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自序

孔子文化奖是由国家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设立的国际性奖项，被认为是儒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传播领域的最高奖之一。我认为许多人做得比我好，成就比我大，从未想过这项大奖能降临到我的头上，奖轮不到我，所以2012年得知获奖时深感意外。当然，获此殊荣后我是颇受鼓舞的，从心里感谢家乡山东省政府和学界对我的学术事业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并把此奖看作是一种鞭策和期待。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北京学者，长年从事孔子儒学与中华思想文化的研究，领奖又专程回到孔子故里曲阜，在世界儒学大会上接受以孔子命名的大奖的颁发，使我集中感受到自己的文化生命已与孔子思想融为一体了。我走出山东已有半个多世纪，然而我的精神家园的源头活水仍然在尼山和曲阜。

我这大半生走了一条中华人文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之路。走这条路没有大富大贵，又要长期积累和不断爬坡，充满了曲折与艰辛，但我无怨无悔，而且乐在其中。国学成为我精神生命的寄托，也是我服务社会的最好方式。我是如何走上这条人生之路的呢？可以说是各种因缘际会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在青岛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教学已经取消了经典训练，无缘接触中华元典，但中华文化作为世代相传的民族性格和道德规范却保存在民间风俗与家教之中。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向往和亲近，根源于家庭的熏陶，入学后又有烟台二中学校教育的推动，直到在北京大学接受学术大师们的教导。我出生在山东烟台近郊芝水村一个小康之家。先辈农商兼务，却无一人为官。我首先要感谢祖父牟锦堂。他曾在山东烟台电灯公司任高级会计师，每月工资五十大洋，属于高薪阶层，但他不置产业，只保守着祖上传下来的十五间旧房和十亩多地，再传给父亲、二叔、五叔三家共有，把攒下来的钱捐给慈善机构，用于救助贫困的公益事业。他乐善好施，经常为邻里穷人和外来流浪人家慷慨解囊，赠送物品，甚至冬天在路上把棉鞋脱给受冻的乞丐，自己光脚走回家。由于家境普通，土改时我家被定为上中农。而祖父的三个兄弟皆因经商有积蓄，在村里盖房置地，比较阔绰，土改时一律划成地主，全家扫地出门。祖父积的阴德使我们姐妹兄弟上学、工作没有因家庭成分而受到负面影响，祖父的慈悲心怀为后人树立了好的家风。祖父与父亲有中等文化程度，古文底子很好。家中保留下一些四书五经、家训和来往的家信，使我从识字起就常常翻阅，从中吸取滋养。我父亲牟广熙厌烦商业而喜欢古典文化，尤其敬崇孔子、孟子和儒学，认为社会道德离不开孔孟之道，经常对我讲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为人处世道理，对我有很大影响。父亲是位民间儒者，在任职农村生产队会计的空闲之时，结合现实，研究儒家文化，写些小文章，用以教育后代。他在八十岁撰写家史“自叙”时写道：“我平生笃信儒学，终身不改父志，以为孔孟之道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经之路。中华民族的道德品质及良风美俗，皆由两千年的儒学教化而形成的。故我晚年，专心致志，锐意研究攻读，颇有心得。今我写有《论孔子之道》《原仁》《论儒家之忠君》《性善情恶论》《德才兼备论》《剖析仁》《论消灭战争》《孝道》《治心》《人才论》等，甚望后人熟读学习之，如有继我志者，更所望焉。我的信条‘座右铭’：知儒不疑，信教不惑，居仁由义，尊道而贵德，力虽薄而气勇，识虽浅而志坚。”我在中学时受社会激进风气影响还批评父亲思想保守，后来慢慢被他的言行所感化，成为他的同道。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慈俭勤劳，为子女所敬重。父母善良老实，乐于助人，与邻里和谐相处，远近声誉载道。家庭内部，慈孝盈室，七个姐弟皆能孝顺，彼此爱敬，从未发生因争吵而使父母生气的事情。我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知书达礼的道德家庭，养成了温和善良的性格和好读书、勤思考的习惯。我幼时经历过抗日战争和内战，体验到社会动荡的痛苦。幸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遇上了和平环境，并于1951年考入烟台二中，在少年时代接受了高质量的教育。烟台二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是名校，有一流的校长和老师，教学质量很高；学校认真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使学生生动活泼地成长，没有后来应试教育的弊病。学校生活朝气蓬勃，个性可以自由舒展。除了课堂学习，同学们还大量阅读中外古典与当代名著，还可以自由参加各种文体活动，跳集体舞、交谊舞，自编自演话剧，每日下午四点以后操场上到处都是同学在锻炼。高中《文学》课本重视古典文本训练，从《诗经选》开始，老师一字一句地讲解，同学们一首一篇地背诵，在我心中植下了古典文化的种子（这个课本后来被扣上“厚古薄今”的罪名而取消了）。我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对文史哲和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我在高中的学习成绩是文理兼优的，当时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并未影响我报考大学哲学专业的选择，因为我从内心强烈地喜欢哲学尤其中国哲学，学校和老师也非常尊重学生个人的志愿。我感谢烟台二中对我的培育，它使我健康地成长起来，在毕业前获得全校“三好学生”称号，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从而决定了一生的路向。1957年9月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五年之中读哲学专业本科，三年之中读中国哲学史方向研究生。其时哲学与哲学史大师云集北大哲学系，如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洪谦、朱谦之、朱光潜、黄子通、宗白华、郑昕、熊伟、王宪钧、冯定等前辈，还有处于中年的张世英、朱伯崑、任继愈、汪子嵩、黄枬森等名家。我接受他们的熏陶或指导，加上自己勤奋努力，在哲学理论和基础知识方面打下坚实基础，养成了理论思维习惯和逻辑推理能力。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多得冯友兰先生指教，对于中华哲学传统及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思想有了较系统的把握，为自己后来独立进行国学学术研究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冯友兰先生给予我的启迪主要有：一是“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家国情怀，二是“融会中西”而创新中国哲学的时代精神，三是涵泳古典、深入觉解的求真功夫，四是“仇必和解”、与时俱新的贵和哲学，五是“要言不烦”、简洁通达的文字表述。汤用彤先生辅导过我，使我初步走近佛学，他提出的“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的治学之道还成为我后来探讨当代中国宗教理论的基本态度。张岱年先生学术上给我的影响有四：一是他把中华精神归结为“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二是提出“综合创新”论，三是把中国哲学分疏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大系统，四是发掘儒家文化中“强调独立人格的人文精神”。后来我与张先生合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典籍导引》写序，共同阐释了经典训练的重要性，并对中华要典做了新的分类。应当承认，我既没有北大师长辈深厚的国学根基，又没有他们对西方语言的纯熟运用的能力和出国留学的经历，自身天资平凡，无法自如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只是受师辈滋润，有所领悟而已。1966年春，我从北大研究生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在那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文革”十年是灾难、是浩劫，我曾经从死亡边缘上走了出来，但经过总结和反思，坏事变成好事，它使我得到磨炼，由幼稚变得成熟，坚决地从反传统思潮中摆脱出来，在情感上回归中华民族文明，开始有了文化自信和自觉。改革开放后迎来学术的春天，它给予我独立思考、发挥潜能、探索文化的广阔空间，开拓出中华主体、世界视野并个性化的学术之路。我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二十二年，从事哲学与宗教学的研究，都有很大收获。1987年底，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后升格为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工作，至今已二十七年之久。它使我生活在多民族人才汇聚的友爱大家庭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和谐性，体验到人民教师的光荣，在学术上开拓出民族宗教研究的新天地。我是幸运儿，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那就是我热爱的中华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日渐改善；中国社会逐渐从挟洋自重的民族虚无主义中挣脱出来，开始礼敬自己的民族文化及其代表，我所从事的国学研究走出低谷，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我又生活在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随时可以得到师友相助，因而自己得以在儒学、道学、宗教学这片学术沃土上放手耕耘，取得一些成果，获得社会认可和好评，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对我的培养与期望。当然，我有自知之明，我没有过人的才华和了不起的业绩，不足之处尚多，只不过是尽心尽力而已，学问是没有止境的。我在长年的学术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不喜欢深奥与晦涩，而喜欢深刻与明达；我不喜欢虚玄与细琐，而喜欢切实与中肯；我不喜欢偏激与武断，而喜欢平和与周全；我不喜欢食洋不化，而喜欢文化自尊。

我在研究、教学和社会工作上值得肯定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与张践教授合作，以九年之功，撰写了一部九十万字的《中国宗教通史》。以往也有几部类似作品，但很简略，或者欠缺较多。这部书则具有广博性、整体性，包含了中国历史上各类宗教及其演变的全过程，并建立了一个动态的连贯的体系，其中特别揭示了“敬天法祖”的宗法性传统宗教乃是中国人的基础性信仰。该书对各少数民族的宗教和处于底层的民间宗教给予较多的篇幅论述，也介绍了历代政权的民族宗教政策，还总结出中国宗教的历史特点。该书出版之后，获得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宗教学一等奖，成为许多大学宗教学专业必备参考书和研究生考试主要参考书之一，受到广泛欢迎。中国宗教是长期被中国历史学和文化史学所忽略、所贬抑的领域，西方学者也多有曲解和漠视。《中国宗教通史》对于中国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宗教传统和外国人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宗教文化，起了重要作用，该书在美国已受到重视。

第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我国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提供新思路和理论支撑，受到有关部门和干部的欢迎，为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写作出版了《探索宗教》《宗教与文化》等专书。在《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探讨》一书中，我把自己的成果凝结为九论：宗教社会论、宗教文化论、宗教和谐论、宗教促进论、宗教生态论、宗教传统论、民族宗教论、民间宗教论、温和无神论。此举意在清理苏联模式“宗教鸦片论”、“宗教残余论”的影响，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把它中国化，强调中国社会主义者要以理性和包容的态度对待宗教，并引导宗教发挥积极作用。作为国家宗教局干部培训中心的兼职教授，我经常应邀为各地民族宗教工作干部讲解宗教理论与政策。200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研究宗教问题，我应邀参加了这次学习活动。新华社19日电是这样表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当代世界宗教和加强我国宗教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卓新平研究员和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并谈了对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学习之后，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了。

第三，在研究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华文化与宗教生态的“多元通和模式”，其中儒家是主干，儒道互补是底色，儒佛道三教共生是核心，民间信仰是土壤，然后接纳各种外来宗教和文化，形成多样、和谐、互摄的良性生态。它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具有仁和、尚德精神。在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和当今世界强权主义横行、极端主义泛滥、文明冲突不断因而人类和平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中华文化多元通和模式可以为中国文化重建提供资源，为世界文明对话、交流、合作做出榜样，展示中华文明在当代的伟大意义。用“多元通和”来表述中华思想文化生态模式，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用，并在实际上推动了文明对话。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多元通和，固本化外”的文化战略构想。表现多元通和优良传统的作品《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四册（其中我撰写了一册半）获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被列入首批国家社科基金文库。

第四，从1979年起，参与中国宗教学的创建与发展，努力使它成为高校重要人文学科之一。在中央民族大学从事民族宗教和中国哲学研究与教学期间，与朋友一起着手建设宗教学专业，使中央民族大学的宗教学学科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建立了硕士点和博士点，在培养人才、服务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因而在宗教学界有了一席之地。又为研究生和本科生授课，亲自指导了29名博士和13名硕士（包括政法大学两名硕士），他们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都有出色表现，自己甚为宽慰。在实施“985二期工程”中，担任中央民大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将民族学与宗教学结合起来，创立中国民族宗教学，主编《民族宗教学导论》，搭建起初步框架结构，为宗教学增添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已得到学界认可，并开始对民族宗教工作发生积极影响。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又是维护民族团结的必要条件。鉴于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相互交织，建设好民族宗教学便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工作得到很多奖励，从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并先后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荣誉称号。

第五，我长期致力于儒家文化研究，把它看作是弘扬中华精神的首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参加了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工作，90年代中期又参与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工作，曾任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在谷牧会长领导下，努力推动儒学研究，并使之服务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曾赴美国、韩国、日本与新加坡访问，在哈佛大学讲论，推动孔子儒学走向世界。我致力于打破国粹主义的固陋，也超越反孔批儒的偏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探索儒学新的理论形态。我提出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能留，五常（仁义礼智信）不能丢，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要有”的论断，得到广泛认同。我认为仁学是儒学的精华，写出了《新仁学构想》的专著，试图构建新的仁学理论体系，提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的基本命题，论述了“仁性论”“论修论”“仁德论”“仁志论”“仁智论”“仁礼论”“仁事论”“仁群论”“仁力论”“仁艺论”十大专论，发表后引起热议，推动了儒学的创新。我阐释了儒佛道三家的中和之道，重点阐发儒家的协调理性，向社会发出“让温和主义在当代流行起来”的呼吁，推进文明和谐。朋友们在山东泗水创建尼山圣源书院，推举我为首任院长。五年后我退居二线，给中青年学者提供充分发挥作用的中心舞台。书院为弘扬儒学精华、开展文明对话、培养国学人才，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尤其近年书院新一代骨干在孔子诞生地开展乡村儒学建设，努力使中华文化之魂与民众身上文化之根对接，在省内外产生了积极广泛影响，证明年轻学者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先后承担了孟子公开课和孔子公开课的开课讲座，把孔子定位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推动人们重新认识和敬重伟大的孔子，提倡做新时代的君子，为美德山东建设尽自己一份力量。

第六，我长期研究道文化，认为孔老相携、儒道互补是中国精神的一体两面。出版了《老子新说》，对《老子》八十一章做了新的解释。由于贴近现实，此书成为热销书。道家和道教的关系错综复杂，学界众说纷纭。我撰文论述道家与道教的异同，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道家如何道教化，道教又如何不断回归道家，澄清了一系列误解。我写了《中国道教》，参与主编了《道教通论》，并与山东学界朋友一起申报实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写作出版了《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这部书起了为山东全真道研究开路的作用，获得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被聘为中国道教学院讲座教授，为之培养研究生，与道教界爱国人士结下深厚友谊。我参与了2007年在西安和香港举行的国际《道德经》论坛的筹划和活动，并在论坛上做了《道——通往和谐之路》的发言，感受到老子走向世界的步伐正在加快。我写过《丘祖精神不朽》的文章，表彰丘处机远赴雪山、劝戒成吉思汗、一言止杀的功绩和“志道苦修”“仁厚爱民”“慈勇自尊”“朴实纯正”“谦和包容”的精神，又以此题在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京师人文宗教讲堂”上做了演讲，受到欢迎。前些年我常去香港青松观道教学院讲学，也常去台湾做学术访问，参加两岸道教文化交流研讨，为加固两岸文化纽带做了一些实事。

我自称是一个杂家，由于社会的多种需要和时势的推移，我不得不拓宽自己的专业领域，涉猎许多学科，往往在学科交叉的部位探索，眼界虽然开阔一些，专精程度必然不足。我罗列上述自认为可以肯定的成绩，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以此向山东和烟台家乡父老、烟台二中的师长做一次汇报，交一份答卷，说明自己作为生活在北京的山东人，在做人做事上对得起他们的栽培，只是做得还不够好、不够多，如果乡亲们能给一个合格或良好的评语，我就满足了。我知道，我的上述事迹若放在中华复兴的大事业中看，那是微不足道的。我还知道，自以为好的观点、好的事情未必是圆满的。老子说：“大成若缺”，最好的事物都有欠缺。我不是完美主义者，我了解自己的局限性，我之所想所说只能是一家之言，而且其真理性要接受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和学界的研判。但我能自信地说，我的言说发自内心、出于真诚，饱含着人生体验和文化理想，它是我的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我认为社会给予我的关照和荣誉超过我对社会做出的贡献，需要怀抱感恩之心。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中华文化的探索者，在探索中反思，在反思中创新。我已过古稀之年，只要生命不息，就会探索不止。我将继续在中华学术沃土上耕耘，尽量多撒播文化良种，让它们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供给人们一些有益的精神食粮。

我感谢世界儒学大会秘书处和孔子研究院给我编选文集的机遇，也对段海宝博士为我拟定篇目、辑选论文、整理成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谢意。文集所收“儒学篇”“道家道教篇”“民族宗教篇”“宗教理论篇”“综论篇”中的文章，基本上涵盖了我的主要学术领域和主要论点，当然不能周全。由于前后时间跨度较大，表述上不免有些差异，此次除文字校订外不做修改，以保持原貌，这样可以留下历史的足迹，供读者评析。

牟钟鉴

2014年12月于北京耕耘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