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74.乔公首访
【在异世界生活了许久，我才发现：宇宙的尽头是编制.jpeg
编制意味着稳定的收入、国家的长期支持，这对于科研来说异常重要。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在新兴学科领域开疆拓土的人来说，这反而不一定是好事。
——夏希羽，1981.2】
1月5日上午七点五十五分，沈涵曦收到了“老林”的电话通知。
“最晚半小时内，乔公就要到你们希羽组那边去了。你们做好准备。”
“没问题。希羽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只要不让他跑步就没问题。”
“那就太好了。乔公应该也会很高兴。我们半小时后再见。”
电话挂断以后，沈涵曦说明了情况：“老林打来的。乔公半小时到。幸好我们早就打扫完毕了，该收起来的也都收起来了。一刻钟后你们俩出门迎接，我带希羽出来。”
“没问题。”
就在这时，夏希羽忽然大吼道：“不要，千万不要，我一定要亲自见到‘钢铁公司’！”
随着夏希羽的大吼，众女不得不允许夏希羽亲自出门迎接——但必须由沈涵曦带着出门。
上午七点五十七分，浦江，某招待所门口。
乔公专家团的车从不远处缓缓开来，就在此时，“老林”从乔公住的房间走了出来。
见“老林”缓步走到自己身边，乔公一脸关切地问道：“‘老林’，小夏同志的身体怎么样了？”
“小沈助理的原话是‘恢复的差不多了，只要不让他跑步就没问题’。”
乔公只是缓缓点头：“那就好。一个要长期搞数学研究的年轻人，身体总不能比我这个快八十岁的老同志来的差嘛……话说那位小沈同志倒是任劳任怨……她还是个外国留学生呢。”
“老林”也跟着点头，在乔公和自己上车后，说起了具体情况：“嗯，她和另一位希羽组的员工，也就是法学专业出身的司璇，都是星港的爱国华裔。那一批星港人都是我在您的示意下审批通过的。
“虽然两边还没建交，但民间交流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受到阻挠。更不要说星港这样发达的地方会有留学生到我们这里来学习理工科，或者是到我们国家找一个我们国家的大学生完成不了的工作这两种几乎完全不可能的事。”
“这样的外国优秀年轻人在未来恐怕会相当不少。对了，小沈助理和小司的工资是多少？”
“老林”在简单回忆了之后，立刻给出答复：“根据我得到的二十多份报告，因为他本人的经济情况暂时并不乐观，所以她们俩只是魏思瑜——一位来自杭城的速记员与英语口译员工资的三倍而已，但她们完全不介意，甚至希望能降低到同等水平。”
“应该再高点的，尤其是小沈那样任劳任怨的科研秘书，三十倍都没什么，小夏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啊……”
对乔公的意见，“老林”难得地给出了否定答复：“报告上的情况显示，实际上并非如此。夏希羽在尽力地拉高她们的工资，但是，夏希羽自己本人的收入相当有限，多数情况下每周的收入都是夏希羽本人最低，这一点我之前和您说过。另外还有夏希羽为维持稳定，暂时先不对现有的收入制度做过多变动的原因。”
“小林，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他的全部大额收入全部拿去买设备了，剩下的全是稿费，发工资和各种福利的主要是后者。剩下的没多少，也就勉强保持他本人的营养均衡以及必需的其他日常社交需求。”
“老林”点头，随后带着十分赞许的语气说道：“对，而且每一笔收入都是透明的，只是有的公开，有的不公开而已。按照您的精神，我国的出版刊物稿酬制度已经在修改了，预计两个月之内能给出新版。”
“那就好，务必提高文化工作者的合理收入，不论他们是全职的还是兼职的，必须一视同仁——李老都承认了‘老九不能走’。不过，我之前说过，稿酬是一种手段，但不是目的，我希望他们能记住这一点。”
“是，乔公。”
“……”
两人聊了一小会之后，乔办专家团的车队来到了夏希羽家门口。
此时，等待了好几分钟的沈涵曦、司璇、魏思瑜，以及被沈涵曦特别请来的汪星悦、已经可以看见正在下车的乔公。
就在此时，夏希羽也缓步走出大门，走上前和乔公亲切地握手、交谈。
此后，现场众人在一楼大厅开始了闭门会谈——夏希羽、沈涵曦、乔公、“老林”四人坐在内圈，司璇、魏思瑜、刘晓涵、汪星悦坐在中圈，王礼、贺晓音、李超婷、沈钢围坐在外圈。
在此后两个半小时的闭门会谈之间，夏希羽和乔公在对夏希羽自己在1980年的全部成果后谈了大量与数学研究相关或不太相关的话题。
期间，讨论的发言主要以夏希羽、沈涵曦、乔公三人为主，发言频率从高到低排在他们之后的是：刘晓涵（涉及法语、文学、著作出版、版税等相关问题）、司璇+魏思瑜（首批进入希羽组的文职人员）、汪星悦（军队文工团转业后的福利待遇问题）、沈钢（青年科研工作者、高校教师的生产生活情况）。
超出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这场闭门会谈实际上原定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但被聊得高兴的乔公和夏希羽拖到了两个半小时——主要还是前者的决定。
在额外的时间里，乔公首先特别关注了夏希羽对中国现行科研制度以及对中科院的看法。
夏希羽则以“收到了来自多国领事馆的资料”为依据，简单介绍了自己对国外主要国家的有关情况的大致了解之后，又分别指出了包括“大学区制”、“大类招生”等重要概念、理论、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缺点。
其次，夏希羽还主动聊到了自己手中的二十万美元以及自己的对外筹款计划——在1981年初的中国，对多数科研机构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按照20万美元的极限购买力与50+亿的全国科研经费以及勉强以“亿美元”为单位计算的科研经费存量）
来自其他学者、政府机构、非盈利机构的无偿国际捐助，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即使是累计陪同乔公近十年之久的“老林”，也难以相信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随着来自外国的奖金和小说稿酬先后以现金方式由专人送到夏希羽本人手中，使夏希羽的手中有了二十万美元的外汇——不少国家级的生物、化学领域的科研院校和机构等相对烧钱的科研机构在经济条件最好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多的年度可用经费。
同样让他难以相信的，还有科研经费来源的单一——夏希羽毫不避讳地提到了他的预判中，为了社会稳定、给“过热”的民营经济“降温”而必然要进行的经济整肃，以及基于这些必然发生的事导致的合法收入降低，而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的三大计划：
“决策优化学科树”计划——加强对决策优化（多属性决策分析方法）领域的投入，以尽快实现产学研结合，因此需要工程学、社会学、经济学、运筹学方面的实践专家，或45周岁以下顶尖中青年研究者的联合研究计划；
“模糊魔毯”计划——通过与部分世界级科研机构的学术通信渠道，定期招收或以交换学者形式接收来自全世界范围内40岁以下、拥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数学、理论物理学、计算化学、统计学等领域的中青年科研工作者参与研究的计划；
“精选工程决策”计划——通过外交渠道，定期外派希羽组的研究人员到国际上的各类世界级工程建筑项目或社会治理项目中。
至于夏希羽对“连续集”理论的坚持，“老林”倒是不太惊讶——他见过不少这样的优秀科研工作者都有这样的想法。