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器线绘(增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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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良渚文化玉器——以反山、瑶山为例

方向明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由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发展而来,以环太湖流域三万六千多平方公里为主要分布范围,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良渚文明的中心位于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所在的良渚古城,是一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是国家起源的重要历史节点,被认为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

玉器是良渚文化的主要内涵,以琮、璧、钺为代表的良渚文化玉器以及玉器上的神像,是当时原始宗教信仰的反映,也是聚落等级和规模的体现,更是高等级中心聚落的标志。良渚玉器以透闪石软玉为主导,切割、钻取、打磨、微雕等各项琢玉工艺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西北的反山,是迄今为止最高等级的墓葬区,共出土玉器1100余件(组),被誉为“王陵”。良渚古城外东北的瑶山高等级墓地,出土玉器679件(组)。反山、瑶山出土玉器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代表。

一、良渚玉器的种类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丰富,主要有:琮、璧、钺,以及冠状器、三叉形器、成组半圆形器、(成组)锥形器、璜、串饰、镯、带钩、(成组)柱形器、各类牌饰、各类端饰等。

琮,良渚玉器的重中之重。反山M12∶98 大琮[1],可能原先枕于墓主头下,是迄今为止雕琢最精美、品质最佳、体量最大的良渚玉琮,通高8.9厘米,上射径17.1~17.6厘米,下射径16.5~17.5厘米,重达6.5千克,堪称“琮王”。

璧,源自于小璧环。良渚标准形态的璧,可以反山M20∶186璧为代表,外径18厘米,厚约1厘米,孔径5厘米,外径与孔径之比为3.6∶1,是良渚文化玉璧的黄金分割比例。反山是迄今出土璧数量最多的墓地,达130件,其中M23出土54件、M20出土43件。除了少量璧加工圆整、打磨精细,墓室内成堆叠放的璧加工粗糙,考古学家认为可能同样形状的璧包含的礼仪意义有别,或具有财富的象征意义。

玉钺,是高等级墓地中男性权贵的随葬品,一般每墓一件。迄今为止,组装有玉瑁、玉镦的高级玉钺仅发现于良渚遗址群,以及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苏州草鞋山和常州武进寺墩等极少数的高等级聚落中。反山发掘,首次在野外复原了完整的玉钺组合(玉钺杖),包括玉钺本体、瑁、镦以及已经朽烂的柲(音必,指兵器的柄),一些柲体不但髹漆,还镶嵌玉粒。瑶山M7玉钺杖出土时保存原貌,通长80厘米。反山M12∶100-1 玉钺,长17.9厘米,刃宽16.8厘米,是唯一一件两面均雕琢神像和鸟纹的大玉钺,堪称“钺王”。

除了琮、璧、钺以及各类权杖的组装玉端饰,成组头饰的组合是良渚文化权贵墓葬随葬玉器的重要内容,也是良渚文化玉器中非常独特的一类器物。成组头饰主要有:4件一组的半圆形器,以3、5、7、9、11 奇数件为一组的锥形器、作为梳背的冠状器、中叉组装玉管的三叉形器等。

三叉形器是男性权贵的冠饰,以良渚遗址群和临平遗址群数量最为丰富,在桐乡-海宁地区渐渐递减,不见于苏南沪地区,地域分布特征鲜明。三叉形器中叉上方往往有玉管与之组装,中叉下方的簪状插件朽烂不存。

作为梳背的冠状器,与神像上的神人所戴羽冠外形一致。1999年浙江海盐周家浜M30首次发现冠状器完整地镶嵌在象牙梳上,因此又将其称之为“玉梳背”。冠状器在良渚文化显贵墓葬中多有发现,每墓一件,无男女性别之分,早期冠状器顶部还往往雕琢为半圆形。

作为冠饰的成组锥形器数量多为奇数,少者3件,多者如瑶山M10,达11件,仅发现于男性权贵墓葬。成组锥形器中的1件往往较长,或雕琢琮式纹样,出土时锥尖朝上,应卯销在有机质载体上作为冠饰。

图1 反山M12: 98 玉琮上的神人兽面像

璜作为颈项串饰,是女性权贵的重要玉器,以半璧状形态为主。良渚文化中期之后,随着男性威权的迅速崛起,象征女性权贵身份和地位的璜就渐渐阙如了。

此外,还有置放在棺盖上的成组柱形器、棺端的带盖柱形器,作为穿缀件的管珠串、隧孔珠、隧孔牌饰、动物形缀件,作为权杖组装件的各类玉端饰,作为镶嵌件的嵌玉漆杯、嵌玉漆觚、太阳形嵌玉漆器,以及作为工具玉礼器化的玉纺织具、玉刀、玉匕、玉匙等,它们共同构成了良渚文化玉器的内容。

二、神像:良渚玉器的灵魂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丰富,形制多样,其背后的主宰是神像,神像包括复合的神人兽面像和独立的兽面像。反山M12首次出土了完整的神人兽面像,M12∶98 大琮,四面直槽上通过减地浅浮雕结合阴线刻画的方式雕琢了上下两幅共8幅神人兽面像,神像大小仅3厘米×4厘米,堪称微雕。反山M12也是迄今为止出土玉器神像数量最多、雕工最精美的大墓,有9件(组)器物雕琢了共计30幅神像。

反山M12∶98 神像由神人和神兽复合组成,神人的脸和冠帽、神兽的大眼和鼻嘴部位做减地浅浮雕,神人上肢和神兽下肢阴线刻画(图1)

神人脸面作倒梯形,显然是一幅假脸或者面具。重圈为眼,眼角两侧有尖角形刻画,这个眼睛形象与曾流行于崧泽文化晚期陶器上的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完全一致。宽鼻,内卷弧线勾画鼻翼。阔嘴,内以横长线再加直短线分割来表示牙齿。神人佩戴“介”字形冠帽,外层是顶部为尖突的“介”字形冠,宽大的接近双臂平展的宽度。内层为帽,填刻螺旋线。冠帽上刻画放射状羽线。神人耸肩,平臂弯肘,五指平张位于兽面大眼斜上侧。

图2 神像和琮节面框形适合纹样的取舍

神兽重圈大眼,大眼的斜上部位刻画小尖喙样的三角,这也是崧泽文化陶器上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的式样,大眼的斜上部位为月牙形的耳朵。神兽有阔鼻,填刻螺旋线;阔嘴,两侧外伸两对獠牙;下肢做蹲踞状,鸟形爪。

完整神像的发现解决了琮节面折角方框内图案的原型问题,发现原来琮节面的图案就是神像。神像的影子无处不在,冠状器的造型就是神像的“介”字形冠帽,如果把玉钺上的组装件瑁对折展开,也是神像的帽子。几乎所有的良渚文化玉器中都有神像的影子,神像完全主宰了良渚文化玉器,良渚玉琮自始至终都与神像图案密切相关,神像就是它的灵魂(图2)

三、神像内涵的推测

神像的“介”字形冠帽形式,在早于良渚文化2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中就有发现,与龟背甲的横截面颇为接近,是“天”的象征。

一些研究者推测神兽的原型可能是虎、蛙、鳄鱼、猪等等,实际上神兽的造型是某种或多种动物形象的抽象,糅合了观念意识,是一种“观念动物”。“眼睛就是一切”,神兽的大眼几乎占据了神兽像面积的三分之一,是释读神兽含义的钥匙。神兽大眼与崧泽文化陶器上的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完全一致,后者的纹样以圆为中心,两侧弧边三角的凹弧边与中心的圆保持同一弧度,凸显了圆,寓意“太阳”(图3)

图3 神兽大眼的结构: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

“介”字形冠象征“天”,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的神兽大眼寓意着“太阳”,神人的眼睛也是这一纹样的变体,神人和神兽一开始就有内在的关联性。主宰良渚玉器的神像就是当时的“太阳神”。

良渚文化早期,还有一类源自崧泽文化晚期玉龙的“龙首纹”玉器,龙首纹和神兽像,两者的结构和元素关系密切,又此长彼消,神兽像融合了龙首纹元素(图4)

鸟是唯一可以在天上飞翔的灵禽,神像有时需要鸟纹的辅佐或渲染,来表现飞翔或在天上的状态。瑶山M2:1 冠状梳背神像的两侧对称雕琢鸟纹,反山M12:98 琮节面兽面大眼的两侧也对称雕琢鸟纹。早在河姆渡文化美术品中,鸟就已经成为了重圈太阳的载体。良渚文化玉器中鸟纹的身体与神像的兽面大眼完全一致,说明彼此在图像表达上的密切内在联系(图5)

良渚文化中心的良渚古城和所在的良渚遗址群,是神像“图范”的创造地和规范地。迄今为止,玉龙—龙首纹玉器—龙首图案玉器、完整的神像主要集中出土于良渚遗址群,以反山、瑶山为代表的刻纹玉器,图像的构成虽有繁缛简约之分,但基本的构成和元素始终不变,是当时的“标准像”。

图4 瑶山M1∶30 环镯上的龙首纹

神像在广袤的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分布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近一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神像一直贯穿了良渚文化的始终。良渚文化晚期,神像的线条变得呆板,神兽大眼的外廓也变得生硬。随着那类受沁为鸡骨白、象牙白的质地纯净的黄白色玉器资源的匮乏,取而代之的夹杂质较多的玉石,不适合精雕细琢,以往可以在1毫米之内刻5条细线的微雕工艺,变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在良渚古城的良渚文化晚期城壕堆积中,陶器上居然也有神圣的神像摹刻,完全丧失了早先神像的神圣和威严。

图5 瑶山M2∶1 冠状器的神兽大眼和鸟纹

图6 吴大澂《古玉图考》中龙纹佩线绘图

距今4300年前后,内忧外患,加之汤汤洪水,良渚文明终于降下了帷幕,良渚玉器、良渚玉文化的元素融入到滚滚向前的中华玉文化之中,琮、璧、钺成为夏商周三代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线绘:看清良渚玉器的慧眼

考古学是一门通过野外考古发掘和室内整理研究来探究和复原古代历史的学科,文字、测绘、摄影以及三维全息扫描等新技术是考古发掘和整理过程中的主要记录手段,以线绘和拓本来体现器物的外形和结构是考古学的传统记录手段。

早在清光绪十五年(1889),吴大澂《古玉图考》中就有玉器的精准线图,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蘋先生专文提到,由吴大澂的族弟吴大桢描线勾勒,多为原大,第191 页的“龙纹佩”现藏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绘图传真性高,尺寸准确(图6)。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考古图》中也有类似焦点透视的线绘图。实际上,利用线条对器物及其他实体进行描述(刻画),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非常娴熟,陶器、石器、各类动物、干栏式建筑等等都曾被刻画,良渚玉器的神像其实也是线绘,各类玉器的造型,尤其是复杂外廓的造型,势必有一个线绘的设计。

图7 以瑶山M7:29 权杖镦的考古绘图为例

图8 良渚玉器考古绘图的底图:良渚汇观山M4 冠状器和三叉形器

考古线绘,是通过直角坐标正投影的方式,客观地对器物的外形和结构进行记录和描述,由反映器物外廓的正投影和体现器物结构的剖面组成(图7)

考古绘图与文字、摄影、拓本共同成为器物记录的必要手段(图8)

笔者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及考古绘图工作,负责了反山、瑶山所有玉器的测绘,承蒙浙江古籍出版社厚爱,选编了两地主要出土玉器的线绘,并辅之简约文字解读,以期更多人能了解良渚的文明及其玉器的精湛工艺和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之美。

2018 年1 月26 日

[1] “M12:98”是考古学对于出土器物的编号,即第12号墓的第98号器物,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