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脚下: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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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主义

说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中国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最初竟然与一个哲学命题有关,那就是: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

这个命题表面上很深奥,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对40多年前的中国来说,这又是一个很现实的实践问题。

1976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四人帮”被粉碎,持续10年的政治动乱宣告结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国的发展整整耽误了10年。而同时期,世界经济发展很快,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充分利用这种机遇,在短时间内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

1978年,一位日本记者访问重庆炼钢厂。他看到有两台清朝末年从英国引进的蒸汽式轧钢机,竟然还在使用。这位日本记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以为标签的年代写错了。

如果说这些还是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当时人们一个最朴素的愿望就是,发展生产,解决温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却很难实现。原因并不在于客观条件不具备,而是人们的主观思想受着禁锢和束缚。“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是,告别过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巨轮在惯性驱使下继续在过去的轨道上运行着。

此时,一位老革命家坐不住了,他就是邓小平。为了打破人们的思想束缚,他“放了一炮”、点了“三把火”。

“放了一炮”是邓小平自己的说法。这“一炮”是邓小平在复出前后放的,目标指向“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那个年代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影响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名字叫《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后来被称为“两个凡是”。很显然,按照“两个凡是”,就不能纠正过去的错误政策,就不能开辟一条新路。

就在“两个凡是”提出的当月,还没复出的邓小平在同王震将军谈话时,明确对“两个凡是”的提法表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两个月后,邓小平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鲜明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时又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复出前后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表态和讲话,旗帜鲜明,主题集中,无疑是“放了一炮”。这位老政治家,虽然三起三落,可依然立场坚定,目光敏锐,并没有失去政治勇气。明眼人从这“一炮”中,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这“一记重炮”振聋发聩,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历史脚步徘徊不前的症结所在,促使人们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深入思考中国的实际问题:“两个凡是”究竟对不对?判断检验理论、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由此,拉开了一场思想大解放的序幕。

点了“三把火”也是邓小平自己的说法。这“三把火”,分别是在广州、成都和东北点燃的。

1977年11月,邓小平到广州视察。途中,他听说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广东省的有些地方规定,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这类事情在今天听起来简直是个笑话,但在当时却是普遍存在的现实。这引起了邓小平的深思。

由此,邓小平对农村政策和外贸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要恢复过去多年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政策,强调实行按劳分配。当时,广东一些老百姓“逃港”现象比较严重,邓小平提出,广东要利用紧邻港澳优势,搞出口基地,把生产生活搞好了,才能解决老百姓“逃港”问题。

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荒唐做法,对邓小平刺激很大。两个多月后,他在成都视察时再次提到这个事例。

当时,四川一些农村采取“文化大革命”前“包产到组”的做法,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遭到来自上层的一些非议。

邓小平听到后提出,要清理一下现行政策。同时,他鼓励各地在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他的这番话,相当于肯定了四川的做法,使深感思想压力的四川省委领导如释重负,备受鼓舞。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就制定政策,在全国带头开展起农村改革的探索。

邓小平在广州和成都的这“两把火”,在局部地区点燃了改革开放的思想火花。然而就全国来说,思想上还有很多“禁区”,广大干部群众还有很多顾虑,不敢打破条条框框,害怕被扣帽子、遭批判。

时局的真正转变,期待着新的历史契机。

经过前“两把火”,邓小平也明白,单纯从具体经济政策入手来推动工作,已经行不通。各项工作最后都要靠人来执行,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

历史的契机终于来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并很快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但这场讨论却受到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人的压制。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态了。

5月30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他希望人们打破思想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

正当真理标准大讨论沸沸扬扬之际,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进行了五天的视察,点燃了“第三把火”。

在这次视察中,邓小平主要还是讲两大问题:一是思想路线;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在思想路线方面,邓小平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他号召人们要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要开动脑筋,不要当懒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问题上,邓小平除了对具体经济政策发表看法外,还对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那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优越性?

邓小平还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邓小平的这“第三把火”,集中谈思想解放、实事求是,集中谈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在干部群众中引起极大反响。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后来回忆说:小平同志的讲话,促进了我们思想的大解放,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有的不敢讲的问题,开始敢讲了。

惊涛骇浪之后是水到渠成。

这之后的故事,众所周知。邓小平这次东北之行三个月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从此,中国改革开放的闸门打开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也开始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