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化角逐的产物：神圣的萨拉米斯
（公元前480年）
一 水道里的浮尸
1
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在他的代表作《唐璜》中这样写道：“天明之际，国王统计麾下战士的数量，但到了日落时分，他们又去了哪里？”
这或许是命定的惨烈结局——这些英勇的战士因肺部大量积水，身体变得越来越沉重和麻木了，他们的大脑功能随着最后一点氧气的耗尽，绝望之情的蔓延也到此停止。
他们到底是去了天堂还是地狱？我们只能祈祷。
非常糟糕的死法！在咸涩的海水里许多战士拼命地用手臂扑打着海水，他们清晰的意识逐渐变得模糊……
此时，正值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漫洒在萨拉米斯（Salamis）湾的海面上。谁承想这样美丽的景象中竟有人类残酷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
黑夜过后是白天，但对他们而言，黄昏过后是永远的黑夜。
历史会铭记这一天：根据相关史料推断，这场战斗大约持续了8个小时，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80年9月20日到30日之间，最可能的日期是9月28日。此刻白昼将近，在萨拉米斯岛与希腊半岛之间长长的水道上的狭窄区域，著名的萨拉米斯海峡，许多薛西斯一世（Xerxes Ⅰ，约公元前519—前465年）的战士——他们当中大多数为奴仆——因不会游泳或遭杀戮而命丧大海，漂浮的尸体塞满了水道。
这片狭窄的海域就这样成为阴森恐怖的海上墓地，那里有埃及人、腓尼基人、小亚细亚人、波斯人……海风像往常那样随性吹动，他们的尸体在海水的冲刷下涌到了萨拉米斯岛和阿提卡（Attica）半岛的岸上。
或许是希腊人的夸大其词，又或许是他们因这次战役的完胜而骄傲，萨拉米斯这个名字俨然成为当时“西方崛起”的同义词。然而，它背后血腥的屠戮正渐渐地被世人遗忘！众所周知，许多人更多的是在这里欣赏海上曼妙的风景罢了。
比起之前的温泉关（Thermopyles）战役，斯巴达的勇士们在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作为惩罚和威慑，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的头颅被波斯人插在木桩上，萨拉米斯海战带给后人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温泉关之战。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萨拉米斯海战中的亡魂在临死前的恐惧已超过了“食人狂魔”狄俄尼索斯（Dionysus）带给活祭者的战栗。
这场大规模海战的特殊性在于，它发生在宽度不足1.6千米的萨拉米斯海峡。如果以一名战地记者的身份出现在海滩上，几乎可以将整个战场尽收眼底。1607艘战舰拥挤在萨拉米斯海峡，数以万计的波斯战士在“顷刻间”命丧黄泉，这样的景象恐怕是再无其二。
狂妄的薛西斯一世曾经率军血洗雅典，如此“荣耀与辉煌”：让所有人胆寒的“薛西斯式的愤怒”足以让他把自己的王后也看作奴隶一样——据说在一次酒后，薛西斯一世竟然命令王后走到那些醉汉面前赤身裸体展示自己的美丽身体，如若反对，他的愤怒就能让眼前这个高贵的女人命丧当场。
但在希腊的萨拉米斯岛，或者说艾加莱奥斯（Aegaleos）山巅，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报应来了——他只能空怀愤怒地看着自己的军队被海浪吞没。
这就是著名却又被人遗忘的萨拉米斯海战。
2
公元前480年，决定希腊生死存亡的一年。波斯人相信，只要能征服希腊―雅典，就一定能实现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公元前521—前486年）的宏图：这是波斯土地，阿胡拉赐给我，这是一块吉祥的土地，有好马，有好男人，承阿胡拉的恩典和个人品格，大流士王不怕任何敌人。
出人意料的结局是波斯人遭受了惨痛的失败，马拉松（Marathon）战役的惨败就是他们心中难以拂去的伤痛。根据古希腊作家颇为夸张的记载，这场发生在公元前490年的会战，波斯人遭受了耻辱性的惨败——波斯军队阵亡6400人，雅典仅阵亡192人。
愤怒的波斯人坚定地把这场失败看作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这一次，他们要在萨拉米斯做一个了结。
雅典人呢，他们会坐以待毙吗？当然不会！早在雅典人与邻近岛屿的埃伊纳（Aegina）人产生纠纷时，他们就已经有了某些准备。客观地说，在擅长航海的埃伊纳人面前，雅典人感受到一种无法战胜海洋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像中国古语里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样，他们因缺乏“利器”而惶恐万分。
于是，雅典人开始有意识地造船，造一种当时非常先进的三列桨战舰。耐人寻味的是，埃伊纳人居然无视来自邻岸的威胁，整日忙于将山形墙雕塑搬到他们的艾菲娅（Aphaia）神庙里去。
为了造出更多的三列桨战舰，雅典人采取开采银矿和私人募捐的形式筹集资金。其中，来自劳里昂（Laurion）银矿的收入占了绝大部分。之前，雅典人在海洋上的能力并不算强大，这一次的造舰计划将标志着雅典跻身于海洋强国的行列。
由于舰队需要大量的桨手、作战人员等，雅典在造船的同时也着手招募大量没有不动产、靠受雇而活的“城市流浪者”。实际上，他们可称作“自由的奴仆”。在战争期间，这些人就成为舰队的主要战士。
当时作为主力战舰的三列桨战舰，据说是古埃及人或腓尼基人发明的，因龙骨上架有大量木板而得名。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舰船被视为地中海上标准的主力战舰。
在海战中，三列桨战舰可以依靠人力划行提供动力，能完全做到不使用风帆。一般情况下，一艘三列桨战舰需要配备170人左右的桨手，他们3人为一组，每一组按照从下向上的垂直顺序排列，这是为了防止不同层的桨手的船桨相互碰撞而设置。每名桨手手执一根标准长度的船桨在海水里挥动着。另外，约有30人则拥挤在甲板上，他们当中有舵手、弓手、战士，这些人主要负责作战。
三列桨战舰的设计充分利用了力学原理，造船者将战舰的重量、速度与动力之间的比例把握得恰到好处，采用“鱼鳞式叠加”的造船方法让船龙骨的外板就像鱼鳞一样排布。船体的建造也是相当厉害，能用“平镶”的方式一块一块地将船体组建起来。就算到了今天，许多地区的人们依然采用这样的方式来造船，或者是通过榫卯结构来拼接船只。作为“海上战狼”的维京人驾驶的长船也是按照这样的结构去建造的。
如此精密的造船方法让三列桨战舰的航速惊人，即便有200人或者再多一些的人在船上面，也能在几十秒内加速到9节。速度上的优势再搭配灵巧的机动性，使得三列桨战舰的撒手锏青铜质分叉撞角能在极速航行中发挥出超强的威力——这是安装在船艏水线处的撞击性武器，可将当时任何类型的船只拦腰撞断。
三列桨战舰的作战效果在地中海地区久经考验。16世纪，威尼斯的造船工人试图仿造出三列桨战舰，结果让人不甚满意。到了现代，设计者试图通过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结合尽可能多的航海知识，依然无法完全掌握这种舰船的设计精髓。
当然，三列桨战舰也有自身的弱点。它属于轻型战舰，不能在深海中远航，会因负载沉重而产生结构上的脆弱。虽然能让200人或者再多一些的人搭载于舰船上，但是船员的生命安全几乎没有什么保障，唯一能保护船员的是最下层的桨手摇桨的窗口。
这个窗口距离战舰的水线较近，只有40厘米，设计者用一个皮质的护套加以密封，仅开一个小窗户来透气。也就是说，一旦三列桨战舰被敌方战舰的撞角撞击到侧面，整个船体的倾斜几乎是瞬间发生的事。同时，海水会从敞开的窗口无情地灌入，船和人都会被拖入海底——对于喜欢穿长袍的波斯人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长袍在海水的浸泡下会束缚人的逃脱行动。
如果当时负责摇桨的奴隶像16世纪海上作战时一样被铁锁链锁住，逃脱的可能性还有吗？答案让人绝望。古希腊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在其著作《波斯人》[1]中有这样的描述：“那些得到波斯人爱戴的人们，他们的尸体浸泡在咸涩的海水中，常因裹在长袍里而被拖到水下，或者毫无生气地被来回拖动。”
或许波斯人也想到过三列桨战舰的致命弱点，只是当时的他们或者说当时的人们未必能找到破解之法。当天气变得恶劣，行驶中的舰船就需要立刻寻找避风港，而最好的避风港是沙滩。相比较而言，从设计上克服三列桨战舰难以逃生的弊端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将这些精力和时间放在寻找、建设港口则是比较明智的选择。更何况，迫在眉睫的战事让波斯人的复仇之火早就难以抑制了。
这场战争的结局让波斯人再一次感受到屈辱。在征伐他国时，喜欢装载大理石的波斯人每夺取一地就要立上一块石碑作纪念。这一次，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出征前坚决如铁的胜利感就如出发前满心欢喜地装载上的大理石一样，最终竟是毫无立处的结局。
在随后5个世纪的时间里，雅典人凭借他们的阿提卡三列桨战舰始终保持着无比的荣耀。根据公元前4世纪的石刻史料记载，三列桨战舰多以城市名、地域名和女神的名字命名。阿提卡是一个伸入爱琴海的半岛，帕尔纳索斯（Parnassus）山脉将其与希腊大陆分隔开，向西连接科林斯（Corinth）地峡，雅典是它的首府。雅典人以“阿提卡”为战舰命名，其用意不言而喻。
三列桨战舰对雅典人来说是稀缺的。按照古代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说法，在希波战争之前，只有西西里（Sicilia）岛的僭主（指以发动政变或以其他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独裁者）和克基拉岛（Kerkyra）的居民才拥有三列桨战舰，在雅典和埃伊纳以及其他地方几乎是不存在三列桨战舰的。克基拉岛也叫科孚（Corfu）岛，意为众山峰的城市，外形像一把镰刀，是地中海的边缘海伊奥尼亚（Ionian）海中的第二大岛屿，与阿尔巴尼亚相望，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个岛屿成为外族入侵的重要目标。
同时，雅典没有一个建设良好的港口，而埃伊纳岛具有这样的优势：四面环海。埃伊纳人利用他们的舰船不断骚扰阿提卡沿海的村镇，攻击沿海的雅典船只。而当时雅典人的船属于长船型，并且只能算是一种原始而简陋的船只——30名桨手或者50名桨手的驱动力是无法与三列桨战舰170名桨手所带来的驱动力相比的。这意味着，即便雅典人能在短时间打败埃伊纳人，获得他们优良的港口，在一定时期里也不会让海军的实力有实质性的提升。
很快，雅典执政官塞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就开始宣扬建造这种战舰的必要性，他敦促雅典人必须尽快建造出三列桨战舰用于海上作战。劳里昂银矿的矿工在某次工作中意外发现了一条新矿脉，这位有见地的执政官显得非常高兴，因为建造海军舰队的军费终于有了保障。
有了劳里昂银矿提供的充足的财富作为支撑，雅典人就能建造大量的三列桨战舰了。都城雅典是最大的造船基地，古希腊诗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他的喜剧作品《鸟》中曾以一只戴胜鸟询问雅典旅人从何而来的方式写道：“从哪里来？从光荣的舰队诞生之地来。”这足以说明雅典人热衷于造船、组建舰队了。
在塞米斯托克利斯未曾告诫雅典人之前，他们是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的。这主要缘于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中取得了让人骄傲的胜利。
来自波斯帝国的威胁虽然暂时解除，但并不意味着威胁不存在。具有危机意识的塞米斯托克利斯强烈地感受到薛西斯一世的愤怒之火此刻已熊熊燃烧。马拉松战役不是希波战争的结束，而是更加严峻的、长期的战争的开端。只有大力发展海军，获得海上控制权，才能彻底拯救自己的国家。为了让更多的雅典人树立起危机意识，他采取极力鼓吹“埃伊纳人威胁论”的方式，并强调要利用对埃伊纳人的战争经验，着力打造一支强大海军更能让希腊长治久安的必要性。
公元前487年，与埃伊纳人的战争胜利后，作为民主派重要代表人物的塞米斯托克利斯趁机说服了雅典公民大会支持“用劳里昂银矿收益建造三列桨战舰100余艘”的计划。这样，雅典的战舰至少能到200艘，如果能完全实现，雅典就能跃升为当时的海上强国。另外，在波斯人再次入侵前夕，他还积极促成反波斯侵略同盟的建立，亲自在科林斯多次主持召开“泛希腊会议”，讨论战或不战的利与弊……
这样看来，希腊或许能躲过一劫！
3
雅典征集和招募的海上人员大多是自由人，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擅长航海。三列桨战舰的主要动力是依靠桨手的划动而产生，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划桨，训练合格的桨手迫在眉睫。
根据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2]的分析，一艘三列桨战舰大约能承载200人，其中桨手就占了170人，分三层坐在船的两侧。在船上还有14名重步兵、4名弓箭手，外加主舵手、副舵手、笛手、木匠、桨手指挥等战舰管理人。
舰长的人选采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显然，这样的方式是不明智的，舰长也有可能不精通航海。解决办法是配备一名精通航海的“Kybe-rnet”，即类似大副的人。
桨手的体能、彼此间的协调操作成为在海战中制胜的关键因素之一。170名桨手分布在舰船的三层舱室，上层62名，中层54名，下层54名，由笛手指挥他们划桨的节奏。
吹笛的节奏非常重要！桨手在节奏的引导下做到划桨的节奏、桨入水的深度和间距一致。这样的方式可产生巨大的驱动力，让驱动力与船体形状达到完美结合。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划动，都需要高度一致的配合，才能在加速的情况下，利用撞角撞击敌船时将撞击力发挥到极致。
在很长时期的海战中，三列桨战舰都以主力战舰出现，战术的发挥也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实践空间。战舰自身的高速航行让它成为一件破坏敌船的利器——早期设计的撞角主要用于近距离作战，随着作战范围的扩大，海上作战经验的不断积累，人们发现，如果能让撞角从侧面撞翻敌船或者折断其船桨，就能使敌船失去继续活动的能力，这对接下来的近距离作战是很有帮助的。
为了更加有效地破坏敌方的战舰，希腊时代的撞角大多增设了3个锤刺，目的是折断船桨。在高速的航行中通过侧面冲撞敌船，在不发生偏离的前提下完全能做到穿透船身，从而让涌入的海水加速敌船的侧翻，甚至是沉没。
在战术的使用上主要有两种：一是diékplous，即纵穿；二是períplous，即迂回。纵穿战术是利用阵型，以强大的冲击力穿透敌军战线，一旦成功，可以进行从船艉方向冲撞敌船、折断其船桨的作战方式。迂回战术也需组成阵型，其不同之处在于从侧面进攻，实施的前提是采用大量的战船迂回到敌方战线侧翼，只有这样的进攻才是有效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采用哪种战术，一旦成功实施了冲撞，必须尽快后撤，以便快速脱离与敌船的接触，将伤己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我们可从《波斯人》中的一段描述得到证实：“幸存的船舶都转舵向后，试图划到安全的地方。然而，这些幸存者仿佛是被网住的金枪鱼一样，被敌舰使用破损的船桨和遇难船只的漂浮物不断撞击着。尖叫和啜泣的声音始终在外海上回荡，直到夜幕降临……”
上述两种战术，尤其是对侧翼形成的巨大威胁使得作战双方都必须小心翼翼。譬如在海岸附近作战如何利用海岸的走向、水深来保护侧翼是指挥官必备的能力。侧翼一旦被袭击，是极有可能对战斗的胜负起到关键作用的。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波斯人将大量战舰开进了狭窄的浅水域。很快，希腊舰船就冲进阵线了，他们利用坚硬的撞角施行突破战术。在撞角的猛烈撞击下，波斯舰队很快陷入混乱。当成功而有效地实施撞击后，希腊舰队的桨手在各自的位置上有条不紊地划动着，他们让舰船在水中快速后退。当他们发现可发动进攻时，会毫不犹豫地再次施行撞击。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就此断定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波斯人的失败仅仅是因为战术运用上的错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太多，天时、地利、人和都是重要因素。但就其结果来看，不管是纵穿战术还是迂回战术的成功运用，对波斯人的伤害都是巨大的。
勒班陀（Lepanto）海战死亡人数在4万～5万之间，这是非常恐怖的数字。而萨拉米斯海战的死亡人数也在4万以上，相比波斯人的惨重伤亡，希腊人仅损失了40艘三列桨战舰，我们可以据此推算40艘战舰上的人数大约为8000人。根据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说法，只有少数希腊人因溺水而死，大多数落水者都能游过海峡安全上岸。
在火药还没有出现的时代，在短短几小时的时间里，这场海战能让数以万计的人失去生命，实在是让人战栗不已。在希腊人看来，淹死是最为可怕的方式——死者的灵魂将找不到身体，从而无法安息，无法进入冥界，成为在外游荡的孤魂野鬼。在萨拉米斯海战结束大约80年后（公元前406年），在阿吉纽西（Arginusae）战役中，虽然希腊的指挥官们成功击败了伯罗奔尼撒舰队，但是作为有很高权力的雅典公民大会依然决定处死一些指挥官，其原因就是他们没能救起落水的士兵。
波斯人，或者说薛西斯一世的将士们，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的名字会被后世记得呢？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很难统计了。不过，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有一个波斯人或许是“幸运的”，他就是薛西斯一世的兄弟、海军四大将领之一的阿里阿比格涅斯（Ariabignes），他在海战中死得颇为壮烈，与座舰一起沉入大海。而根据有些资料的说法，死亡的波斯陆海军将领有3位，他们分别是——
千夫长达达西斯（Dadaces），在跳下军舰时被长矛刺死；
万夫长阿尔縢巴斯（Artembares），因撞上了塞伦尼亚（Silenia）礁石林立的海岸而死；
特纳贡（Tenagon），巴克特里亚（Bactrians）贵族，他的尸体随着波浪，在阿贾克斯（Ajax）岛旁的海水里载沉载浮。
这是记载有名字的，那些未被记载名字的亡命者不计其数，《波斯人》中曾这样记载：“海面被战舰和人体的碎片覆盖塞满，不复得见。海滩上、礁岩间，遍布着我方勇士的遗体。”
许多波斯将士就这样命丧大海，萨拉米斯是他们心中抹不去的痛。
4
萨拉米斯海战时期的波斯帝国十分强大。
薛西斯一世的治国、拓疆能力毋庸置疑，虽然他本人颇受争议。用庞然大物来形容波斯帝国是恰当的：拥有259万平方千米的疆域面积，以及将近7000万的人口。可以说，这在当时的世界中名列第一。这样强大的霸权国家与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希腊相比就是天壤之别了。当时，希腊的人口数量不足200万，居住地区的面积也只有13万平方千米。
但是，别忘了那时的波斯是年轻的，相比希腊文明，在距离帝国建立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做到充满活力并处在力量的巅峰，波斯人有种发自内心的骄傲。
帝国的强大得力于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约公元前600—前529年）的丰厚遗产。这位波斯帝国的创建者用大约30年的时间（公元前558—前529年）将地处偏僻的小国拓展成为一个较为强大的世界级政权。
亚述人在公元前9世纪就曾记载，波斯人源于帕尔苏阿部落。那时，亚述人与波斯人发生过部落战争，他们将波斯称作“Parsuash”，即帕尔苏阿什，意为“边界、边陲”，其地理位置大约在今天伊朗的法尔斯（Fārs）地区。最初，居鲁士大帝是一个不起眼的从属君主，在打败米底、吕底亚、巴比伦三大帝国后声名大噪；到了他的统治后期，疆土再一次得到拓展，涵盖了亚细亚大多数民族所在区域：东至印度河畔，西抵爱琴海边，南达波斯湾，北及里海与咸海。被史学家认为是仁政天下的居鲁士大帝死于暴力，传说中他被马萨格泰（Massagetae）女王托米丽司（Tomyris）割下头颅。当时，愤怒的女王对着他的头颅说了一句让人不寒而栗的话：“我在战斗中打败了你，可你用奸计将我的儿子杀死了，那这场仗毋宁说是我败了。现在我便实现自己的话，让你饮血饮个痛快吧。”说完，她把居鲁士大帝的头颅放到装满人血的革囊中。
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公元前530年，居鲁士大帝入侵马萨格泰，杀死托米丽司的儿子斯帕伽皮西斯（Spargapises）。从那一刻开始，她就对着太阳发誓一定要报此血仇。
美丽又残忍的女王终于报了居鲁士大帝杀子之仇，德国画家亚历山大·齐克（Alexander Zick）以此为题材绘制了名画《托米丽司将死去的居鲁士的头装入血罐之中》（Tomyris Plunges the Head of the Dead Cyrus Into a Vessel of Blood），同一题材的画作还有好几幅。
居鲁士大帝之死延缓了波斯征服中东的进程，但他的后代没让波斯人失望，在励精图治后纵横疆场。公元前522—前486年是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那时的波斯帝国已经相对稳定了，以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朝统治帝国的波斯人监管着20个总督治下的复杂行省，波斯帝国的总督们通过行使他们手中的征税权力，为帝国战争提供重要的财物支持。
这个王朝强大的整合资源能力让希腊人感到十足的惊讶——希腊人在小小的本土尚且不能很好地做到本民族力量的统一，波斯人却做到了。要知道，爱琴海中的希腊岛屿与小亚细亚大陆相距仅数十英里（1英里≈1.6千米））而已，两者在文明上也相互交融——从时间上看，这已长达几个世纪了，希腊人不可能接触不到波斯文明。
最好的解释就是波斯文明不同于希腊文明，两者之间仿佛有一堵彼此不愿意逾越的墙。在西方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波斯文明中重要的部分都与希腊文明截然相反，更不必说其他。譬如波斯人绝不是希腊人对外宣传所说的软弱和腐化。在过去，西方历史学家对波斯帝国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希罗多德、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柏拉图（Plato）、色诺芬（Xenophon）这些名家的资料和著作来分析判断，这难免会形成一种相对固化的倾向，即波斯帝国是受制于太监和后宫的妖魔政权，极其腐化、软弱。
如果波斯帝国就是这样的文明形式，又何以横扫诸国呢？这是值得商榷的。随着考古的发掘和发现，通过对波斯文献、碑刻的仔细检视和研究，现在已有了不一样的观点。按照过去西方历史学家的说法：城邦国家是属于希腊、罗马等所特有的一种国家形态，而在东方世界，国家形态不是城邦国家的形式，主要是以专制主义形式存在的。
波斯帝国，或者说阿契美尼德王朝就像奥斯曼（Ottoman）帝国、阿兹特克（Aztec）帝国一样，都属于一个庞大的两极化社会。以这种形态存在的国家要想管理好数以百万计甚至更多的臣民，恐怕只能通过君主专制、祭司精神控制以及将军武力强制压迫的制度来实现。
如果这样的观点是成立的，那萨拉米斯海战就是两种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碰撞，即一方是庞大而富有的集权帝国，另一方是弱小、贫穷、一盘散沙的城邦联盟。
事实上，波斯人的确有高效的帝国管理模式，而这种模式是受到东方文明影响的。东方文明既让权力高度集中，又能较好地做到有效管控——无论是税收制度还是其他行政机构的运行，都会对社会财富的积累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
爱琴海、东地中海在贸易中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对财富的获取方式要么像维京人那样进行无情掠夺，要么像葡萄牙、西班牙那样开辟航线，打通对外贸易的通道……在巨大的贸易财富诱惑下，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发动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远征希腊的战争。
他失败了，未能征服希腊！特别是马拉松战役的惨败使波斯人恨得咬牙切齿。薛西斯一世在继承父业后，于公元前480年对希腊再次进行规模空前的远征。现在，薛西斯一世的军队已经突破温泉关并占据了雅典。为了报复，薛西斯一世下令军队将雅典城洗劫一空。而希腊联军退守到雅典西南的萨拉米斯海湾。
一场海上决战一触即发！
5
狂傲的薛西斯一世对胜利有着绝对的把握，他觉得数倍于雅典的海军力量是足以摧毁一切的。不想，这次海战的结局竟是无法挽回的失败。随后，希腊联军转入反攻，迫使薛西斯一世退出雅典。临走前，他下令焚烧雅典城，著名的雅典神庙就这样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之前是洗劫，现在是焚烧，波斯人并不如雅典人说的女人般的怯懦，即便遭到了再次失败。反观当时的希腊，他们虽然在希波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却没有在反攻中伤及到波斯波利斯。
作为大流士一世为纪念阿契美尼德王朝历代君主而建造的都城，希腊人习惯将它称作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意为“波斯人的城市”；波斯则称它为塔赫特贾姆希德（Takht-e Jamshid），意思是“贾姆希德的王座”。这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第二个都城，位于今天伊朗扎格罗斯（Zagros）山区的盆地中。
众所周知，企图击溃一个国家意志的重要形式莫过于占领其都城，并施以暴力。波斯人的暴虐做法已刺痛了希腊人的神经，不知道信仰拜火教，视火为神灵的波斯人是否意识到当初他们的野蛮之举会在几十年后遭到惩罚？
果然，到了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前323年）时期，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军队远征波斯。
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亲自率军迎敌却惨遭失败，大流士三世仓皇逃回波斯本土后，母亲、妻儿却做了亚历山大大帝的俘虏。不久，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占领了波斯本土，进入到波斯波利斯。为报波斯人烧毁雅典神庙之仇，亚历山大大帝用当年“薛西斯式的愤怒”烧毁了波斯波利斯。大火烧了几个昼夜，这个象征着波斯帝国权威和强盛的石头城就这样在刺眼的火光中成为一堆残垣断壁。
我们不说“宿命论”，对于波斯波利斯的结局而言，我们只说希腊曾一度对波斯帝国产生了敬畏之心，他们害怕“薛西斯式的愤怒”，以致缺乏勇气，曾数度不敢与波斯海军一战，如果不是塞米斯托克利斯的一再坚持，这场关乎希腊命运的战争，其结局将是另一番景象。
让我们把视野放得更远一些，虽然一个世纪后的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率领下终于占领了那个暮气沉沉的波斯帝国，但是我们心中仍有一些疑问：亚历山大大帝下令烧毁波斯波利斯的勇气从何来，仅仅是报复吗？真的是曾经让人敬畏的波斯帝国的暴虐激发了他的怒火？
在萨拉米斯海战前夕，波斯海军的战舰遭受到了海上无常的风暴摧残，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薛西斯一世依然没有后退。反观希腊方面，就连联军统帅欧里比亚德斯（Eurybiades）也被波斯海军的表面强大所震慑了。再看他的应对计划也是消极的——放弃萨拉米斯，撤退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在连接希腊半岛的狭窄地段筑起一道墙进行防御。
雅典执政官塞米斯托克利斯坚决反对。他知道，如果大敌当前希腊人没有决战的勇气，这将是多么可怕。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录道，塞米斯托克利斯忧虑万分：难道雅典人就如此害怕波斯人吗？雅典人真的都了解波斯人吗？他不想看到将士们的消极而让国家沦陷，于是他威胁欧里比亚德斯说：“如果你们不这么做（指在萨拉米斯抵御波斯舰队），那么我们雅典人就会直接离开希腊，带上所有的财产和舰队，航向意大利的西里斯（Siris），那里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土地，而神谕也指示我们在那里建一块殖民地。”
两人争执不下。
这时，原先被雅典公民大会放逐荒岛的将领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 The Just）从流放地乘快船来到了萨拉米斯岛，同时也带来了海峡北面出口被封锁的坏消息。这个消息意味着波斯人已经切断了希腊的后路。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欧里比亚德斯才暂时同意在萨拉米斯与波斯海军决一死战。
由此看来，希腊人或多或少被波斯帝国强盛的外表遮蔽了。他们对波斯帝国的了解主要来自商旅、从东方进口来的奴隶、与伊奥尼亚同胞的内在联系、数以千计的为波斯官僚机构工作的希腊雇员，以及返回故乡的雇佣兵。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波斯国情的传播是夸大其词的，而这背后的心态则充斥着他们对波斯帝国治理国家能力的敬畏之心。
以伊奥尼亚的繁华为例，这是爱琴海东岸的伊奥尼亚人的居住地，相当于今天土耳其安纳托利亚（Anatolia）西南的海岸地区。伊奥尼亚这个名字来自一个叫伊奥尼亚人的部落，这个部落原先很分散，他们在小亚细亚定居后就逐步形成了一个聚集体。如果没有一种共同的思想意识，或者说有某种统一的象征事物，伊奥尼亚人是不可能形成聚集体的。到了公元前546年，波斯人开始统治这里，伊奥尼亚也被纳入波斯帝国版图。在帝国的治理下，伊奥尼亚涌现出了像以弗所（Ephesus）、米利都（Miletus）、伊兹密尔（Izmir）这样繁华的城市。
为了让伊奥尼亚得到更好的发展，公元前7世纪中叶，由12个伊奥尼亚城邦组成的联盟——伊奥尼亚联盟成立了，成员主要包括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弗所、勒比都（Lebedus）、忒欧斯（Teos）、克拉佐美纳伊（Clazomenae）、福西亚（Phocaea）、科洛封（Colophon）等；第二部分是米利都、美乌斯（Myus）和普里耶涅（Priene），以及所有卡里亚地区说相同方言的城邦；第三部分是拥有同一方言的希俄斯（Chios）岛和埃里特莱亚（Erythrae）；第四部分是拥有自己方言的萨摩斯（Samos）岛。
伊奥尼亚联盟成立后，这些城市依靠繁荣的海上贸易变得非常富裕，对波斯帝国的强盛起到了推动作用。当时的希腊对此有何反应呢？他们只是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成功管理感到无比敬畏而已，并没有深入去了解这个帝国的内在属性。除了少数人，除了像塞米斯托克利斯这样有见地的人。然而，他的结局太让人感慨了：萨拉米斯海战胜利后，作为功臣的塞米斯托克利斯竟被雅典公民大会用“陶片放逐法”判以流放。就这样，塞米斯托克利斯被流放到阿尔戈斯（Argos）。“陶片放逐法”是希腊城邦一项独特而且臭名卓著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该制度允许召集公民大会对城邦的某位成员进行放逐表决：市政广场中央用木板围出一个一个圆形场地，并留出10个入口，与雅典的10个部落相对应，以便同一部落的公民从同一入口进场。投票者在被充当选票的陶罐碎片较为平坦处，刻上他认为应该被放逐者的名字，投入本部落的投票箱。如果选票总数未达到6000，此次投票即宣告无效；如果超过6000，再按票上的名字将票分类，得票最多的人士即为当年放逐的人选，放逐期限为10年（一说为5年，但都可以为城邦的需要而随时被召回）。
该制度的设立初衷是为了威慑想做僭主的政治家，但很快就演变成了“多数人暴政”恐怖统治的起源。后来，该制度也通用于那些因个人名望影响到城邦的人士。心灰意冷的塞米斯托克利斯最终在谣言的逼迫下投靠了敌国波斯，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最终沦为雅典人心中的叛徒。
如果塞米斯托克利斯身在波斯，结局不会是这样。他绝不会被公民以投票的形式通过“陶片放逐法”被制裁。但是，他身在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几乎所有政治领袖的产生都来源于抽签、选举，他们在上任之前要经由一个被选出的委员会进行审查监督。任何一个执政官都不会声称自己具有神圣的地位。那些自诩“民主”“自由”的暴民，始终对那似有似无的僭主，怀着一份警觉。
希腊城邦由于其地贫人稀的先天缺陷，尽管同样实施着野蛮而且残酷的奴隶制，但基于保障人力资源的初衷，仍对奴仆的基本人身安全进行了一定的保护。即便是私人拥有的奴隶和仆人，其主人在希腊城邦中亦不能随意折磨或将其杀死。而反观地大物博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法律高于任何地方的法律，任何条款的发布或修改取决于君主的个人判断。而参加希波战争的大多数波斯人，其在法律意义上只是“班达卡”（奴隶），或者说是薛西斯一世的“活的财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