展的严重阻碍。农村家庭教育观念落后，家长对子女的期望过高(黄子芩，2010)；重智育、轻德育，唯分数论，唯成绩论(王兴勇，2011)；对教育认识消极，目前就业压力下“读书无用论”仍然盛行(孙瑛洁，2011；杨宏，2012)；家长自身教育责任缺位，认为教育都是学校的事情(何永平，2011)，只“养”不“教”；农村家庭教育方式不合理，对孩子采取“放养”或“过养”（孩子压力过重），“棍棒教育”仍普遍存在(张妙桢，2010)。

（二）规训和反学校文化

福柯(1999)指出教育中的规训具有两种效果：“一是根据能力和表现即根据毕业后的使用前途来编排学生；二是对学生施加经常性的压力，使之符合同一模式，使他们学会‘服从、驯顺、学习与操练时专心致志，正确地履行职责和遵守各种纪律’。这样他们就会变得大同小异，相差无几。”美国学者伊利奇(2017)在其著作《去学校化社会》一书中批判了学校教育的种种弊端，他认为学校压迫学生，制度化的学校中学生是“受教者”而非“学习者”；学生成为了持证书的消费者，沦落为学校的奴隶，作为人的整体生活的本质被扼杀。

学校中的学生面对规训，并不都只是顺从，也会出现抗拒。威利斯(2013)在其《学做工》一书中提出了“反学校文化”的概念。“反学校文化”最基本、最明显的表现是对“权威”根深蒂固的彻底反抗，他把抵制权威、摒弃教条、非正式群体、打盹、哄骗和逃学、“找乐子”、无聊和刺激、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看作是“反学校文化”的元素。通过对“反学校文化”的分析，威利斯强调工人阶级子弟在文化上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认为这种文化部分地识破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文化生产”。芒斯和麦克法登在此基础上指出学生抗拒是一种对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洞察，一方面学生在学校失败的经验让他们洞察到学校的教育活动实则使他们深陷困境、深感无助，另一方面学生也逐渐洞察到学校的教育并非有助于他们的发展，相反整个学校似乎都是在预期他们的失败(Munns,G & McFadden,M,2000)。

麦克拉伦进一步区分了抗拒存在的两种形态，积极的抗拒学生会表现出企图干扰教师的正常教学，破坏学校的规章制度，公开对权威进行挑战；而消极的抗拒学生则是以一种潜在的或隐蔽的方式进行，通常以“班级丑角”的面貌出现，抗拒通常是以非正式的、秘密的形式进行，无明显意图(McLaren,P L,1985)。在鲍德里亚那里，这种消极的抗拒就是“沉默的大众”的“被动”抵抗策略。有的学生表面上对老师毕恭毕敬，做出认真听讲的样子，实则两耳空空什么也没听进去，这是一种意义上的拒斥和抵制，这种无声的抵抗委实是一种更为重要的抵制策略(陆扬、王毅，2000)。

我国学者熊易寒(2011)指出我国农民工子弟的“反学校文化”并不是一套独立的文化，只是一种对学校的“逆反心理”，是对某些既有意识形态的简单否定。在自身学业方面，这些农民工子弟在现有制度的约束下会遭遇“天花板效应”，从而主动放弃学业，是一种制度性的自我放弃。周潇(2011)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我国农民工子弟的反学校文化实际上是在一系列社会结构因素和社会条件作用下的一个渐进式的自我放弃的过程，是一种被迫放弃。熊春文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农民工子弟的这种抗拒不能等同于威利斯笔下的“反学校文化”，因为农民工子弟的反学校行为都依附于一个个同辈群体，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同辈群体构成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实际社会基础(熊春文、史晓晰、王毅，2013)。

（三）现有文献述评

关于乡村基础教育的研究，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现状呈现、问题描述、原因分析、对策建议等几个方面，主要涵盖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不同领域，但几乎都是从宏观角度论述，缺乏对微观个体的具体关注。研究方法上以定量居多，质性研究相对缺少，缺乏具体化、生动形象的资料呈现。已有研究较多都是从乡村基础教育中各个不同主体出发，分别去分析、探讨各自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将各个不同主体结合起来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相对缺乏。因此，进一步深化中国乡村基础教育研究仍然十分必要。

我国现有的一些“反学校文化”研究集中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等特殊学校，缺乏对一般学校的关注，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乡村学校。此外，在分析出现“反学校文化”的原因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学生自身，缺乏从教师角度去研究学生的“反学校文化”，同时学校场域中教师和学生的日常互动又受到学生家长的紧密影响，学生家长在学生出现“反学校文化”的过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所以对旧寨学校表现出来的“放弃”现象的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

五、研究方法

（一）文献法

本研究主要收集了黄高县教育局历年的教育统计手册、年报小册子、中考成绩、全县期末统考成绩，学生的日记、作文、自传、信件等原始文献，还通过大众传媒收集了黄高县2017年中考录取和6所乡镇中学的高中升学率等情况。

（二）观察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同时兼顾运用间接观察法。对教师的观察集中于他们的课堂教学、作业批改、和学生的交流、同事间的沟通、与家长的联系等方面，对学生的观察集中于课堂学习、作业完成情况、询问老师问题、同学间的互动交流、日常游戏玩耍等方面。

无论笔者是以“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还是以“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的身份进入旧寨学校，亦或是“完全的参与者”，只要我的存在，被研究者的行为必然或多或少受到我的影响，从而影响他们行为表现的真实性，故而在实际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同时采用了间接观察的方法作为辅助，如为了获悉学生抽烟的严重程度，笔者多次在学校厕所、小树林观察遗留的烟头个数等。

（三）访谈法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通过和学生、教师、家长的深度访谈，了解学生对学校日常生活中的主观感受，自身“反抗”行为的原因，未来人生的规划等；了解教师职业厌倦的原因，对学生的主观评价，与家长沟通交流的情况等；从家长的角度了解学生在家庭的行为表现、学业表现，他们对学校、教师的看法，对孩子教育的态度、打算等。

六、研究内容

（一）研究旧寨学校学生的“放弃”现象，观察、搜集旧寨学校学生具体的“放弃”行为表现，包括在课堂上、教室外等不同的场域，主要涵盖日常学习、娱乐活动、同辈交往等多个方面，尤其关注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博弈、抗拒学校权威的行为表现以及家庭成长环境等。

（二）研究旧寨学校教师对学生的“放弃”现象，观察、收集旧寨学校教师放弃学生的具体行为表现，重点关注教师群体在日常教学管理、工作生活环境、与学生互动、与家长相处等方面的资料。

（三）研究旧寨学校家长对孩子的“放弃”现象，研究家长对孩子和学校的态度及相应举措，搜集家长对孩子教育及学校教育的主观看法，家长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投入、策略，尤其关注因孩子在校的抗拒行为而导致的家长与教师之间的冲突、家庭与学校之间的矛盾等。

（四）研究旧寨学校“放弃”现象出现的原因，从学生、教师、家庭、制度因素等多个层面系统分析“放弃”现象背后的运作机制，分析三种“放弃”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和逻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