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8年的《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终于要面世了。自2003 年第一辑开始，今年已是第十六辑。这本每年一辑的论文选编，在国内社会学研究生群体当中还有一个更简单、更亲切的称呼：“三校论文集”。虽然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也没有列入任何出版系列，甚至出版经费都要编者自己承担，“三校论文集”却是一路走来，在社会学的青年学子中产生了相当影响。记得我指导的第一位研究生，在硕士学习期间给自己设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他的学位论文可以入选当年的“三校论文集”。这说明了“三校论文集”在青年学子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我想，对于许多有志投身学术的年轻人，入选“三校论文集”既是他们学术训练的目标，也是他们学术生涯的起点。

20年前，我也在写硕士论文。按照师门的学术安排，我的论文原本要做土改方面的口述史研究。谁知阴差阳错，进了田野，我发现同门大师兄手上有个电站移民长期上访的案例，情节曲折，材料丰富，十分诱人。于是搭便车、换题目，改做上访。但一个好案例，并不总是意味着一篇好论文。回到学校，硕士论文写得我焦头烂额。最后为了用电脑，也为了赶时间，我索性偷偷搬进逸夫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一住十来天。楼下就是传达室，每晚闭馆之后，走路都要蹑手蹑脚，像做地下工作。在导师的鞭策、师兄的激励、学长们手把手的指点之下，又夹杂在世界杯直播看与不看的煎熬之中，我终于完成了论文，通过了答辩。几位老师觉得这个案例十分精彩，于是就让师兄带我再合写一篇论文，做一番真正的学术分析。论文后来发表在《清华社会学评论》的第一辑。那时，我已去美国，正在焦头烂额地赶作业。虽然很久之后才拿到纸版，但这篇论文对我的影响却非常之大，让我能在各种焦头烂额之中坚持下来。二十年来，我的研究一直离不开行动和环保这样的主题。可以说，硕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就是我的学术起点。

当然，如果当年就有“三校论文集”，我的硕士论文很可能不会入选。因为我的两位同班同学，一位的硕士论文改写后发表在《社会学研究》，另一位的硕士论文则直接出版了专著。这两位同学，如今都成为这一代华人社会学家中的佼佼者。但同我一样，硕士论文，也都是他们各自的学术起点。

每个人的起点有高低，成就有大小，但对于20 年前的社会学青年学子，硕士论文往往都是他们个人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三校论文集”虽然民间，虽然草根，虽然有着强烈的同仁色彩，但它可以激励一年又一年的学子投身学术，可以记录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对中国社会的关切。如此，善莫大焉。

本辑共收录论文8 篇，选自2018 年北大、清华、人大三校社会学系的154 篇硕士论文。这8 篇论文主题多样、视角多元，既包括基础教育、计生政策、食品安全、人口城镇化这样的宏大问题，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信仰实践与身体建构的微观视角，还涉及了国家财政与民族集镇的历史变迁。在我看来，它们都有着敏感的问题意识和必要的理论野心，生动体现出“三校论文集”创始人之一沈原老师说过的一句话：“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展开建设性的对话”。这句话，是沈老师在十几年前写下的清华社会学系的学术宗旨，我想在今天也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学面对社会转型时所应该肩负起的使命和任务。

北大的卢晖临、人大的储卉娟与李丁三位老师和我一起参与了本辑论文的选定。这里还要特别感谢“理想国”的闫柳君老师，她承担了入选论文的文字编辑工作。郑也夫老师，作为“三校论文集”的另一位创始人，依然关注本辑论文的编辑和出版，这里也一并致谢。

晋军
2018 年于近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